从“青岩问道”到“全球信义” ——黄溍师徒的“节义”精神与义乌当代文化传承
<!----><style type="text/css">html{font-size:375%}</style><link href="https://pics-app.cnyw.net/static/publish/css/style.css?v=20240712" rel="stylesheet" position="1" data-qf-origin="/static/publish/css/style.css?v=20240712"><!-- 付费贴--> <div class="preview_article "> <!----> <p><strong>精神</strong><strong>地标</strong></p><p>义乌，因“世界小商品之都”名扬全球。然而，在“买全球、卖全球”的商贸盛景之下，流淌着一条千年不绝的文脉——“小邹鲁”的人文渊薮、“文献之邦”的学术积淀、“节义精神”的价值追求。2025年，义乌发布“有情有义 世界义乌”城市文化品牌，明确提出“节义、忠义、孝义、仁义、侠义、信义”的“六义”精神内核。这一文化自觉，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对千年文脉的深情回望与创造性转化。</p><p>黄溍、宋濂、王祎师徒三人是元末明初“婺学”的杰出代表，其“情深义重、道德文章、节义千秋”的精神品格，在义乌的文化谱系中占据着特殊而重要的位置。而连接这三人的精神地标，正是义乌南郊的青岩山。“青岩问道”四字，凝聚着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精神传承。“青岩”首先是一个物理空间——王祎（1322-1373）在青岩山下辟小屋为藏书、读书、著书之所。“青岩”更是一个精神符号：元末天下大乱，王祎选择隐居青岩著书八年，“待时而起”，其师黄溍（1277-1357）、其同门宋濂（1310-1381），皆在这一时期以不同方式坚守着儒者的道义与担当。“青岩问道”，正是师徒三人在乱世中“用行舍藏”、以道自任的精神写照——它不是逃避，而是蓄势；不是隐逸，而是更深沉的入世。黄溍为元代“儒林四杰”之一，以“清风高节，如冰壶玉尺，纤尘不污”著称于世；宋濂为明初“开国文臣之首”，以文章华国、以儒术经世；王祎以“才思之雄”与宋濂齐名，最终以招谕云南、抗节殉国的壮举，将“节义”二字刻入青史。三人既为同门师徒，又是文章知己，其精神血脉相承，构成了一条从“道统坚守”到“经世担当”再到“舍生取义”的完整精神链条。</p><p>义乌今日之“有情有义”，并非现代商业的偶然产物，而是一条从颜乌葬父、骆宾王檄文、宗泽抗金到黄溍、宋濂、王祎师门，再到中欧班列与全球贸易的精神长河。</p><p><strong>青岩问道</strong><strong> </strong><strong> </strong></p><p>“青岩问道”的物理载体，是王祎在青岩山下的居所。至正十五年（1355年），王祎为避战乱，从县城华川书舍迁居至县南十里青岩傅。青岩山脉从东阳两砚峰蜿蜒而来，环境清幽，王祎便在傅氏居旁“右偏盖一小屋”，正是在这里，他完成了体量浩大的《大事记续编》七十七卷，并撰写了文脉绵长的《青岩山居记》。</p><p>《青岩山居记》以主客问答的形式，描写了青岩山居的环境清幽与隐居之乐，但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不得已而隐居”的真实心境。王祎在文中表露了对“用行舍藏”之旨的深刻领悟——虽处江湖之远，却时刻跳动着经世济民之心，对建功立业抱有热切的希望。这正是“青岩问道”的第一重意蕴：蓄势待时。隐居不是终点，而是为了“待时而起”。</p><p>“青岩问道”的第二重意蕴，是师徒相承。王祎师从黄溍、柳贯，与宋濂同门。黄溍虽未隐居青岩，但其“清风高节”的人格精神，通过教诲传递给弟子；宋濂与王祎同门，虽未同住青岩，但二人书信往还、文章相期。王祎在青岩著书时，宋濂已出山辅佐朱元璋，二人一出一处，一显一隐，共同诠释着儒者在乱世中的不同选择——但无论选择何种路径，其精神底色都是“以道自任”。这种“出处虽异，心迹相同”的师门情谊，是“青岩问道”的精神内核。</p><p>“青岩问道”的第三重意蕴，是文脉赓续。数百年后，青岩山成为义乌教育的圣地。义乌中学于1927年在孔庙基础上成立，2002年新校搬迁至青岩山下；2020年，义乌市委市政府重建青岩书院，“有怀于先贤筚路蓝缕之功，有感于时下继往开来之任”。从王祎的“青岩山居”到今日的青岩书院，这片土地始终承载着义乌人对学问与道义的追求。“青岩问道”由此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人物，成为义乌“勤耕好学”精神的空间象征。</p><p>黄溍、宋濂、王祎师徒三人，在元末明初的乱世中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但“道”是贯穿三人的精神主线。</p><p>黄溍一生历经元朝由盛转衰，他选择的是“守道以终”。他的精神底色，深受其先祖黄中辅的影响。南宋秦桧当权时，黄中辅愤然题诗“快磨三尺剑，欲斩佞臣头”，险遭不测。这种“临难而持守”的家风，深深烙印在黄溍的精神世界中。任宁海县丞时，当地盐户仗势横行，黄溍力排众议，严惩不法者，面对“这伙人背后有人撑腰”的警告，他凛然答道：“官可以不当，百姓的事不能不管。”这种以民为本、不畏权贵的气节，使其成为元代官场中的一股清流。更为重要的是，黄溍作为一代儒宗，以传道授业为己任。其门人王祎、宋濂、傅藻、金涓等，皆有名于世。他打破了门户之见，倾囊相授，使“婺学”得以延续光大。可以说，黄溍的意义不仅在于其个人的道德文章，更在于他作为精神火种的传递者，将义乌“文章经世”的传统播撒到下一代。</p><p>宋濂一生经历元末明初的鼎革之变，他的选择是“行道于时”。元末，他拒绝征召，隐居龙门山著书十余年；及至朱元璋取婺州，他审时度势出山辅政，成为太子师和《元史》总裁官。这一选择，表面看似“改节”，实则体现了儒家“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通达智慧。宋濂的“节义”，体现在他以文章经世、以儒术济时的担当。朱元璋曾评价他与王祎：“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他主持修撰《元史》，“裁烦剔秽，力任笔削”，以史学家的严谨为新兴王朝确立合法性。他教导太子以仁义治国，在明初制度建设与文化重构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宋濂晚年的遭遇，更彰显了其精神品格。因长孙卷入胡惟庸案，他本被判死，赖马皇后力保免死，改判流放茂州，最终病逝于流放途中。他以毕生践行了“以忠贞立心，以节俭制行”的儒者之道，其“守正不阿”的精神贯穿始终。</p><p>王祎是三师徒中“节义”精神的最彻底体现者，他的选择最为壮烈，是“殉道以死”。朱元璋取婺州后，他被召用，与宋濂同为《元史》总裁官，书成擢翰林待制。洪武五年（1372），王祎奉命招谕云南梁王。面对元朝残余势力，他大义凛然，怒斥道：“天既讫汝元命，我朝实代之。汝爝火余烬，敢与日月争明邪！”脱脱欲屈之，他厉声：“且我与汝皆使也，岂为汝屈！”最终壮烈殉国，年仅五十二岁。王祎之死，是儒家“舍生取义”精神的最彻底诠释。他在生死关头的抉择，不是一时激愤，而是长期道德修养的必然结果。建文帝追赠其为翰林学士，谥“文节”；正统年间改谥“忠文”。从“文节”到“忠文”，谥号的变化折射出不同时代对“节义”精神的理解——前者强调其气节，后者突出其忠诚，而两者共同指向的，正是“以义为先”的核心价值。</p><p>三种选择，指向同一个“道”字。这正是“青岩问道”的深层意涵：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无论选择何种人生路径，“以义为先、以道自任”的精神内核始终如一。正如王祎在《华川巵辞》中所言，儒者的使命在于“立德、立言、立行、立功”——四者虽表现形式不同，但其精神源泉皆是“道义”。</p><p><strong> </strong><strong> </strong><strong> </strong><strong> </strong><strong>文献之邦</strong></p><p>义乌素有“小邹鲁”之称，意指其文教昌盛，可比肩孔孟之乡。这一美誉，源于义乌深厚的人文积淀。宋代以降，义乌学术更是繁盛一时。受吕祖谦婺学、陈亮事功学派、朱子理学等多重学术传统浸润，义乌涌现出徐侨、傅寅、喻侃、黄溍、宋濂、王祎、傅藻、金涓等一批文化名人，共同构成了义乌“文章”与“节义”双峰并峙的文化图谱，形成了“立朝而不苟、临难而持守、犯颜而真谏、伏处而坚贞”的独特品格。</p><p>徐侨（1160-1237），字崇甫，号毅斋。他从学于吕祖谦门人叶邽，后师事朱熹，是朱熹晚年高徒之一。徐侨的学术特色在于“体认真实”，强调“理”不是悬空的抽象概念，而是落实于日用伦常的“实理”。他曾言：“理在天地间，本非虚幻，人惟体认得分明，则事事物物皆吾性分内事。”</p><p>徐侨的为官风格，正是其“实理”学说的实践。他在任严州太守时，正值饥荒，他上书请求赈灾，未等批复即开仓放粮，下属劝阻说“未经奏请，恐违制”，他答道：“民命倒悬，岂可坐待？”这种“临事敢为”的作风，与黄溍“官可以不当，百姓的事不能不管”的精神一脉相承。著有《毅斋诗集》，其文“明白粹实，一出于正”，体现了理学家的文章风貌。</p><p>傅寅（1148-1215），字同叔，号杏溪。他一生隐居不仕，潜心经学研究，尤精于《禹贡》。所著《禹贡说断》（又称《禹贡集解》），博采众说，断以己意，是宋代《禹贡》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四库全书总目》评其书“贯穿融会，具有条理”，认为在宋代《禹贡》诸家中“最为精密”。</p><p>傅寅的治学精神，体现了义乌学者“务实求精”的特点。他不务空谈，而是扎扎实实考辨地理沿革、水道路径，其著作成为后世研究《尚书·禹贡》的必参之书。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与义乌“勤耕好学”的民风互为表里。金华学派“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的学术取向，在傅寅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p><p>喻侃（约1180-1260），字伯经，号芦隐。他是喻良能之孙，家学渊源深厚。喻侃一生未曾出仕，以教书育人为业，门生众多。其学问“以躬行实践为根本，以明体达用为宗旨”，体现了金华学派“讲实理、求实用”的传统。</p><p>喻侃的意义，不在于留下了多少著作，而在于他在乡里“弦歌不辍”的坚守。南宋后期，战乱频仍，学术凋零，喻侃在乡间设帐授徒，使“义乌之学不坠”。这种在民间默默耕耘的儒者，正是“文献之邦”的根基所在。他的存在证明：“文献”之“献”（贤者），不一定需要高官显爵，布衣之身同样可以传道授业、守先待后。</p><p>作为师徒三人，黄溍、宋濂、王祎的学术成就各有侧重，但共同构成了元明之际义乌学术的高峰。</p><p>黄溍“博极群书，议论醇正”，所著《日损斋稿》三十三卷、《义乌志》七卷，是元代文章学的典范。黄溍的文章“如澄湖万顷，波涛不惊”，以雍容典雅著称。他尤精史学，所修《续资治通鉴纲目》虽已散佚，但其史学观念通过宋濂、王祎传至明初《元史》的修撰中。更重要的是，黄溍以“传道”为己任，培养了一大批后学，使“婺学”得以延续光大。</p><p>宋濂著述之丰、影响之巨，冠绝一时。他主持修撰《元史》二百一十卷，是明初官方史学的重要成果；其文集《宋文宪公全集》五十三卷，被推为“一代文宗”。朱元璋曾评价：“浙东二儒，卿（指王祎）与宋濂耳。”宋濂的文章主张“文以载道”，强调文章的根本在于“明圣人之道”。他的散文“醇深演迤”，奠定了明初台阁文风的基础。</p><p>王祎虽年寿不永，但著述宏富。隐居青岩期间，他完成了《大事记续编》七十七卷，该书起自汉武帝，止于宋理宗，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体大思精，是元代史学的重要成果。此外，他还著有《王忠文公集》二十四卷、《重修革象新书》二卷等。王祎的文章“醇朴宏肆，浑然天成，条理不爽”，在醇厚之中见雄健之气。他强调文章“宗经、明道、致用”的功能，将六经视为文章的极致，主张文章应当“有补于世”。</p><p>傅藻（约1315-1390），字伯长，号长翁。他师从黄溍，与宋濂、王祎同门。傅藻以文章名世，曾任明初翰林编修，参与修撰《元史》。其文“清俊有法度”，继承了黄溍的雍容风格。傅藻一生为官清廉，晚年归乡后致力教育，培养了义乌后学。</p><p>金涓（约1300-1375），字德原，号青村。他也是黄溍弟子，但一生隐居不仕，元末屡征不起。金涓的诗文“清婉有致”，在元末明初文坛有一定影响。他的选择与王祎形成对照——同门师弟，一隐一仕，但都守住了自己的“道”。金涓的隐居，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在乱世中坚守文化命脉。他在乡里教授生徒，使“诗书之泽不坠”。</p><p>以上八位先贤，构成了义乌“文献之邦”的基本图谱。他们或以理学名世，或以经学传家，或以文章称雄，或以节义立身，但共享着同一个精神底色：以道自任、以义为先。这正是“文献之邦”的精髓所在——“文”是文章学问，“献”是贤者人格，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p><p><strong>三重升华</strong></p><p>将黄溍、宋濂、王祎师徒三人置于义乌“文献之邦”的谱系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一条从“守道”到“行道”再到“殉道”的精神升华链条。</p><p>黄溍是“源”，代表了“儒者的风骨”——在相对太平的时代，以清廉自守诠释道统，以教书育人传递薪火。他的“节义”是静水深流式的坚守，正如其“清风高节，如冰壶玉尺，纤尘不污”的时誉所揭示的。他是精神种子的播撒者。</p><p>宋濂是“流”，代表了“儒者的担当”——在王朝鼎革之际，以文章经世、以儒术济时，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保持道德操守。他的“节义”是激流勇进式的担当，是在“出”与“处”、“显”与“隐”之间找到平衡点的智慧。他是精神之火的传递者。</p><p>王祎是“归”，代表了“儒者的气节”——在生死关头，以最惨烈的方式完成“舍生取义”的终极升华。他的“节义”是惊涛拍岸式的壮烈，是对“道”最彻底、最无保留的献祭。他是精神高峰的攀登者。</p><p>而徐侨、傅寅、喻侃、傅藻、金涓等人，则构成了这一精神链条的补充与回响：他们或以实学经世，或以经术传家，或以布衣守道，或以诗文存志，共同丰富了“节义”精神的表现形态。</p><p><strong>精神纽带 </strong><strong> </strong></p><p>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师友”关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黄溍、宋濂、王祎师徒三人的情谊，超越了单纯的学术传承，成为一种精神共同体。</p><p>黄溍对弟子的教诲，不仅在于文章技法，更在于人格塑造。他虽做过皇帝的老师，却始终将弟子当成朋友。这种平等、开放的师生关系，使得学术传承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精神的感召。宋濂称王祎文章“初年所作，幅程广而运化宏；壮年出游之后，气象益以沉雄；暨四十以后，乃浑然天成，条理不爽”，这不仅是对王祎文风的评价，更是对其精神成长的见证。</p><p>这种师友情谊，在危难时刻更显珍贵。王祎出使云南前，宋濂与之辞别，心知此去凶多吉少，但以国事为重，不加劝阻。王祎殉国后，宋濂为其文集作序，深情追忆二人数十年友谊。这种以道义相期许、以生死相托付的情谊，本身就是“节义”精神的生动体现。</p><p><strong>全球信义</strong></p><p>“全球信义”的理念根基，是义乌“六义”并举的文化体系。据义乌官方阐释，“六义”包括：节义、忠义、孝义、仁义、侠义、信义。这一体系既植根于义乌的历史传统，又回应了现代社会的价值需求。</p><p>从历史维度看，“六义”各有渊源：节义以王祎为代表，体现为“临难不苟、舍生取义”的气节；忠义以宗泽、“义乌兵”为代表，体现为“精忠报国”的忠诚；孝义以颜乌葬父的传说为代表，体现为“至孝感天”的人伦之情；仁义以朱丹溪“仁心仁术”为代表，体现为“济世利人”的博爱；侠义以“敲糖帮”走南闯北为代表，体现为“扶危济困”的担当；信义以“鸡毛换糖”的诚信经营为代表，体现为“一诺千金”的商业伦理。</p><p>从逻辑结构看，“六义”形成了一个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价值体系。孝义是起点（人伦基础），仁义是扩展（对他人的关爱），信义是准则（交往之道），节义是底线（气节操守），忠义是升华（家国情怀），侠义是行动（担当作为）。这一体系完整涵盖了个人修养、家庭伦理、社会交往、国家认同等多个层面，正是“全球信义”的理念内核。</p><p>“全球信义”的实践，经历了从“鸡毛换糖”到“中欧班列”的历史跨越。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义乌“信义”传统在全球化时代的创造性转化。2026年2月17日（农历马年正月初一），首趟喷涂“有情有义 世界义乌”城市文化品牌标识的中欧班列从义乌西站启程，直奔1.3万公里外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班列所到之处，“六义”文化随之传播。在春晚舞台上，中欧班列从全球数贸中心“驰骋而出”，演员成龙连线美国歌手里奇，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匈牙利、法国、西班牙等中欧班列沿线5国艺术家齐唱丝路欢歌。这一刻，“拨浪鼓声”与“丝路驼铃”共鸣，“节义”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交汇。</p><p>从“青岩问道”到“全球信义”，黄溍、宋濂、王祎师徒的精神血脉，仍在义乌这座“奇妙之城”中奔流不息。</p><p> </p><p> </p> <!----></div> 欣赏老师佳作超赞: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https://pics-app.cnyw.net/admin_FsbLrH4XpF1aok8fg1u_Me6G4sVj.png送出团圆月x1 https://pics-app.cnyw.net/admin_FsbLrH4XpF1aok8fg1u_Me6G4sVj.png送出团圆月x1 https://pics-app.cnyw.net/admin_FsbLrH4XpF1aok8fg1u_Me6G4sVj.png送出团圆月x1 :lol:lol:lol:lol 衷心感谢你，把美好的文章分享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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