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心剑胆，干城其民：一篇墓志铭里的义乌士人精神探赜

印庸发表于 2026-8-12 08:38:59

<style type="text/css">html{font-size:375%}</style><link href="https://pics-app.cnyw.net/static/publish/css/style.css?v=20240712" rel="stylesheet" position="1" data-qf-origin="/static/publish/css/style.css?v=20240712"> <div class="preview_article ">  咸淳五年（1270年）十二月，南宋礼部尚书冯梦得在纸上诉说着一个已经死去六年的义乌人。这个人叫刘仕龙，字时甫。六年前，他在雷州城头身中流矢而殁；六年后，他的儿子辗转通过同乡的关系，请动了这位以“敢死谏，不避斧钺”闻名的名臣，为他写下了这篇《武节侯刘仕龙墓志铭》。八百多年来，这篇墓志铭静静地躺在《全宋文》卷七九八九与清嘉庆《义乌县志》卷十九的纸页间。当我们重新打开它，才发现这不只是一篇传记，更是一份关于“士”的精神遗嘱——它回答了一个问题：当大厦将倾时，一个人还能守住什么？士人何为“士人”是一个不能轻易定义的词。它不是简单的“读书人”，也不是“官员”的代称。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士人是一个集知识、道义、风骨于一身的独特文化人格。孔子说“士志于道”，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两句话为“士人”划定了精神边界：士人的生命指向不是个体的富贵安逸，而是“道”的承担。孟子进一步提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意味着士人即使没有恒产，依然能守住内心的准则——这种精神品质，就是“风骨”的根源。士人以“学”立身。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四民结构中，士人位列首位，但这个“首位”不是源于财富或权势，而是源于“学”——对经典的学习、对义理的掌握、对文化的传承。但士人的“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自娱，而是指向“用世”。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步步向外推扩的过程。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士人一生常在这两种状态中转换——有人坚守“独善”，守住一己的清白；有人选择“兼善”，将所学用于济世。刘仕龙属于后者：他选择了从戎、选择了守土、选择了以生命去承担“干城其民”的责任。冯梦得在墓志铭中以“孰儒知兵”四字概括刘仕龙最独特的品质——他既是儒者，也是武将；既有文心，也有剑气。这一文一武、一柔一刚的双重底色，正是刘仕龙不同于普通武将也不同于寻常文士的精神魅力所在。他受教于“戴、吕诸老”的婺学门庭，却以“行先士卒”的实干驰骋疆场；他的《青岩杂稿》二十四卷里藏着文人的清雅与从容，他的甲胄之下却跳动着“干城其民”的义无反顾。琴心与剑胆，在他身上完成了融合——琴心让他知道为何而战，剑胆让他敢于去战。一个“有特操”的人墓志铭开篇即言刘仕龙“生有特操”。“特操”二字，是冯梦得对这个义乌人一生的定调——他生来便有与众不同的节操。刘仕龙家族世代居于义乌绣川南门。这是一个典型的书香世家——曾祖刘高是隐逸君子，祖刘绥任文林郎、计置两浙造船场官，父刘祖尹累赠朝议大夫。少年时他“从戴、吕诸老游，有时称”，在婺学的传统中浸润成长。绍定二年（1229年）选为太学生员，淳祐元年（1241年）中进士。墓志铭记载他中进士后“从戎鄂州”——他没有选择文官清途，而是投笔从戎，奔赴鄂州前线。一个从绣川水边出发的读书人，从此将命运与国家的烽火熔在了一起。他的一生轨迹，可以用墓志铭中的几个关键词来串联：鄂州从戎，郢州筑城，宾廉守土，雷阳殉国。从鄂州到雷阳，从长江到南海，这条戎马倥偬、抵御外侮的南下之路，从淳祐元年（1241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到1264年战死殉国，耗费了他二十三年的军政生涯，走完了一个义乌士人最后的不屈抵抗。一个儒将的实干墓志铭记载刘仕龙在郢州时“行先士卒，披莽锄荒，卒城襄阳”。这十二个字里，藏着一个与寻常武将不同的刘仕龙——“行先士卒”写尽了他的身先士卒，“披莽锄荒”道尽了他的脚踏实地。他不是坐镇后方发号施令的将军，而是与士兵一起披荆斩棘、开荒筑城的实干者。郢州之役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是战场，也是工地；既是前线，也是后方。在刀光剑影的缝隙里，刘仕龙带着士兵割草开荒、兴置屯田，用锄头为军队筑起了一条看不见的生命线。“行先士卒”四字，是墓志铭中对刘仕龙最高的褒奖之一。在宋代，文官往往以“运筹帷幄”为荣，以“亲临锋镝”为耻。但刘仕龙打破了这种区隔——他既是那个在城头拔旗破阵的人，也是那个在战后为伤兵包扎的人。勇猛与仁厚，集于一身，这便是义乌士人之所以为儒将的底色。由此他进入了中央视野，被授予阁门舍人。但刘仕龙没有留在临安享受京官的安逸，而是主动请求外放，重回抗元前线。墓志铭记载他“请外，知复州，历宾、廉”——主动请缨，回到最需要他的地方。预见与博弈墓志铭的开篇，记录了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先是十馀年，有言敌狡谋，他日必用出牂牁故智，时宰弗是也。至是果然乘障，吏亡具甚，相顾束手。”刘仕龙早在十余年前就预测蒙古军会从云南（古牂牁郡）迂回包抄南宋——但“时宰弗是也”，当时的宰相贾似道根本不予理会。预言成真后，宋军惊慌失措，唯独刘仕龙“缮关隘，饬斗器”，且战且守，保全了宾州和廉州。冯梦得以九个字为他的功绩做了最坚实的定论：“然二郡卒获全，侯力也。”但刘仕龙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数条上边事，时宰忌之，经坐是去”。他多次上书陈述边防策略，却因触怒权臣而被罢官。一个能预见危险并愿意直言的人，在一个拒绝听见真话的时代里，最先被沉默吞噬。“官有一日之闲，民受无穷之苦”景定初年，刘仕龙被重新起用，出任雷州知州兼理军务。彼时他已年近七旬，因丧子之痛积郁成疾。僚属劝他“省事”，他愀然作答：“官有一日之闲，民受无穷之苦。”于是“力疾视事如平时”，不肯因一己之病而懈怠一方之民。这十二个字，是一个义乌士人对“干城其民”最朴素的践行——不在高堂之上空谈仁义，而在百姓面前躬身力行。蒙古军南侵岭海，刘仕龙“统领诸将出御，身中流矢以殁”。死讯传开，“军民皆相与哭曰：‘天胡夺我侯之速也’”。朝廷追封他为“武节侯”。“武”是战功，“节”是气节——一个“节”字，将他一生刚正不阿的品格与最后的悲壮战死，归于同一种生命的质地。义乌士人精神史这篇墓志铭的撰写本身，就藏着义乌士人圈层一条隐秘的精神血脉。冯梦得在铭文中自述：“余尝受知于诚求康公植之父，康公为外舅。”——他曾受知于康植之父康仲颖，而康植是他的岳父。康植是义乌后宅曹村人，南宋理学大家徐侨门下最著名的弟子，以刚直敢言著称。值得注意的是，康植与刘仕龙生于同年——庆元二年（1196年）。两人年纪相仿，又为义乌同乡，命运的伏笔似乎早已埋下——同年降临于世，同饮一江之水，虽相隔二十余里的地域，却注定要在同一片历史的天空下，以各自的方式回应同一个时代的叩问。两人虽师承路径有别，但都在婺学诸儒的熏陶中完成了学术奠基，都浸润于“金华学派”经世致用的学统之中，且同样以“刚正”闻名。康植因弹劾权臣史嵩之之弟史宅之而险遭死罪，刘仕龙则因力主抗战与史嵩之、贾似道政见不合而屡遭贬黜。两人一生未曾谋面，精神底色却如出一辙——仿佛绣川之水在曹村与南门之间无声流转，将同一股清冽注入了两具不同的生命。康植与史嵩之的矛盾，始于其任武安军节度掌书记时。史嵩之强征渔船防江，康植直言“令征渔舟，渔民无以为生，万万不可”，触怒史嵩之，被贬为江陵酒官。他并未因此退缩，后来任浙西提点刑狱时，他直接弹劾史嵩之的弟弟史宅之“治郡无状”，更在奏疏中直斥史嵩之“不智、不仁、不忠”。宋理宗震怒，幸得丞相杜范力保才免于重罪。刘仕龙同样“硬刚”过史嵩之与贾似道。他在史嵩之麾下任职时力主抗战，与史嵩之“政见不合”，主动请求外放，重回抗元前线。此后面对贾似道，刘仕龙预见蒙古军会从云南迂回包抄，贾似道却“弗是也”。他多次上书陈述边防策略，贾似道皆“不予理睬”。康植“硬刚”史嵩之，是在朝堂之上以奏疏为剑；刘仕龙“硬刚”史嵩之与贾似道，是在疆场与朝堂之间用生命践行信念。一明一暗，一文一武，共同构成了一代义乌士人最完整的精神剪影。两人同年出生，同承婺学，同朝为官，同抗权臣——他们虽然未曾并肩作战，却在同一个时代、同一片土地上，以不同的姿态完成了对“刚正不阿”的同一种回答。康植的一生都在与权臣周旋，以奏疏为剑，以正气为盾。最终，他“卒于赴任途中”——不是战死沙场，而是倒在了一条没有尽头的贬谪路上。他的死，是一个士人在政治倾轧中被缓慢消耗殆尽的结果。刘仕龙死于1264年，比康植多活了十四年。但这十四年，他也没有过过一天安稳的日子。他的一生都在与强敌周旋，以刀剑为笔，以血肉为墨。最终，他在雷州城头“身中流矢以殁”——不是倒在病榻上，而是倒在战场上。两人的死，形态迥异：一个死于宦途，一个死于疆场；一个被政治倾轧耗尽，一个被战争烽火吞噬。但他们的死，本质上又是同一回事——他们的“刚正”，在那个时代都未能得到善终。康植若不弹劾史嵩之，可以安安稳稳做到高官；刘仕龙若不坚守雷州，可以体体面面告老还乡。但他们都没有。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守住了同一条义乌士人的精神底线。明代金江在《义乌人物记》中评价康植“发于政事之间，尤光明俊伟”；冯梦得在墓志铭中以“干城其民”四字为刘仕龙的一生定调。两句话，写尽了义乌士人“刚正”二字的全部内涵。这便是义乌士人精神最动人的地方——不是一个人的孤勇，而是一群人的接力。而“绣川”二字，在这条精神脉络中始终未曾缺席。绣川南门，是刘仕龙的出生之地，也是他精神的出发之地。这片水域以其清澈与绵长，浸润了一代又一代义乌士人的风骨。义乌士人的“刚正”，既是宋明理学“风骨”底色的承袭，也是绣川水土的地方性格在他们身上的内化。他们既是国家的臣子，也是地方的子弟——对“乡邦”的认同，使得他们的“忠”与“义”始终保持着一种来自具体土地的重量。刘仕龙从绣川出发，却最终让“绣川”二字因他而有了精神的厚度。这便是义乌士人的双重根脉：一种是儒家“志于道”的文化血脉，一种是绣川“刚正”的地域性格。二者在他身上完成了融合，熔铸成他一生不折的脊梁。墓志铭精神内核“干城其民”是冯梦得对刘仕龙最高的评价，也是整篇墓志铭的精神核心。冯梦得在铭文中这样写道：“呜呼！地发杀机，龙蛇起陆兮人命将泛，使城郭封疆之臣，修捍牧圉，若寇必不得逞。河朔之乱，原郡独增陴浚隍，以区区一篑障江湖，《春秋》所贵夫干城其民者，然则刘侯之事，可不务乎？”“干城”原指盾牌和城墙，引申为保卫百姓的屏障。冯梦得引用了《春秋》的观念——一个真正的国之干城，不是为了一家一姓的江山，而是为了万家灯火的安宁。刘仕龙守郢州，守宾州、廉州，守雷州——他所守护的，从来不只是城池，更是城池中那些“民受无穷之苦”的百姓。他在雷州说“官有一日之闲，民受无穷之苦”，这句话里有一种惊人的清醒：他知道自己改变不了时代，但至少可以不让身边的人受苦。这便是一个士人在大势已去时，仍能守住的最小单位的光。冯梦得以这篇墓志铭，将刘仕龙的“干城”精神铭刻于纸上，也将义乌士人的精神底色——刚正、担当、以民为本——传递给了后世。绣湖安澜，剑气犹在    八百年后的今天，绣湖安澜如昨。而那个从绣川南门出发的义乌书生，早已在史册中化为一篇墓志铭。当我们重新打开冯梦得的文字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忠臣的传记，更是一个灵魂选择站着死去的姿态——那姿态里没有胜利的希望，却有一种比胜利更持久的东西：对“是”与“非”的清醒，对“民”与“义”的坚守，以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冯梦得在铭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然则刘侯之事，可不务乎？”——刘仕龙的事迹难道不值得重视吗？冯梦得的反问，是对后人最深沉的嘱托。国势倾颓时，需要一个文人的笔，更需要一个将军的剑，来替苍生守住最后的烟火。这就是武节侯留给我们的遗产——琴心剑胆，干城其民。八个字，既是对他一生的总结，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发问：在历史的任何一个“前夜”，你愿做那一盏最先熄灭、却照亮黑暗的烛火吗？冯梦得以一篇墓志铭把义乌士人精神最硬的筋骨从历史深处打捞出来，而我们今天重新阅读它，不是为了咀嚼一段陈旧的故事，而是为了确认：无论时代如何晦暗，总有人愿意为了一寸底线而站立如松。在冯梦得的纸页与绣湖的水光之间，这条义乌士人的精神长河，仍在无声奔流。 附冯梦得《武节侯刘仕龙墓志铭》全文 盖开庆岁，远服荒徼去天远，且地号障海，民不习战。先是十馀年，有言敌狡谋，他日必用出牂牁故智，时宰弗是也。至是果然乘障，吏亡具甚，相顾束手。时李公曾伯制置南事，义乌刘侯仕龙守宾，甫至，缮关隘，饬斗器，未几易守廉，备廉如在宾时。数条上边事，时宰忌之，经坐是去。然二郡卒获全，侯力也。景定改纪，岭海新去汤火，天子思其人，有诏知雷州兼理军务。统领诸将出御，身中流矢以殁。殁之日，军民皆相与哭曰：「天胡夺我侯之速也」！部使以其功闻于朝，封武节侯。呜呼！地发杀机，龙蛇起陆兮人命将泛，使城郭封疆之臣，修捍牧圉，若寇必不得逞。河朔之乱，原郡独增陴浚隍，以区区一篑障江湖，《春秋》所贵夫干城其民者，然则刘侯之事，可不务乎？侯殁后六年，其孤将奉轊窆于其邑明义乡来峰童仙之原，介同郡王公庭来请铭。余尝受知于诚求康公植之父，康公为外舅，故序而铭之。侯字时甫，世家婺稠南门。生有特操，少长，从戴、吕诸老游，有时称。绍定己丑，以舍选优登淳祐辛丑进士，从戎鄂州。以外忧解官。免丧，再入戎幕。秩满，干办江陵府御前诸将军统制公事，改京西路副兵马都监、郢州驻札。召试閤职，除閤门舍人。请外，知复州，历宾、廉。奉祠，起知雷州。侯始以才受知，今太傅、辨章魏公首以才荐，居官所至有绩。其在郢也，时云复襄，侯实在，行先士卒，披莽锄荒，卒城襄阳。其在廉也，廉之民与蛮猺棋处，侯得其欢心，皆相戒毋生事。 洎至雷，治政精审；矫虔，吏不得舞手。会有嬴博之戚，侯念之深，以至稔疾，僚属有劝以省事者，愀然曰：「官有一日之閒，民受无穷之苦」。先正何人哉！力疾视事如平时，卒不起。事亲孝，筮仕戍鄂，以父高年，不忍一日去。父亲为诗酌酒勉行。至甫期，慨然一兴念，亟捧檄归省，道半闻讣，号恸几绝。治家严，教诸子以礼法。閤门拔漕贡，二子、二孙同时以胄子举，人艳其荣。与人周，待族亲，以睦乡邻，以义设药市，贷家粟，闻善向赴，里人称为长者。閒居筑圃，嘉花静竹，泰然于于，自号东麓山人云。所著有《青岩杂稿》二十四卷，藏于家。侯之曾祖讳高，隐君子也；祖讳绥，文林郎，计置两浙造船场官；考讳祖尹，累赠朝议大夫；妣楼氏，赠夫人。娶傅氏，封安人，故武经大夫、知高州讳熙之女。男二人，长逢务，承节郎，两举浙漕，先侯一年卒；逢辰，国子免解进士。女一人，适故朝奉大夫知兴军汪元春。孙男四人：耆老、颐老，国子免解进士；森老、璹老。铭曰：孰儒知兵，允武也侯。尚蓄其灵，归宅斯邱，维后人之庥。 冯梦得，字景说，号初心。南宋礼部尚书，福建将乐人。以“敢死谏，不避斧钺”闻名，曾弹劾权臣谢方叔。主龟山书院，婿于义乌康氏。咸淳五年为义乌刘仕龙撰《武节侯墓志铭》，其文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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