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瘖叟通斋:澄明无碍的真理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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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斯,长于斯,从未离开过后毛店村。宅二村近在咫尺——一抬脚的距离,过条路便是。童年时常去踅摸玩耍,长大后也没少盘桓逗留,一年到头不知要进出多少回。宅二村的每一条巷弄我都熟,每一处转角我都认得。我自以为对它了如指掌。

直到某日翻开《文宪集》,读到《叶由庚传》,方觉脊背一阵寒凉——这位被宋濂称为“婺传朱子之学而得其真者”的口吃大儒,七百年前就住在我一再经过的那些巷弄深处。他在宅二村的芦塘边读书、澄坐、授徒,守着一条几近断绝的道统,守到七十八岁,守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他的脚印叠在我走过的路上,他的呼吸融在我穿行的风里,五十多年间,竟浑然不觉。惭愧如冷水漫灌,浇透了五脏六腑。住在道统隔壁的人,对道统一无所知,这难道不是文化意义上的“灯下黑”么?

叶由庚(1202-1279,宋末元初人),字成父(亦作成甫),号通斋,又号“瘖叟”,与何基、王柏并称为“东南朱学传播三大家”。叶由庚的外孙兼弟子王炎泽,是元代“儒林四杰”之一黄溍的老师,而黄溍又教导了王炎泽的孙子——明初大儒王祎。这种“师弟授受、家学相承”的模式,共同推动了朱熹理学在义乌的传播与发展。

我赶紧搁下书,匆忙往宅二村走去。这一次,路还是那条路,脚底下的感觉却完全不同了。

宅二村口的水塘叫芦塘。据说叶由庚的祖居便在塘畔。水色沉碧,如一方搁置了七百年的古砚,墨已干涸,砚心却依然泛着幽光。我蹲在塘边,看天光沉入水底,云絮如散佚的书页,被游鱼偶尔翻动,搅散又聚拢。我想象七百年前,一个口吃的少年也曾蹲在此处,看同一片天空倒映在芦塘的瞳孔里,想象那些比他早生了二百年的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他们的面孔在水中浮现,又被他自己吐出的气息吹散。

芦者,水边之草,空心而直立,风过则俯仰,风止则复正,从不折断。塘者,大地蓄水之器,不拒泥沙,不辞云影,以沉静容纳一切天光。芦与塘并置,一个摇曳,一个深沉,一个以虚为体,一个以静为宗。空心才能通——芦的空心,让风得以穿过;瘖叟的沉默,让真理得以穿透。叶由庚一生没有离开过这片水域的视线。他以瘖守真,以默致通:口舌之“瘖”恰是心体之“通”的代价与前提。芦塘的水不会枯竭,因为它连着地下看不见的泉脉;叶由庚的“通”也不会断绝,因为它连着更深处的那条道统之流——从朱熹到徐侨到他,再到那些散落在历史中的无名承续者。

我将指尖探入水中,凉意顺着指骨往上爬,像触到了时间的脉动。七百年前的那个少年,也曾将手掌浸在这同一片水里,感到同一股凉意从指尖漫到腕骨。他的手应该也是温热的。那时芦塘的水色,大约也是这般沉碧。

叶由庚生而口吃。这生理的“不通”,在人声鼎沸的世上原是致命的短板——话说不利索,与人交结艰难,科举面试时大概也被考官的不耐烦刺伤过。但他转过身去,将这道天赐的缺口锻成了一面照彻真理的棱镜。他自号“瘖叟”。“瘖”者,哑也。一个哑老头,他以这样的称呼封缄自己。这不是自怜,更非自弃,而是一种近乎苦修的决绝——他以“瘖”为名,将口吃从生理事实淬炼为精神姿态:既然口不能利索言语,便让思绪替我说;既然声带喑哑,便让笔墨替我喊。他在《瘖叟自志》中写道:“天予我以瘖,将以静吾神、深吾思也。”上天赐我以喑哑,是为了让我的精神归于澄静,让我的思虑凿入深邃。这句话,我反复咀嚼。一个以“瘖”自命的人,反而比那些口若悬河者更懂得什么叫“通达”。这是一种将生理缺陷锻造成精神盔甲的能力,是独属于瘖叟的生命辩证法。

叶由庚的曾祖与祖父皆中进士,父亲叶蓁官至太常寺主簿,因直言忤逆宰相而遭贬谪。簪缨世家,却因直道而困顿。家族的宿命,早在他出生前便替他选好了路——正直者注定孤独。

叶由庚早年从周大亨学习《春秋》,大概是因口吃“试有司不中,遂绝意进取”,放弃了对功名的追逐。当时徐侨正在丹溪边结庐讲学,“倡明考亭(朱熹)之学”,声望极高,吸引了“四方人士多集其门”。于是,叶由庚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他带着经书,主动前往丹溪,“执经从之”,拜入徐侨门下。

徐侨传授给他的六个字——中、诚、仁、命、性、心——每一个字都是一座山脉。叶由庚得了这六字之后,“蚤夜磨砺,探穷经旨,验之于躬行,期凝合而无间”。一个口吃的人,用最笨拙也最诚实的方式——昼夜不息的磨砺、身体力行的验证——去消化那六个字。徐侨观察了许久,对人说:“成父从侨最久,静愿无他好,讲学意趣殊深,吾道为有所托矣。”于是徐侨为他题写了斋名:“通斋”。并且告诫他:“心体之流行,即天运之流行也。无乎不通而塞之,其人物矣。”心体的流动就是天道的流动,如果哪里不通而堵塞了它,那就不成其为人了。“通”在此首先是一种生命状态:心不被物欲淤塞,理不被偏见遮蔽,人与天之间没有帘幕,没有隔墙。一个口吃的人,徐侨却给了他一个“通”字——这是何等的期许,又是何等的慈悲。叶由庚“佩之终身”。这四个字,轻描淡写,却是一个人用一辈子去兑现的承诺。

“通”,是徐侨对叶由庚的期许,也是叶由庚一生最准确的概括。宋濂后来评价他“精详畅达,得学之通”。精微而详尽,畅达而无滞——这便是“通”的质地。但“通”需要从三重维度去理解:

第一重,贯通经旨。叶由庚从徐侨那里接受了六字之说,但他不是死记硬背,而是“探穷经旨”——将这六个字放入整个儒家经典体系中去理解,使其相互贯通、彼此发明。六字殊名,其理则一。他看到的不是六个孤立的概念,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第二重,贯通知行。叶由庚最著名的教诲是:“古之人知行并进,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若纆蔽于文字间,待其知至而后行,是终无可行之日也。”这段话击中了理学的核心命题。朱熹讲“知行相须”,后学往往走向两个极端——或空谈义理而不践履,或盲目行动而不明理。叶由庚的“知行并进”,强调的是知与行的同步性,不是知先行后,也不是行先知后,而是在生命的每一个当下,知与行同时发生、相互滋养。如果被文字束缚,等到“知至”再“行”,那就永远没有“行”的一天——因为“知”永远没有“至”的时候。

第三重,贯通天人。徐侨告诫叶由庚的那句话——“心体之流行,即天运之流行也”——揭示了“通”的最高境界。人心不是孤悬于宇宙之外的独立存在,心的流动就是天道的流动。当人心不被私欲堵塞、不被外物遮蔽时,它自然与天道同流。这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状态;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法。

叶由庚的一生都在刻写这个“通”字——以最刻苦的精神穷究经典,用最严格的标准躬行实践,以最独立的态度追求真理,最终成就了最纯粹的道德人生。这是一条完整的链条:正宗的师承→刻苦的穷经→严格的躬行→独立的求真→纯粹的人格。每一环都扣得严丝合缝。缺了师承之正,则“通”无根;缺了穷经之勤,则“通”无骨;缺了躬行之实,则“通”无血;缺了思辨之独,则“通”无魂。叶由庚将这四者熔于一炉,淬出了一枚“通”字的舍利,明净通透,光彻千古。

叶由庚的“真”,不仅在于师承的正统,更在于为学的独立。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不立异,不苟同,虚己精索,必求真是之归。”不标新立异,不盲目附和,虚心地、精细地探索,一定要找到真正的道理——即使“十往返不厌”。

他与金华何基、王柏的学术论辩,最能体现这种品格。何基、王柏,都是当时朱子学的大家,与叶由庚“邮书辨析,无虚月”。书信往来讨论学问,每月不断。叶由庚在信中的观点,让七百年后的我为之震动。

何基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弥补了伏羲《先天图》的未尽之处。叶由庚则提出了不同看法:《太极图》与《先天图》“图虽不同,而其理则未尝不一也”,各有各的义理价值,正“不必将《先天图》比并参较也”。他不因为何基是朱学正传就放弃自己的判断,也不因为要与何基“保持一致”而隐藏自己的见解。何基最终“深服其言”。

另一场论辩更为关键。王柏试图重新编纂《论语》,将其按主题分类合并为《鲁经章句》。叶由庚直言:“《论语》乃孔子之微言,与他记录者实殊,非可以绪分类合也。”他引述朱熹的担忧——张栻曾分类汇集孔子论仁的言论,朱熹尚且担心这会“长学者欲速好径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更何况孔子的言论,“诚有不可破坏者”。经典的尊严,不在于我们如何编排它,而在于它本身就是不可破坏的。

一个口吃的人,在书信中却如此精详畅达。言辞的通道被堵住了,思想的通道反而被凿穿了。口说出来的话是断续的,笔写出来的字却是行云流水的。“瘖”与“通”这对矛盾,在叶由庚身上达成了最彻底的和解——他以“瘖”为代价,换来了真正的“通”。

叶由庚的学问是长在脚下的。他的生活本身就是最诚实的注脚。“为人端重寡言笑,燕居谨独,盛服不去身。暑月则冠云巾,衣素纱深衣,终日澄坐。”夏天戴云巾,穿素纱深衣,终日端坐,不因酷热稍有懈怠。“四时之祭,豫戒内外祗事,具馔必丰洁,冥币必署名封识。”四季祭祀,提前告诫,祭品丰洁,纸钱署名。一个连纸钱都要署名的人,他的“通”已经刻进了生活的每一个刻度与皱褶。至于冠礼、婚礼、丧礼,亦皆遵朱熹《家礼》。“问道考德者,户外之屦常满。”来向他求教的人,门外的鞋子摆满了一地。学问的磁场,是沉默也能发射的。

金华丽泽书院,由南宋大儒吕祖谦于乾道初年创办,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亦是金华学派(丽泽学派)之发祥地,天下士人莫不仰首。然而,当部使者蔡抗、郡守赵汝腾等人先后备好聘书与束帛,诚邀叶由庚出掌丽泽书院山长之时,他却力辞不往。他不是不能,是不愿——不愿以学问易名声,不愿以道统博禄位。名满天下的丽泽书院,他转身离去;近在咫尺的龟山书院,他却欣然前往。

龟山书院建于后宅德胜岩山脚下(1946年改建为湖门小学),离宅二村七八里地。北宋抗金名将宗泽,少年时便曾在此启蒙读书。英雄之气与弦歌之声,自那时起便交融于这一方山岩之间。叶由庚选择在此主掌教席,不再以口舌胜人,而以默化育人。他的笔锋如庖丁之刀,游走于义理之隙,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有余地。这刀,不劈柴,不斫铁,只在文字与义理的罅隙间,找到真理可以透光的路径。

一个因口吃而沉默寡言的大儒,舍丽泽之显赫,守龟山之寂寥。显赫是别人的,寂寥是自己的——他选了后者。抱道自守,不求闻达,以寂寥成全学问的纯粹,以学问反哺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这份桑梓情深、以文化民的担当,才是“通斋”最大的本真:通不在高堂,在芦塘;学不在显达,在化人。身不出乡里,道已行四方。那些年,他守着芦塘边的孤灯,灯焰如豆,却从未熄灭。一直守到七十八岁。前至元己卯五月,叶由庚卒。无子。

叶由庚身后,留下了《论语纂遗》若干卷、诗文若干卷、《瘖叟自志》一卷。大多散佚了,像被风吹散的灰烬,不知飘向了哪个时间的角落。宋濂为他作传,在结尾处写下了一段令人动容的赞语。他将何基、王柏、叶由庚三人并置,分别用一个字概括:何基“深潜冲澹,得学之醇”——醇厚;王柏“通睿绝识,得学之明”——明达;叶由庚“精详畅达,得学之通”——通达。醇、明、通三字精准如刀刻,一字一碑。

然后,宋濂又补了一句:“婺传朱子之学而得其真者”,叶由庚居其一。这个“真”字,是宋濂对叶由庚一生最高的确认。真者,不伪也,不杂也,不隔也。他以瘖默守住了那个“真”,以通斋照彻了那个“真”。

但宋濂在另一处还写过一段令人心碎的话。他说,徐侨去世后,叶由庚与何基、王柏遂以道学为东南的旗帜。可是“及隐君没,而其学遂莫之传”。十一个字,是一个道统的终结。等到叶由庚去世,他的学问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完整地传下去了——不是说叶由庚没有弟子,恰恰相反,王炎泽、黄溍都曾从他受学。但那种从朱熹到徐侨再到叶由庚的、未经中间环节转述的、最原初形态的朱子学,随着他的离世而永远消失了。徐侨—叶由庚这一脉所守护的,是朱熹之学在婺州最原初的面貌。这个面貌随着叶由庚的离去,再也没有人能够完整地传递下去。

也许从“通斋”被题写的那一刻起,叶由庚就知道自己注定孤独。徐侨期许他“通”,他却以“瘖叟”自命。这中间的一通一瘖,正是道统的命运:守道者往往沉默,喧哗者往往离道最远。他选择做那个沉默的人。宋濂在《叶由庚传》的赞语中感叹:“九京可作,濂当为执鞭焉。”倘若九泉之下可与之交往,我宋濂情愿为他执鞭随行。这不是客套,这是一个后来者对一条已经断绝的道统的深情追慕。

但叶由庚的“通”,并没有真的断绝。它通过另一种方式延续了下去。石一鳌—黄溍—宋濂这一脉,走的是一条将“举子业”与“理学”相融合的道路。石一鳌既教出了状元王龙泽,又培养了大儒黄溍;黄溍既是进士,又是“儒林四杰”;宋濂既是开国文臣,又是理学大师。他们找到了让理学在世间延续的方式——以书院为依托,以人才培养为路径,将纯粹的理学精神注入可传承的制度与文本之中。而叶由庚所守护的那种纯粹——不涉仕途、不求闻达、不务著书、唯以躬行践履为学的纯粹——则在更隐秘的层面上,成为这条脉络的精神底色。

叶由庚的理学思想正是通过王炎泽、黄溍等门人得以传承。王炎泽是叶由庚的外孙兼弟子——他的母亲是叶由庚的女儿——同时直接师从叶由庚学习理学。黄溍则是叶由庚的亲传弟子。王炎泽后来成为黄溍的启蒙老师,而黄溍又教导了王炎泽的孙子——明初大儒王祎。师弟授受、家学相承,共同推动了朱熹理学在义乌的传播与发展。叶由庚所守护的那种“真”,经由这条血脉与学脉交织的通道,在石一鳌晚年“其为说不皆本于徐氏”的学术创新中,在黄溍《石先生墓表》对“彼”与“此”的深刻辨析中,在宋濂对叶由庚“得朱子之真”的郑重确认中,以另一种形态继续流动。

我从芦塘边站起来,暮色已经沉下来了。水面泛着最后的天光,像一砚浓墨被人缓缓搅动。水面上的芦花在晚风中俯仰,发出沙沙的声响,那不是悲伤的声音,是释然的声音——一个口吃的老人,以一生的沉默,在历史的岩层中凿出了一道裂隙,让光照了进来。

一个口吃的老人,一个以“瘖”自号的学者,一个守着一条将要断绝的道统的孤独者——他在这口塘边住了七十八年,死后葬在义乌的某个地方,具体位置我至今仍未找到。但他留下的那个“通”字,没有被芦塘的水淹没,没有被七百年的风雨侵蚀。它透过宋濂的笔,透过《文宪集》里那一篇不长的传记,透过王炎泽、黄溍、石一鳌、宋濂这条隐秘的脉络,一直传到七百年后的今天,传到我的手上。

我与他的距离,不是七百年的时间,而是从后毛店到宅二村的那一炷香的路程。如此之近,近到我每天路过却浑然不觉。如此之远,远到我需要用一整个夜晚的阅读才能抵达他的门前。我在芦塘边站了许久。暮色里的水面如一面古镜,倒映着七百年前的星斗。那个口吃的少年,那个沉静的学者,那个孤独的守夜人,也许曾在同样的暮色中坐在这里,望着水里的天空,想象一个更远的将来——是否有人会在某个夜晚突然想起他,为他的孤独而惭愧,为他的坚守而震动。我现在就坐在他坐过的位置,看着他看过的天光从水面一寸一寸褪去。时差七百年。但惭愧是真实的,震动也是真实的。

瘖叟不瘖。他的沉默,比所有言辞都更耐久。通斋之通,是一道明净通透的真理之光,从宋末的芦塘出发,穿过了七百年的风雨与烟尘,终于抵达了我这里。那芦塘的水不会枯竭,因为它连着地下看不见的泉脉;那光也不会熄灭,因为它连着源头处永不枯竭的那道真理之流。叶由庚一生不务著书,著作大多散佚了,但他留下的那个“通”字,却在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心中,继续流动。

虽然迟到了七百年,但毕竟抵达了真理之蜗居所在。那光照进来的时候,明净通透,不染一尘。

 

附:《瘖叟赋》

瘖叟者,义乌叶由庚成父之自号也。生而口吃,世以喑哑目之,叟独不以为病,反以自名,乃作《瘖叟自志》以明其志,曰:“天予我以瘖,将以静吾神、深吾思也。”呜呼!其自处也如此,以天之所阙为天之所厚,以喉舌之塞为神明之通,非深于道者,孰能与此!

少习《春秋》,试有司不中,遂绝意进取。当是时,徐文清公侨倡道丹溪,亲承考亭之绪,叟执经往从。公授以中、诚、仁、命、性、心六字,叟昼夜磨砺,探穷经旨,验之躬行,期凝合而无间。公深器之,乃名其斋曰“通”,且戒之云:“心体之流行,即天运之流行也。无乎不通而塞之,其人物矣。”叟佩之终身。  

夫叟以“瘖”自号,而公以“通”名其斋,一塞一通,相反相成。瘖者,口不能言也;通者,心无不贯也。口之瘖,天也;心之通,学也。天夺其口,学丰其心,以瘖为形,以通为神,形若有阙,神则无疆。此叟之所以为叟,亦公之所以知叟也。

当是时,金华何基、王柏,皆宗朱子之学,与叟邮书辨析,无虚月。基疑周子《太极图》补《先天图》之未备,叟曰:“图虽不同,其理未尝不一,正不必比并参较也。”柏欲编《论语》为《鲁经章句》,叟曰:“《论语》乃孔子微言,非可以绪分类合。昔南轩类聚言仁,朱子犹恐长欲速之心,况夫子之言诚有不可破坏者乎?”其持论精详畅达,基、柏咸深服之。叟口不能捷给,而辨析义理,洞彻毫芒,盖其思久沉潜,故其言虽寡而中的。口之瘖,非病也,乃所以淬其思也;言之寡,非拙也,乃所以凝其神也。

叟尝诲学者曰:“古之人知行并进,闻善言见善行,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若纆蔽文字间,待知至而后行,终无可行之日矣。”闻者竦然。部使者、郡守屡以书币请摄丽泽山长,皆力辞。燕居谨独,盛服不去身,四时祭祀一遵朱子《家礼》。问道考德者,户外屦常满。其教人也,不恃口给之辩,而以身范之;不炫文字之博,而以行导之。以“瘖”之身,行“通”之教,此其所以为大宗师也。

前至元己卯五月,年七十八卒,无子。平生不务著书,仅有《论语纂遗》及诗文若干卷、《瘖叟自志》一篇,藏于家。宋景濂氏传之,赞曰:“何基得学之醇,王柏得学之明,由庚得学之通。”且谓“婺传朱子之学而得其真者”,叟实居其一焉。

呜呼!世之学者,多骛于口耳之辨,而叟以瘖默守其真;多逐于声利之途,而叟以寂寥全其通。口之瘖也,天也;心之通也,学也。天予之瘖,非绝之也,乃深之也;公名之通,非虚之也,乃实之也。瘖叟之号,通斋之名,一阙一盈,一塞一达,合而观之,则见道体流行、无乎不贯之妙。瘖者不瘖,以其神之昭也;通者愈通,以其心之虚也。通斋之“通”,不在唇吻之间,而在心体流行之际;不在章句之末,而在天人际会之交。瘖叟之“瘖”,非病也,乃所以深其思也;非阙也,乃所以全其神也。其庶几乎!

赞曰:

有口如瘖,其道乃通。

天夺其辞,以淬其衷。

六字受传,一斋成风。

以瘖为用,以通为宗。

知行并进,体用圆融。

景濂谓通,其言维公。

九原可作,执鞭以从。

婺学之真,万古攸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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