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毅行
<!----><style type="text/css">html{font-size:375%}</style><link href="https://pics-app.cnyw.net/static/publish/css/style.css?v=20240712" rel="stylesheet" position="1" data-qf-origin="/static/publish/css/style.css?v=20240712"><!-- 付费贴--> <div class="preview_article "> <!----> <p>我总以为，义乌的土地里，藏着一种金属。</p><p>它不是金银，不张扬，也不锈蚀。它是这片土地上最坚硬的骨血，一代一代，在朱姓族人的血脉里淬炼、传承。当我在故纸堆里寻见朱元龙(稠城西门人）的名字，又在时光的这头触到朱一新（赤岸朱店人）的笔墨，一个念头便如惊雷般劈开迷雾：这相隔六百五十年的两个人，莫非是同一条魂魄，在历史的关节处，一次次借不同的肉身挺身而出？</p><p>于是，我决定去寻，去寻那些藏在县志深处的“朱”，去寻这片土地上永不熄灭的刚毅之魂。</p><p>南宋的某个清晨，朝堂之上，空气凝固得像一堵墙。史嵩之的党羽遍布，无人敢言，无人能言。这时候，一个来自义乌的官员站了出来。他是朱元龙，一个在今天看来依然硬气得让人心颤的名字。面对权相，他没有权衡利弊的犹豫，只有直面天地的坦荡。史书记载简略，只有“弹劾无所避”五个字，但我仿佛能听见那五个字落地的声音——金石相击，铿然作响。</p><p>在许多人把官场当作一场精明的投资时，朱元龙却把它当作了良知的考场。他看得明白，乌纱帽不过是身外之物，而胸中的道义，是生而为人的最后一道防线。有人劝他圆滑些，他回得决绝：“吾官可弃，笔不可夺。”这八个字，是他留给后人最响亮的注脚。罢官归乡又如何？比起在朝堂上苟且，他宁愿在故土的山水间，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布衣。</p><p>如果说朱元龙的刚毅是疾风骤雨，那朱一新的刚毅，便是绵里藏针。</p><p>时光流转到晚清，帝国已是风雨飘摇。紫禁城里，太监李莲英恃宠而骄，权倾朝野，百官路过其门，都要低头哈腰。这时候，又一个义乌人站了出来。朱一新，这个从赤岸朱店村走出的翰林，明知上疏弹劾李莲英如同以卵击石，但他还是写了，写得义正词严，写得毫不含糊。</p><p>那是一封注定会让自己丢掉乌纱帽的奏折，但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朝廷的法度，在乎的是天下的公义。慈禧太后震怒，将他降为六部主事，他索性以母病为由，辞官南归。临行前，他有没有回望一眼那朱红色的宫墙？我想，他的眼里或许有不舍，但脊背一定是挺直的。因为他知道，庙堂虽高，高不过他心中的道义；江湖虽远，远不过他传道授业的雄心。张之洞请他主持广雅书院，他便把一腔未冷的血，都化作了桃李春风。</p><p>我合上史书，推窗远望。夜色里的义乌，灯火璀璨，车水马龙。这片土地上，经商的人们精明强干，但我知道，这精明背后，藏着一种更加古老的东西——那就是“义”。</p><p>我继续追寻，发现这片土地的朱姓先贤，远不止这两位。</p><p>明末清初，黄河水患连年，百姓流离失所。义乌人朱之锡（义亭陇头朱人）临危受命，总督河道。他的治河岁月，不是诗酒风流，而是风餐露宿。他足迹踏遍黄、淮、运河两岸，与民工同吃同住。史书记载他“手、足、口俱生疮”仍不下火线，至于“严冬不裘，酷暑不盖”更是寻常。当水患终于被驯服，他却因积劳成疾，44岁便殉职于任上。一个义乌人，用自己的性命，换来了黄淮平原的万家灯火。</p><p>他死后，家中竟只剩祖遗的三间泥墙瓦房。两袖清风去，一身正气归。这让我想起朱元龙的“吾官可弃”，想起朱一新的“直言遭贬”，何其相似！</p><p>再往前追溯，宋末元初，义乌赤岸东朱村的丹溪边，走出了金元四大家之一朱丹溪。他本是一介书生，跟着理学大家许谦研习性命之学。可当他看到母亲卧病，庸医误人，便慨然叹道：“医者，亦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于是，四十岁那年，他毅然弃儒从医。为了求学，他“程门立雪”，在名医罗知悌门前拱手站立三个多月，风雨无阻。</p><p>什么是“义”？悬壶济世，普救苍生，这是大医之“义”。他将理学思辨融入医学实践，著成《格致余论》，开创“滋阴派”，不仅治好了母亲的病，更惠泽了后世八百年的无数苍生。一把药锄，就是他的另一柄剑，斩向疾苦，护佑一方。</p><p>他们手中握着的，是不同的器物——朱元龙握着谏笔，朱一新握着奏折，朱之锡握着治河图，朱丹溪握着药方，到近现代，朱鸿儒握着的是一面红旗。1928年，年轻的朱鸿儒（后宅马踏石人）出任中共义乌第一任县委书记。1931年，因叛徒出卖，他在杭州被捕。在浙江陆军监狱的铁窗里，他受尽酷刑，却始终没有低下那颗高贵的头颅。临刑前，刽子手问他有何遗言，25岁的他仰天长笑，高呼：“我为革命死而无憾！”继而高唱《国际歌》，昂首走向刑场。</p><p>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朱元龙“吾官可弃”的决绝，听见了朱一新“预防宦寺”的铮铮铁骨，感知到了朱丹溪“格物致知”的执着。不同的时代，同样的朱姓，同样的义乌血脉，在历史的关口，做着同样的选择。</p><p>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相似？</p><p>我想，答案就在“六义”之中。义乌的“六义”——忠义、节义、孝义、仁义、信义、侠义，从来不是刻在石碑上的教条，而是流淌在血脉里的基因。朱元龙守的是“节义”与“忠义”，朱一新持的是“侠义”与“直义”，朱之锡行的是“信义”与“仁爱”，朱丹溪怀的是“仁心仁术”，朱鸿儒献身的是“家国大义”。</p><p>他们用一生证明：所谓“义”，不是在顺境中锦上添花，而是在逆流中中流砥柱；不是权衡利弊后的最优选择，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本能冲动。这种“义”，也许会让个人吃亏、受苦、甚至送命，但它撑起的是一个民族的脊梁。</p><p>如今，当我们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看着各国客商穿梭往来，落落大方洽谈生意，我常常想：这座“世界超市”的灵魂是什么？</p><p>是精明吗？是不够的。商人逐利，天经地义，但义乌人之所以能走遍天下，靠的其实是“义”。因为“义”，所以诚信；因为“义”，所以担当；因为“义”，所以敢为天下先。</p><p>如果我们丢失了祖辈刻在骨子里的那份刚毅与义气，纵有万贯家财，也不过是无根的浮萍。我们这一代义乌后学，未必都要去做官、治河、行医、革命，但那份“敢为天下先”的勇气，那份“吾官可弃，吾笔不可夺”的坚守，那份面对强权不低头的血性，那份面对弱势群体不放弃的恻隐，千百年来的魂魄，理应在我们身上延续。</p><p>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创造财富，更要守护道义。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义乌人，让“义”字，像那枚古老的铜钱，外圆内方，既包容通达，又坚守底线。</p><p>夜深了，窗外的灯火依然明亮。我仿佛看见，那些远去的背影，正行走在乌伤大地上。他们越走越近，越走越清晰，最终，走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p>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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