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世俊：“天下三清官之首”是如何炼成的

印庸发表于 7 天前

<style type="text/css">html{font-size:375%}</style><link href="https://pics-app.cnyw.net/static/publish/css/style.css?v=20240712" rel="stylesheet" position="1" data-qf-origin="/static/publish/css/style.css?v=20240712"> <div class="preview_article ">  义乌北门，绣湖之滨，曾有一条短短数百米的天官第弄。天官坊、进士坊、天官第，三座牌坊依次排开，在晨光与暮色之间站立了数百年，像一个古老家族用石头写成的家书。如今，巷弄已在城市更新中彻底消失，三座牌坊早已荡然无存。但“天官”二字所承载的精神重量，却没有随砖瓦一同风化，依然稳稳挺立着。从绣湖之滨到紫禁城中的御屏，从万历到崇祯，金世俊用一生回答了“清官”二字何以成为“天下第一”。转益多师，思学两融金世俊（1573—1658），字孟章，号稠原，义乌北门凌塘（现北门街与工人西路交汇区域）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金守宪为隐士，父亲金文亮“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却“命运乖蹇，屡试不中”，最终“绝意仕途，居家自守”。一个父亲的遗憾，往往是一个儿子的起点。金文亮把自己未竟之志，化作对儿子的严格督教。他给儿子取名“世俊”，字“孟章”——“世俊”是希望他成为世间的俊杰，“孟章”则是取《周易》“章明”之义，期望他光大门楣、名彰于世。金文亮金世俊教读书时，常指着《孟子》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一句对他说：“你将来若为官，就做第二种人；若不为官，就做第一种人。无论哪一种人，‘善’字都不可丢。”《礼记·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金世俊的“明明德”之路，始于九岁那年。他开始受读《春秋》《左氏内外传》及《史记》《汉书》等经典，“读书过目不忘，日记千言”。他第一次读到《史记·伯夷列传》中“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一段时，掩卷良久，对父亲说：“伯夷、叔齐何以不食周粟？”父亲答：“因为他们心中有一样东西比吃饭更重要。”金世俊又问：“那是什么？”父亲答：“一个‘义’字。”多年以后，金世俊在万历朝的朝堂上拒收二百余金、在天启年间不与阉党同流、在崇祯朝不阿附内臣——每一次选择，都是在回答父亲当年的那个字。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三岁的金世俊在县考中脱颖而出，被选入县学。万历十八年（1590年），十七岁的他在州试中名列第一，选入郡学。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金华知府刘文卿审阅郡学试卷时，注意到金世俊的文章“文笔古雅，但意境不深，感悟不透”，特命他细读《四书大全》《性论》诸书。刘文卿是万历十七年进士，以“所荐多为刚直恬澹之士”著称。正是他的这次点拨，让金世俊从文辞走向了义理。次年，二十一岁的金世俊在乡试中一举夺魁。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知县张之中在明伦堂讲学，金世俊前往听讲，结识了理学名家罗溪见的门生虞应垣。虞应垣见金世俊对理学研究颇有造诣，遂告知老师。罗溪见闻之大喜，特从福建寄来《书要》一部相赠。同年秋，金世俊游学于会稽，与名儒董懋结识，两人志趣相投，经常一起推敲学问。一次，两人一同拜访隐居的名儒陶石篑。陶石篑对董懋说：“你的文字清真，脉络清晰，但对理学来说，还需结合实际。只有这样，学了理学才有实用。”董懋不以为然，对金世俊说：“陶石篑早年及第，名闻天下，书也看得少了，对于理学的见解也就浅了，所以他只能强调与实际相结合。”金世俊并不随意附和，他纠正道：“陶先生的话没错，看书的真正目的在于实用，怎能以书面的字义去生搬硬套呢？”从刘文卿的“意境”点拨，到罗溪见的《书要》相赠，再到陶石篑的“实用”启迪——每一次突破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金世俊特别喜欢王阳明、罗溪见等大儒的著作，对朱子理学也有深刻的理解。他晚年治学，主张“紫阳从分不可无阳明之令”，认为学者的理想状态是以朱熹的“格物”为工夫、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主意，思学两融，自能豁然贯通。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三十四岁的金世俊在殿试中呈“列备”十卷，录为三甲末守部进士，留京待用。从十三岁入县学到三十四岁登科，他用了整整二十一年——正是这二十一年的漫长跋涉，将书中的义理化为了自身的品格，为他日后的一身清白打下了坚实的精神底色。万里封藩，拒金封库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金世俊再次通过顺天府考试，于次年正式授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掌书写诰敕，是从七品的小官，但正是这个不起眼的职位，开启了他四十年清正为官的序幕。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金世俊奉命出使王储封藩之地。出发之前，朝廷便有人私下提醒他：“此去封藩，藩王府库照例必有馈赠，切莫推辞，以免伤了藩王颜面。”金世俊听后一言不发，只点了点头。从京城到藩地，一路数千里，沿途官员接待规格不一，金世俊皆按例而行，不增不减。到达藩地后，他严格按照礼仪完成了册封事务，不卑不亢。事务完毕，府衙按照惯例馈赠金银财物计有二百余金，又备了酒宴为他饯行。二百余金，在明代不是小数——一位七品知县的年俸不过四十五两白银，这笔馈赠相当于数年的俸禄。换成今天的概念，等于一名基层干部一次出差就收到了相当于数年工资的“礼金”。面对这笔巨款，金世俊没有推辞，也没有收下——他将财物“尽数封存于汝阳县官库之中”，并吩咐县令，“待他远行之后，全部物归原主”。随行的幕僚不解，私下劝他：“大人，这是藩王一片心意，您若不收，反倒显得不近人情。”金世俊答了一句：“受之则悖义，却之则伤恩，封存以待归，两全其美。”说完便起身登车，再未回头。《论语》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金世俊封存的不仅是钱，更是官场上约定俗成的“潜规则”。一个七品小官能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拒收如此厚礼，靠的不是制度的约束，而是内心的尺度。他后来对儿子金汉芝谈起此事时说：“我当时只是觉得，收了这笔钱，往后便再没有脸面去审查那些贪赃枉法之人了。一个御史若自己受了贿，他凭什么去弹劾别人？所以这一回不收，是为了以后每一回都能站得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金世俊完成使命回京。按当时官场惯例，差回必得朝见吏部尚书。他前往拜见太宰郑鸣岘，守门官却索贿才肯通报。金世俊“扭转身子就回家”。《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一个中书舍人，宁可不进权门，也不向门吏低头。同年冬，吏部缺员，商议铨选浙江籍官员时，郑鸣岘问浙江籍少宰李旭山：“贵乡这次铨选应该选谁？”李旭山列举数人皆不妥，最后提出金世俊。郑鸣岘说：“该人出差回京竟不例谒，可谓是清高之人也。目前我们衙门之中缺的就是这样的人。”于是，金世俊“一年内历任吏部四司主事”，尔后升为员外郎、验封司郎中。一个“不谒”之人，反倒因其清高而被破格提拔。掌司考功，黜陟公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金世俊在吏部验封司主事任上，验封司掌封爵、袭荫、诰敕等事，是吏部四司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每日面对的是来自全国各地官员的请托与贿赂——有人想为自己的子孙袭封请托，有人想越级获取更高的封赠。金世俊在任上，“严考课、杜请托”，对每一份申请逐一核查，对每一份举状详加甄别，使吏部选授为之一清。《周礼》有言：“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金世俊正是以“六廉”自持，才得以在吏部这个最容易滋生腐败的衙门里守住清白。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将历任留下的账册逐一复核，发现十余宗封赏不当的旧案，一一改正，不徇私情。有人劝他说：“前人批下的，你何必再审？得罪的人太多，往后不好走。”金世俊只答了一句：“前人批错的，到我这里还不改，那就变成我批错的了。”这一句，道出了他为官为人的全部底色。万历年间，各部官员考课黜陟十分混乱，“迁转无序、贿赂公行”已成积重难返之势。金世俊任考功司郎中后，向朝廷呈奏《广集众思申明钦政以遵旧制以肃官常疏》。在奏疏中，他提出了十条切实可行的建议：一是调动升迁“不开后门”；二是用人“择优而取，不得假公济私”；三是“破格选用贤才”；四是受职官员“必须限期到任”；五是“立限考成”，各级官员须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所承担的政务；六至十条则涉及官员的升转、回避、考课、抚恤、致仕等各个环节。宋代包拯有言：“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金世俊的十条建议，正是要建立一个让“廉者”能出头、“贪者”无处藏身的制度框架。这一奏疏“对改变当时吏治混乱，做到迁转有序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十条建议虽好，却终究没能从根本上扭转晚明吏治的颓局——因为腐败不是制度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通病。金世俊以一己之力试图扭转乾坤，终究是杯水车薪。但他那一纸奏疏，却在暗夜中留下了一道认真的痕迹。明代吕坤在《呻吟语》中说：“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金世俊的“忧勤”，正在于他以一己之力试图扭转吏治颓局。不久，他又转任文选司郎中。文选司掌文官选拔，是吏部四司中权力最重的一司。吏部文选司的位置，意味着天下官员的升迁去留，皆系于他一人之手——这正是最容易滋生腐败的位置，却也是最能检验一个人德操的位置。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前后，金世俊因父母去世，依制丁忧辞官回乡守孝。服丧结束后，他转任稽勋司郎中、考功司郎中，不久再转任文选司。逆阉专权，守节退身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权倾朝野。金世俊“坚决不与魏忠贤等贪官同流合污，与左光斗、殷大中等一批忠臣被削职为民”。《菜根谭》有言：“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阿权势者，凄凉万古。”金世俊选择了前者。魏忠贤被诛杀后，左光斗、殷大中等忠臣皆获平反昭雪。金世俊因“清廉自律”重新被启用。明代薛瑄在《从政录》中写道：“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金世俊属于第一种——“见理明而不妄取”。他不是因为害怕被惩罚而不敢贪，而是因为心中有一条清晰的底线而不愿贪。这条底线，从万历四十一年拒收二百余金开始，一守就是四十年。明刑弼教，活人为德崇祯元年（1628年），金世俊被重新起用即任大理寺卿。大理寺掌刑狱，是天下冤案的最后一扇门。他掌管刑狱执法大权后，“无论官宦和平民，均一视同仁，秉公执法”。崇祯初年，朝中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大案。工部尚书张凤翔等五人被下狱论死。佥都御史高弘图、大理寺卿金世俊等人奉命审理此案。金世俊坚持法理，极力为张凤翔等人申辩。岁旱求言，天子下诏热审。金世俊“疏理狱中一二罪臣”，为张凤翔等人据理力争。崇祯四年（1631年）四月，张凤翔等五人终于被免除死刑，遣戍边卫。史载“活人颇多”。因在张凤翔案中坚持法理、不阿附上意，金世俊与佥都御史高弘图一同被降级处分。宁可被降级，也不肯在生死之间昧了良心。据记载，张凤翔等五人获释之日，“五家老小感更生而五体投地；抑且万众见闻”，朝野为之震动。这份“活人颇多”的功绩，不仅挽救了五条性命、五个家庭，更在崇祯初年那个昏暗的司法体系中，为“法理”二字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典司工曹，节费省帑崇祯四年（1631年），金世俊升为工部右侍郎，奉诏负责监督修造皇陵。陵工向来是贪腐重灾区。旧例修造皇陵必先造棚殿，耗资十余万两。金世俊上任后，主张“只设御屋，不造棚殿”，此举“裁省工费十余万”。他的做法却得罪了内宦张彝宪——因为不造棚殿，使他失去了一个中饱私囊的机会。张彝宪为人贪婪，已收受木商贿赂，一方面擅自抬高木价，另一方面木材尚未到京就预付货款过半。张彝宪大摆宴席，邀请工部官员前来一聚，“金世俊拒不赴宴，亦不合流”。金世俊的“不赴宴”不是一次简单的拒绝，而是对晚明官场腐败生态的一次正面狙击。张彝宪代表的是明代后期宦官专权的体制性腐败——以皇帝之名行搜刮之实，在公帑与私囊之间架设暗渠。“不赴宴”三个字，划出的是清与浊之间一道不容跨越的界线。张彝宪利诱不成，竟指使木商诬告金世俊之子金汉芝贪赃枉法，致使其子蒙冤入狱。金世俊仍不屈服，“向崇祯皇帝上疏申辩”，最终其子得以平反出狱。那一夜，他独自坐在工部衙门里，写了一封家书，里面只有一句话：“我若低头，你便永远是个罪人。我若不低头，总有一天能还你清白。”名在御屏，清冠天下德陵竣工后，金世俊署理工部尚书。也正是在此时，崇祯帝于御屏之上亲书“天下三清官”的名字，金世俊位列第一。据康熙《金华徵献略》记载：“德陵告成加尚书服俸，署部事，上于御屏书天下三清官，而世俊第一。”关于另外两人，史料记载不一。有的说是刘宗周、黄道周，有的说是文震孟、陈必谦。刘宗周（1578—1645）以“慎独”立身，被尊为“刘蕺山”，明亡后绝食殉国；黄道周（1585—1646）以书法名世，更以气节垂范，抗清被俘后从容就义。文震孟（1574—1636）为文徵明曾孙、状元及第，因疏劾魏忠贤被廷杖八十，入阁仅三月即遭权臣排挤而去，一生“清劲负时望”；陈必谦（？—1644）据说位列崇祯御屏天下清官第二，督修永陵时奏请省去三分之二费用，李自成破京后“被执不屈，得间亡归”。无论名单如何，金世俊被列为“首”，必有深意。刘宗周以“慎”名世，黄道周以“节”垂范，文震孟以“刚”名世，陈必谦以“望”立朝，而金世俊则以“纯”著称——五人的精神底色构成了“清官”的完整意涵：清廉、刚正、慎独、节义、威望。而金世俊之“纯”，在于他一生无党无私，不附东林亦不附阉党，只以“清”为唯一的旗帜。万历朝拒金不染、天启朝不与阉党同流、崇祯朝不阿附内臣——每一次选择，都是一道道德底线的重复显现。他一生不攀附、不纳贿、不低头，终以“天下三清官之首”载入史册。崇祯六年（1633年），金世俊辞官回乡。他“粗衣粝食，居家二十余年，未曾新造一幢房屋”。一个致仕高官，二十余年不建一屋，在任何时代都是罕见的。明代张萱《西园闻见录》云：“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金世俊不仅不爱一文，连一砖一瓦都不曾妄取。坊存天官，清德在民辞官归乡后，金世俊潜心著书。他精通理学，一生著作颇丰，有《四书宗贯录》、《宁我录》等传世。其著述“笔锋犀利，文章过人”，可惜如今大多散佚。但他住过的那条巷子，却以“天官地弄”之名留了下来。在义乌老北门，有条起于北门街、止于湖清门的“天官地弄”（原名“天官第弄”，早先称“金宅巷”），天官坊、进士坊、天官第等都在短短几百米的巷内。据老一辈人介绍，“天官地弄”里居住的都是金氏后人。据传，金世俊去世后，皇上敕封他为“天官”，金氏族人居住处便有了“天官第”之说。天官坊，即为金世俊而立。如今，天官第、天官地弄等老建筑都在城市更新中消失，但“天官”金世俊清正廉洁的故事，却在历史潮流中“烁烁闪亮至今”。北苑横塘村曾是金世俊后裔居住之地。横塘公园内至今保留着怀德桥、尚书亭等纪念金世俊的古建筑。2023年，《义乌廉政文化史料汇编》首发，还举行了金世俊雕像落成仪式。在义乌莲塘公园的廉政文化园内，金世俊位列“义乌古代十大廉吏”之中。清极乃冠，守正为仪关于“天下三清官”另外两人，流传着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刘宗周、黄道周，有人说是文震孟、陈必谦。但无论名单如何众说纷纭，崇祯帝御屏之上，金世俊始终位居“天下三清官之首”。这一“首”字，究竟该如何理解？首先，金世俊的“清”，是不党不群的“清”。晚明官场分为许多派系——东林党、楚党、浙党、阉党，党派林立，互相攻讦。在那个时代，“站队”几乎是生存法则。但金世俊一生，不附阉党，亦不附东林。他既不投靠魏忠贤，也不攀附左光斗、杨涟等东林领袖。他像一座孤峰，立在党派之争的夹缝之间，只凭良心办事。万历年间他不受贿，天启年间他不附阉，崇祯年间他不阿内臣——三次关键选择，都没有任何党派为他撑腰。他身后没有一党一派替他抬轿子，他身前也没有一个靠山替他遮风挡雨。他凭借的，只是一个人自己站直了，就没人能把他推倒。其次，金世俊的“清”，是彻底的“清”。他在大理寺平反张凤翔冤案，是“清”在执法上；在工部节省十余万两浮费，是“清”在用度上；辞官后粗衣粝食、不建一屋，是“清”在生活中。他的“清”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以贯之；不是政治姿态，而是生命底色。《礼记》有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金世俊的“清”，正是“慎独”的极致——即使在无人监督之处，他也丝毫不敢逾矩。他拒收二百余金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监督他；他辞官归乡之后，也没有任何人约束他，但他依然坚守了二十余年未曾建屋的节操。“君子慎独”四字，在他身上不是一句格言，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其三，“天下三清官之首”的“首”字，背后是晚明黑暗政局的一种补偿心理。崇祯年间，官场腐败已成常态，阉党虽已伏诛，但吏治积重难返。崇祯帝在御屏上书写“天下三清官”，本质上是在为那个昏暗的时代寻找坐标——清官不是常态，而是稀缺品，稀缺到需要皇帝亲自写在屏风上时时提醒自己。而金世俊被列为首位，是因为他在三朝更迭中一次都没有倒过。万历朝他不贪，天启朝他不附，崇祯朝他不阿。三朝风云变幻，三种不同的浊流，他一一避过，不曾沾湿衣角。这种“清”，是经过时间检验的、不可动摇的。明末清初思想家吕留良在论及晚明清官时曾感慨：“清官易做，纯清官难做；一时清易，一生清难；一世清易，三朝清更难。”金世俊正是那个在四十年的官场沉浮中一次都没有塌过的人。在一个人人都觉得“不拿白不拿”的时代，他选择了“不拿”；在一个人人都觉得“不站队就活不下去”的时代，他选择了“不站”；在一个人人都觉得“不弯腰就过不去”的时代，他选择了“不弯”。这三个“不”字叠加在一起，便成了崇祯帝御屏之上那道不可磨灭的墨迹。金世俊被列为“天下三清官”首位，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有才华、更有权势，而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彻底地守住了自己。在这条漫长的“清官”之路上，他走到最后时，不是靠任何人的扶持，而是靠一条不肯弯曲的脊梁，一步一步走到底的。那条脊梁从绣湖之滨出发，穿过万历、天启、崇祯三朝的漫天风沙，最终挺立在御屏之上。它没有倒，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不准备倒。而“天下第一”四个字，便是时间对那条脊梁最终的回答。金世俊辞官归乡后，“日与山叟田父谈说桑麻，脱略仪检，诙谐谈笑”，乡人“无有贵贱老幼莫不欢欣悦慕”。他曾对乡人言：“如今士大夫莫想宣圣庙中吃得肉，先要想阎罗殿前过得堂。”一个曾在朝堂上直面崇祯帝、拒宴张彝宪的人，晚年却与山野村夫谈笑风生，而那句“莫想宣圣庙中吃得肉，先要想阎罗殿前过得堂”，正是他一生清正自守的内心独白。四百余年过去，绣湖之滨的天官坊早已不存，但这句话里的那份自省与清醒，依然穿透了时间。天官之名，不以坊传，而以心传。当一个人在一辈子中每一次可以选择“要”的时候都选了“不要”，当他在每一道关口前都不曾弯下腰去，那些拒绝便聚成了一束光——最终落在了崇祯皇帝的御屏之上，不偏不倚，不锈不蚀，照着一个“清”字，整整四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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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世俊：“天下三清官之首”是如何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