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文——在杭州工作的那位茅塘叔叔
<!----><style type="text/css">html{font-size:375%}</style><link href="https://pics-app.cnyw.net/static/publish/css/style.css?v=20240712" rel="stylesheet" position="1" data-qf-origin="/static/publish/css/style.css?v=20240712"><!-- 付费贴--> <div class="preview_article "> <!----> <p>年前，我突然接到杭州颖姐电话，她想托我打听老家茅塘村的乃东——她父亲的生前好友。</p><p>颖姐父亲叶光文叔叔已过世两年，她总想念父亲，打算过了年，趁着正月，去茅塘走走父亲走过的路，见见父亲生前好友。</p><p>“光文、光文”—— 自小我便常听父亲提起这位茅塘叔叔。他在茅塘村出生、长大，后来在杭州做了火车司机。</p><p>在那个大多数人一辈子只能守着周边山村的年代，在杭州工作的光文叔叔，便成了我们那一带小山村的名人。</p><p>我老家义乌大畈村，和诸暨茅塘村在饱饥岭，田地交错，乡亲们干活时常常彼此打招呼，两村的人和事，也彼此熟知。</p><p>光文叔叔的童年，藏着一桩传奇往事。</p><p>三岁那年，他偷喝家里的米酒，不慎掉进酒缸，挣扎许久，灌了一肚子酒，险些丢了性命，幸好被邻居发现及时救起。</p><p>稍大些，村里的小伙伴都爱跟他玩 —— 他嘴馋，却也大方，总把家里好吃的拿出来分享，母亲戏称他是 “败家子”。</p><p>后来，他在诸暨暨阳中学念到了初中毕业。听父亲说，光文叔叔的父亲三代单传，到他这里，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十六岁时因病夭折，只剩他一枝独苗。</p><p>建国初期划分阶级成分，因为家境殷实，他家成了茅塘唯一的富农，成为富农后，在村里常常挨批斗、受排挤。</p><p>有一回，他父亲跟我爷爷念叨起家里没有豆种，我爷爷称了一斤豆子，悄悄放在饱饥岭的一个田角，让他们趁天黑拿去。</p><p>那时农村常开荒种玉米，要先砍尽山坡上的树木杂草，晒干烧尽，再撒种翻地。</p><p>生产队里有些人见光文叔叔细皮嫩肉，一个读书人还扛着五六斤重的开山锄跟来干活，便想看他笑话。</p><p>当时大家干活都是赤着脚，翻地时故意把他挤到还有火星的焦土上，看他被烫得直跳，一群人哈哈大笑。</p><p>被烫过一次，光文心里便明白了。当那些人再从两边围堵过来，他不急不恼，只是将锄头深深扎进土里，用力一掀，翻起带火星的土块，赤脚稳稳踩在生泥上。</p><p>一次情急之下，他一锄头下去，不偏不倚砸在一堆盘根错节的竹鞭上，使劲一掀，一串爆响。旁人一数，断裂的竹鞭整整七根。自那以后，再没人敢欺负他。</p><p>1955年，国家到农村招工支援城市建设，硬性要求是初中毕业。茅塘根正苗红的人不少，可符合文化条件的，只有光文叔叔，那年他二十三岁，当时招工时说去西安面粉厂的，家里想着，只要能离开大山，上哪都行。</p><p>后来消息传来，分配到了杭州火车站，举家欢腾，毕竟“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人人都向往的地方。</p><p>光文叔叔最初的岗位是司炉工。一锹煤二三十斤重，一般人铲几分钟就得换人，可这对整日握锄头的他来说，反倒觉得惬意。</p><p>他曾跟我父亲说：“出点汗算什么，夏天不用晒太阳，冬天炉边还暖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还能跟着火车司机学点本事。”</p><p>浙赣线上，郑家坞到金华有一段上坡路，火车爬坡时需不停铲煤送火，丝毫不能松懈，否则极易倒溜，老司炉工都称这里是 “鬼门关”，两个人轮流铲煤都得掉半条命。</p><p>可光文叔叔不一样，他能一个人扎着马步、弓着腰，挥着煤锹坚持二十多分钟，汗珠子砸在炉门口滋滋作响。</p><p>直到火车爬上坡顶，发出长长的、轻松的一声鸣响，他才直起身子，接过司机递过来的水。</p><p>能吃苦、肯卖力、靠得住，光文叔叔的名声很快在路段上传开，人人都喊他一声 “叶师傅”。凭着这股韧劲，他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成了一名火车司机。</p><p>光文叔叔的性子随母亲，耿直坦率，不会拐弯。他多次递交入党申请书，却因富农身份始终未能如愿，可他从没抱怨，反倒总谦虚地说自己思想不够进步，一有空就钻研语录，厚厚的几本书，都给他翻得起了角。</p><p>因为成分问题，他的婚恋也屡屡受挫，直到三十一岁，碰到了一位“小资产阶级”的纺织工人，俩人境遇相似，相见恨晚，不久便结了婚，婚后生下两女一子。</p><p>老大颖姐三岁起就只能独自留在家里自我照顾了。</p><p>等老二、老三，长到两三岁，为了有人照顾，就将老二寄养在诸暨璜山的堂妹家，老三玲芝寄养在大畈我叔叔家。</p><p>玲芝比我小两岁，我俩经常一起玩耍。她曾在石板桥那儿摘公公时摔断了左手臂，乡下郎中用草药和树皮固定，长大后那只手臂便有些弯。</p><p>她直到上学的年纪，才被接回杭州。</p><p>那些年，大畈、茅塘的很多乡亲去杭州，无论是看病、旅游还是找零工，常常吃住在光文叔叔家。</p><p>茅塘有个男孩，淘气逞强，从在建房屋的二楼往下跳，摔成重伤后紧急送往杭州，可大医院也无力回天，没几天便夭折了。</p><p>孩子父亲怕家中爷爷伤心过度，便将骨灰盒寄存在光文叔叔家，回家谎称孩子还在住院。</p><p>这盒骨灰，在光文叔叔家一放就是三年，家里其他人竟全然不知。</p><p>这事近些年才被说起，小玲姐妹得知后震惊不已，至今仍觉后怕。每逢过年、清明和冬至，光文叔叔回乡祭祖，乡亲们都争相请他喝酒。</p><p>璜山有清明煮童子尿蛋的习俗，他盛情难却，一口气吃过三十个；过年时喝温米酒，从午饭边喝边聊到后半夜，一个人能喝十多斤。</p><p>我第一次见到光文叔叔，是在小学放学回家路上，石板桥边。一群大人围着一位满头白发的中年人，拉着手亲热交谈。</p><p>那人高鼻方脸，肩宽腰直，脸色通红，笑声朗朗，正是光文叔叔。我喊了声叔叔，他笑眯眯地看着我：“小伢儿，读书要认真。”</p><p>1984年的暑假，我第一次去杭州，看望在浙大念书的二哥，又特意去看望光文叔叔。</p><p>他家在宝善桥新桥横街，我和二哥按着地址找去，经过一座拱桥，穿过一条窄长昏暗的弄堂，又拐了几个弯才终于找到。</p><p>他家是一溜平房中的一间，约三十平米，隔成里、中、外三间，厨房就在进门的右手边。</p><p>家里的各式鞋子整整齐齐，一张小方桌漆面斑驳，却擦得能照出影子。</p><p>后来听颖姐说，新桥横街大院是父亲的职工宿舍，一家五口，在那里一住就是二十年，有时乡下亲朋好友来得多，就打地铺。并说在当时，铁路工人的住房条件，在杭州已算不错。</p><p>光文叔叔见到我们兄弟俩，一脸高兴，笑着喊：“哟，大学生来了！”执意留我们吃饭，并叫家人多烧些饭，说小伢儿饭量大。</p><p>小饭桌摆在门口，路过的人打趣：“噶多菜，亲戚来了呀。”他满脸笑容：“是噶，是噶，老家亲眷”。</p><p>光文叔叔的三个孩子，个个有出息，都在金融系统工作。玲芝参加工作后，常来大畈看望我叔叔。我父母在世时，她也总要塞红包。</p><p>2018年，我因省局借调，在杭州工作了2年。在玲芝的陪同下，去过两次光文叔叔家。</p><p>那时，两位老人已住进钱江新城的高档小区，地暖、中央空调一应俱全，四季如春。玲芝说，这是她姐姐为了父母养老特意买的房，家里还请了保姆照料。</p><p>那时的光文叔叔，依旧一头短短的银发，笔直竖着，双眼有神，只是听力差了很多，也不再喝酒。小玲在他耳边大声介绍后，他才恍然，笑着应道：“好好好，大畈林荣的儿子哦。”</p><p>颖姐说，父亲以前身体好的时候，姐弟三人带着父亲去过北京、上海、苏州等许多地方，可每到一处，他总会感叹一句：“名气介大，还不如茅塘山岭。”</p><p>三年疫情期间，为了避免外出感染，他的头发、胡须，都是子女在家帮着打理。2023年，光文叔叔九十岁，弥留之际攥着女儿的手，含糊地说：“昨晚毛主席来医院了，毛主席还握过我的手。”</p><p>脸上满是欣慰。今年大年初三，颖姐夫妇找到了父亲生前好友乃东，又来到大畈我叔叔家，邀我小坐了片刻。</p><p>期间说起父亲如何教她读书、教她努力工作，说起父亲一辈子几乎没生过病，颖姐总是止不住地泪流。</p><p>我耳畔，似乎又响起了父亲一声声“光文、光文”的呼唤。</p><p>他从茅塘这样的山村走出去，为乡亲们打开了一扇望向城市的窗；他又是从城市那边，照进山里的一束光。</p><p>父亲离世整整十周年，光文叔叔也去了，他们哥俩，终于又可以作伴了。 清明节来临，谨以此文纪念叶光文叔叔。</p><p> </p><p>本文首发于个人公众号：义乌大畈吹来的风</p><p>更多大畈旧事、乡土人情、童年回忆，欢迎移步关注。</p><p>—— 作者：横古三木</p> <!----></div> 一个故事，一个时代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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