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物役的自由与守道不渝的快乐 ——以徐侨“清贫刻励”观照贪腐心理的救赎
<!----><style type="text/css">html{font-size:375%}</style><link href="https://pics-app.cnyw.net/static/publish/css/style.css?v=20240712" rel="stylesheet" position="1" data-qf-origin="/static/publish/css/style.css?v=20240712"><!-- 付费贴--> <div class="preview_article "> <!----> <p><strong>[摘要] </strong>南宋名臣徐侨以“清贫刻励”著称于世，《宋史》赞其“守官居家，清贫刻厉之操，人所难能也”。在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腐败分子虽攫取巨额财富，却普遍陷入侥幸、焦虑、恐惧的精神困境，最终身陷囹圄、人财两空、身败名裂。本文以徐侨“无所欲则刚，无所私则明”的理学思想为分析框架，系统阐释“清贫”何以通向“不为物役的自由”、“刻励”何以成就“守道不渝的快乐”，深入剖析腐败分子“物役”困境的精神根源，并提出从“物役”到“自由”的理性救赎路径。徐侨的生命实践表明：真正的自由不在于占有多少，而在于不被物欲所捆绑；真正的快乐不在于满足多少欲望，而在于守道不渝的精神自足。这一千年智慧，为破解当代贪腐侥幸心理提供了深刻的理性启示与实践路径。</p><p>关键词：徐侨；清贫刻励；贪腐侥幸心理；理性救赎；不为物役</p><p><strong>一、一个悖论与一个答案</strong></p><p>当代社会正面临一个深刻的悖论：物质财富空前丰裕，而精神困境却空前深重。这一悖论在腐败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触目惊心——他们攫取了远超需求的财富，却换不来片刻心安；他们获得了权力带来的种种便利，却终日活在惶恐不安之中。</p><p>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在忏悔书中写道：“夜夜难以入睡，几乎天天半夜惊出一身冷汗，醒来就再也睡不着，总想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事。白天常常魂不守舍。”中海油原总经理李勇在退休后被调查前夕，“感到极度恐慌，在情绪崩溃之下，想要在阁楼里烧掉收受的部分现金”。落马后他哀叹：“我现在全部都没了，真正是身败名裂，给自己这一辈子什么也没留下来，我觉得挺悲哀的。”这些腐败分子的精神困境揭示了一个普遍规律：贪婪所获得的，远不及贪婪所失去的——失去的是心安，是自由，是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基本精神尊严。</p><p>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八百年前一位义乌廉吏的生命境界。南宋名臣徐侨为官数十载，非规定的俸禄不受，别人馈送皆谢而拒收。解印归田后，参知政事葛洪、丞相乔行简主动为他请求祠禄（离休俸禄），徐侨坚辞不受，甘于清贫。他在《即事》诗中写道：“在家贫亦好，居官贫更宜。布被不妨温，菜根有余滋。宾至草具杯，事闲遣兴诗。外此了无挠，澹然心地夷。”终其一生，“既无崇高府第，亦无广厦厅堂，仅有只庇风雨的竹篱茅舍，但他植竹栽菊，怡然自乐”。</p><p>徐侨的生命状态提出一个根本性问题：一个人如何在“贫”中获得“乐”，如何在“清”中获得“自由”？这一问题，恰恰是破解当代贪腐心理困境的关键钥匙。</p><p><strong>二、“无所欲则刚”：徐侨“清贫”哲学的精神内核</strong></p><p>徐侨“清贫刻励”的生命实践，有其深厚的理学根基。朱熹称其为“明白刚直士”，并以“毅”字命其书斋。“毅”者，耿直刚强、守正不阿之谓也。这一“毅”字的深层含义，在徐侨自己的名言中得到精确阐发。</p><p>徐侨常言：“无所欲则刚，无所私则明；刚以达此心之仁，明以断天下之疑。”这四句话构成一个严密的哲学体系：“无所欲”是“刚”的前提——当一个人没有非分的欲望，便无所畏惧、无所动摇；“无所私”是“明”的基础——当一个人没有偏私之心，便能明辨是非、洞察真相；而“刚”与“明”最终指向“仁”与“断”——刚直是为了实现仁爱之心，明察是为了裁决天下之疑。</p><p>这一思想的精妙之处在于：徐侨将“欲望”与“自由”置入一种深刻的辩证关系。一般人认为，满足欲望才能获得自由；徐侨却揭示了一个相反的真理——正是欲望本身构成了对自由的最大束缚。“欲”越多，人被外物捆绑得越紧；欲望越少，人反而越自由。有学者阐释道：“这个‘欲’是指一个人的私欲。如果你把私欲降到最低，那么你做任何事情，都会非常坚定，而且可以做得光明正大。”</p><p>徐侨在《常自在歌》中以诗化的语言表达了这一境界：“常自在，常自在，莫受物触随变改。心常澄太虚，胸常涵沧海。志常明秋霜，气常融春霭。”“莫受物触随变改”——不要因为外物的触动而改变自己的本心。这里的“物”，不仅指金银财宝，更指一切能够扰动心志的外在诱惑。当一个人的内心“澄太虚”“涵沧海”，外在的贫富得失便不再能够动摇其精神根基。</p><p>徐侨更进一步指出：“己以廉而不能戢吏之贪，犹己贪也；心乎惠民而不能摧奸以达惠，犹无惠也。”这句话揭示了徐侨“清贫”哲学的实践维度：清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为了“清”而“清”，而是为了“惠民”而必须“清”。不“清”，则无法“摧奸”；不“摧奸”，则“惠”无从“达”。这一逻辑将个人道德修养与公共政治实践贯通为一体——清贫不是消极的退守，而是积极担当的前提。</p><p><strong>三、“物役”之困：腐败分子的精神困境</strong></p><p>如果说徐侨的“清贫”通向“不为物役的自由”，那么腐败分子的“豪富”则恰恰通向“为物所役的囚笼”。当代腐败心理学研究揭示，腐败行为的发生往往遵循一个清晰的心理轨迹：侥幸心理→去道德化→非人格化。而这一轨迹的终点，不是财富带来的快乐，而是精神世界的全面崩溃。</p><p><strong>（一）侥幸心理：自我欺骗的精神麻醉</strong></p><p>侥幸心理是一切腐败行为的心理起点。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行为的后果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大大高于受到的惩罚，并且在他之前类似行为在逃避处罚方面都获得成功时，就会促使其实施这种行为”。腐败分子往往具有突出的“鸵鸟心态”——将头埋入沙中，假装危险不存在。</p><p>洮南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李青海在忏悔中坦言：“对自己的行为已经严重违纪违法也心知肚明，但当时贪婪和侥幸已经在心里占了上风，完全将党纪国法抛诸脑后。”侥幸心理的实质，是一种“自我欺骗”——明知风险存在，却用“别人都没事”“我也不会那么倒霉”之类的借口来麻醉自己，暂时屏蔽良知与恐惧的声音。</p><p><strong>（二）焦虑恐惧：精神世界的持续崩塌</strong></p><p>然而，侥幸心理终究无法抵御现实的逼近。一旦踏上贪腐之路，恐惧便如影随形。有落马贪官坦言，“受贿后的那段时间睡不着觉，换了五六个枕头”。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在被查前，“以‘超常规’的方式拥护反腐”，表面积极投入工作，实则“内心却倍受煎熬”。有观察者尖锐指出：“贪官的心理往往不健康”，“由于担心早晚会出事，总是处在害怕、恐惧之中，惶惶不可终日”。</p><p>这种精神困境的根源在于：腐败分子虽然占有了财富，却失去了占有财富的心安。财富没有成为自由的保障，反而成为恐惧的源头——害怕被发现，害怕被举报，害怕半夜敲门声。正如有评论所言：“贪污腐败，拿了不该拿的，做了不该做的，就算能一时无事，但惶恐和不安终会像石头一样整天压在心上。”腐败分子由此陷入一个无法挣脱的恶性循环：越贪越怕，越怕越贪——试图用更多的财富来填补安全感，而更多的财富又带来更大的恐惧。</p><p><strong>（三）身败名裂：贪腐终局的必然归宿</strong></p><p>即便侥幸一时逃脱，腐败的最终结局仍是身败名裂、家财破尽。李勇在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后哀叹“身败名裂”；云南盐津落马官员陈坤“纵容儿子奢靡无度”，最终被定性为“政治生态污染源”；湘潭市委原书记曹炯芳“被查前曾和妻子烧外币”，企图销毁罪证——然而一切毁灭证据的努力，不过是恐惧的最后一搏，终究于事无补。</p><p>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腐败是一场注定亏损的投资——投入的是良知与自由，收获的是恐惧与毁灭。那些曾经以为“捞到了”的财富，最终要么被追缴，要么在惶惶不可终日中被精神消耗殆尽；那些曾经以为“赚到了”的权力便利，最终换来的是一纸判决和铁窗生涯。腐败的代价，从来不是“出了事才付”，而是“从一开始就在支付”——支付的是每一个无法安睡的夜晚，每一次听到敲门声时的心惊肉跳。</p><p><strong>四、从“物役”到“自由”：理性救赎的三重路径</strong></p><p>徐侨“清贫刻励”的高洁节操，为破解当代贪腐心理困境、实现从“物役”到“自由”的理性救赎，提供了一条完整的实践路径。这条路径包含三个递进的层次。</p><p><strong>（一）价值重估：重新定义“贫”与“富”的真实含义</strong></p><p>救赎的第一步，是重新审视“贫”与“富”的真正含义。</p><p>当代社会的成功学将“富”等同于幸福，将“贫”等同于失败。徐侨却以一生的实践颠覆了这一认知。他说“居官贫更宜”——在官场上保持清贫，反而更为适宜。为什么？因为“布被不妨温，菜根有余滋”——物质生活的简朴并不妨碍精神的温暖与满足。“外此了无挠，澹然心地夷”——除此之外再无烦扰，内心平静而安详。</p><p>徐侨的“贫”，不是匮乏，而是选择——主动选择不被物欲捆绑的生活方式。他的“富”，不是占有，而是自由——不被外物所役使的精神自主。南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以徐侨自箴：“居贫未若义乌之安。”。“居贫”，指身处贫困、生活清贫的状态；“义乌之安”，指的是徐侨晚年辞官回到义乌老家后，虽生活清苦，却能安之若素、怡然自得的心境。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真正的“安”，不在财富的多寡，而在心境的平夷。</p><p>对腐败分子而言，这一价值重估具有根本性的解脱意义：当他们意识到“富”不等于“安”、“贫”不等于“败”，贪婪的动力便从根本上被动摇。财富崇拜一旦被祛魅，腐败便失去了最深层的精神驱力。人一旦明白“无所欲则刚”的道理，便会发现：不贪，原来可以如此轻松。</p><p><strong>（二）欲望管理：从“有所欲”到“无所惧”的心性转化</strong></p><p>救赎的第二步，是学会管理欲望，实现从“有所欲”到“无所惧”的转化。</p><p>徐侨说“无所欲则刚”——当一个人没有非分的欲望，便无所畏惧。这一命题揭示了恐惧的真正来源：恐惧不是来自外部的威胁，而是来自内心的亏欠。腐败分子的恐惧，根源在于他们知道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拿了不该拿的钱。这种内在的亏欠感，才是焦虑与恐惧的真正源头。“做贼心虚”四个字，道尽了所有贪腐者共同的心理真相。</p><p>相反，当一个人“无所欲”——不贪非分之财、不求非分之名、不取非分之利——他便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徐侨敢于在“赈饥如救溺”时违例开仓，敢于在朝堂之上直斥权奸，敢于在面对天子时直言“陛下乃贫耳”——这些“刚”的背后，正是“无所欲”的底气：心中无私，故无所畏惧；心中无鬼，故不怕敲门。</p><p>对腐败分子而言，解脱恐惧的唯一路径，不是销毁证据、不是掩盖罪行——那只是恐惧的延续而非终结。真正的解脱，是从根源上消除“有所欲”的心理状态，回归“无所欲则刚”的生命境界。正如有评论所言：“官员惟有加强修养，慎初慎微慎独，祛除私欲贪念，远离贪腐，才能保全自己。”唯其如此，才能从“做贼心虚”的煎熬中走出来，重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p><p><strong>（三）快乐转向：从“欲望满足”到“精神自足”的境界提升</strong></p><p>救赎的第三步，是完成快乐的转向——从依赖外部刺激的“欲望满足”，转向内在自足的“精神快乐”。</p><p>徐侨在《常自在歌》中写道：“此心常与天地通，日月神明环内外。万物森森在吾下。”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境界？当一个人的心灵“常与天地通”，他便获得了超越物质得失的宏大视野；当“万物森森在吾下”，他便不再被外物所奴役。这种快乐，不依赖任何外在条件——不需要豪宅、不需要豪车、不需要任何非分之财——它是内在的、自足的、不可剥夺的。</p><p>徐侨在《即事》中所描绘的生活图景，正是这种精神自足的生动写照：“宾至草具杯，事闲遣兴诗”——有客来访，以粗陋的杯盘待之；事务闲暇，以写诗遣兴。这样的生活虽然清贫，却充满了精神的丰盈与心灵的愉悦。“外此了无挠，澹然心地夷”——这种“澹然”的心境，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真正奢侈品。</p><p>这种“精神自足”的快乐，与腐败分子“欲望满足”的快乐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可持续的、不可剥夺的、不依赖外部条件的；后者是短暂的、需要不断加码的、随时可能崩塌的。腐败分子的悲剧在于：他们用可以持续一生的精神快乐，换取了转瞬即逝的物质满足。当铁窗降下，一切物质化为乌有，而精神的空洞却永远无法填补。</p><p><strong>五、千年智慧的时代回响</strong></p><p>徐侨去世后获谥“文清”。“清”之一字，既指其为官清廉，更指其人格清正——不阿附权贵，不曲学阿世，始终保持精神的高洁与独立。《宋史》评价：“若其守官居家，清贫刻厉之操，人所难能也。”</p><p>“人所难能”四字，道出了“清贫刻励”的现实难度。然而，“难能”不等于“不能”。徐侨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一个人完全可以在物质清贫中实现精神的富足，在官场污浊中保持人格的独立，在物欲横流中守护心灵的自由。</p><p>对于当前那些深陷腐败泥潭、终日惶恐不安的人来说，徐侨的生命实践提供了一条理性救赎的完整路径：不是通过销毁证据来逃避惩罚——那只是恐惧的延续而非终结；不是通过更多的贪婪来填补空虚——那只是物役的加深而非解脱。而是通过价值重估、欲望管理和快乐转向，从“物役”走向“自由”，从“焦虑”走向“心安”，从“侥幸”走向“坦荡”。</p><p>徐侨在《常自在歌》中呼唤的“常自在”，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一种可以通过理性选择达到的生命境界。这种境界的核心，正如他自己所概括的——“理义悦我心，名利害乎道”。当“理义”成为快乐的源泉，当“名利”不再能够动摇心志，一个人便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不为物役的自由，守道不渝的快乐。</p><p>这，就是一位八百年前的义乌廉吏，留给这个贪腐横行时代的最深刻启示。当今天每一个手握公权力的人，在面对诱惑时能够想起徐侨“无所欲则刚”的箴言，在惶恐不安时能够体悟“澹然心地夷”的境界，那么贪腐侥幸心理便失去了滋生的土壤，理性救赎便从理想照进了现实。</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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