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吏之“源”——以湖清文脉，育清白之骨
湖清门原是义乌古城的西北门，正对着波光潋滟的绣川湖。明崇祯年间，义乌知县熊人霖重修城门，赋诗《湖清门》以记其胜：“西北高楼雄古都，远吞云影入平湖。人夸草木明如锦，我识山川聚可图。鲁颂释丁天作泮，越谣跋巳水传觚。却缘婺女金针妙，绣谱难将巧手摹。”诗中不仅有“西北高楼雄古都”的雄阔气象，更以“山川聚可图”点出此地风水之胜，以“鲁颂”“泮宫”暗喻文脉之昌。一座城门的气象，正是一个家族与一座城市的精神共构。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中原板荡。一支陈氏族人自山东启程，扶老携幼，跨越千山万水，辗转南迁，最终在义乌湖清门落脚生根。这一支陈氏，后世被称为“湖清门陈”，亦因源自齐鲁而称“山东陈”。从此，书香一脉，在这座城门之内绵延不绝。
陈氏迁居义乌后，代有淳德，以孝友传家。四世祖陈珩、高祖陈文章，皆“以孝行著闻乡里”，其事迹载入邑志；曾祖陈能宽“服持职事，勤劳不懈”；祖父陈凤来为县学增生，亦“以孝友为人称道”。陈熙晋呱呱坠地时，祖父闻其啼声，喜言：“振吾家者，必是儿也。”一句预言，将四世孝友、累代淳德的家风，悉数托付于这个新生的生命。
陈熙晋，原名津，字析木，号西桥，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生于义乌湖清门，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在浙江贡生考试中因文采卓越，被督学侍郎汪由敦举为“优贡”，由此步入仕途，官至都匀府、宜昌府知府，人称“西桥太守”，又因学问精深被尊为“鸿儒太守”。《清史稿》将其列入“儒林”，贵州百姓为他建立生祠。在义乌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清官代不乏人，循吏亦非孤例，鸿儒更不乏其数，但能以“一代廉吏”“一代循吏”“一代鸿儒”三重身份同时载入史册者，仅陈熙晋一人。三个“一代”何以熔铸一身？三顶桂冠何以冠绝古今？究其根源，在于湖清门的文脉浸润与陈氏淳厚家风的滋养。
父亲陈敞在他即将赴任贵州时，手书三字为训——“勤俭廉”。勤以治事，俭以养德，廉以立身。三个字，将仕途与修身熔铸为一体，贯穿了他此后数十年的宦海与书斋，也贯穿了一个家族从孝友传家到廉吏报国的精神传递。
廉吏之“明”——以证据为镜，平反冤狱
道光年间，贵州龙里发生了一桩命案。现场只留下一枚钉鞋的鞋印。有仇家告发某民与死者有夙怨，衙役在其家中搜出一双钉鞋，疑犯不堪酷刑，屈认了行凶事实。人证物证俱全，案子似乎可以结了。陈熙晋升堂问案，却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他反复核查鞋印，发现一个关键疑点——那双鞋与现场留下的鞋痕“不符”。酷吏可能就此结案，而陈熙晋却选择了继续深究。《清史稿》以极简的笔法记下了这件事：“龙里民以钉鞋杀人，已诬服，而凶验不合，心疑焉。”一个“心疑”二字，道出了循吏与酷吏的根本分野。酷吏追求的是“结案”，循吏追求的是“真相”。陈熙晋不肯将一个无辜的人推上刑场。一日，他带领衙役、仵作前往坟地开棺验尸。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穿钉鞋的人正在偷看，行迹可疑。陈熙晋即刻命人将他拿下——“见丛人中有曳钉鞋窃睨者，命执而鞫之”。经比对鞋印，此人脚上的钉鞋与案发现场的鞋痕“宛合”——完全吻合。经过周密审讯，真凶终于供出了杀人事实。一场冤狱，就此消弭于无形。一个“心疑”，救了一条性命；一个“宛合”，还了一个清白。这桩案件虽小，折射的却是“廉吏”之“明”——清明。不盲从、不轻信、不靠主观断案，而是依据证据，反复核验。一个“心疑”，既是职业的敏感，也是清廉的底色——不为立功而枉法，不为政绩而屈人。这正是陈熙晋从龙里知县开始，便奠定一生的为官品格。
廉吏之“刚”——以法度为刃，惩奸除恶
如果说钉鞋案考验的是陈熙晋的断案之明，那么普定县的“牛丛”之患，考验的则是他的胆魄与刚直。普定有一种恶俗：当地土豪聚众称雄，魁首号称“牛丛”。他们抓到所谓的“盗贼”，不经官府审讯，直接堆起柴火将人活活烧死。当地一土豪为泄私愤，诬良为盗，连焚三人，官府竟无人敢捕。陈熙晋到任后，决心铲除这股恶势力。他“期必得”——下定决心要拿到人。他不畏强暴，坚决予以重刑。自那以后，“风顿革”——此风迅速被遏制。与此同时，在开泰县任上，教匪蒋昌华聚众扰乱黎平，眼看要兴起大狱，株连无数。陈熙晋的做法是“缚其渠而贷诸胁从”——只抓首犯，对受蒙蔽的胁从者悉数释放，“全活无算”。一个“贷”字，写尽了他执法中的仁恕——他不是一味严刑峻法，而是分清首恶与胁从，该重则重，该宽则宽。这是儒家“宽猛相济”的治国理念在司法实践中的生动体现。浙江档案数据库称他“为政仁恕简易，而嫉恶如仇”——对百姓宽厚，对奸豪绝不手软。这种宽严相济、刚柔并施，正是“廉吏”之“刚”——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不徇私情。
廉吏之“仁”——以苍生为念，活民无数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湖北发了大水。下游各郡流民纷纷逃聚宜昌。城内外挤满了无家可归的灾民，饥馑随时可能爆发。此时的陈熙晋是宜昌知府。他没有简单地开仓放粮了事，而是“毕力抚绥”，竭尽全力安抚救济。他报请朝廷，以工代赈——让灾民参与修葺城垣。既加固了城防，又让灾民靠自己的劳动换得一口饭吃。“灾民免遭饥馑”——六个字背后，是无数条活下来的性命。当时陈熙晋任期已满，本可以就此离任。但城防工程尚未完工，他主动留了下来。史载他“为留六阅月，蒇其事”——为了把以工代赈的城垣修完，他多留了六个月。任满而不去，不是为了功名，只为把灾民安顿好。离任之日，“送者数千人，皆泣下”。数千人的眼泪，是他一生政绩最真实的注脚。以工代赈，不是施舍，而是尊严。这背后是一种“廉吏”之“仁”——在制度框架内，以百姓的生存与尊严为首位。他不以“救灾”为名行摊派之实，而让灾民以劳动换取温饱，这正是“以百姓心为心”的为官之道，正是《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在清代官场的一次庄严回响。
廉吏之“远”——以文教为根，兴学育人
道光九年（1829年）秋，陈熙晋出任龙里知县。他在龙里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并不讨好、却泽被后世的决定——捐俸创建莲峰书院。他自己的俸禄本就不多，却捐出来建书院。书院建在县署之前，正对莲花山，故名“莲峰”。中为讲堂五楹，前庭后寝，两侧有横舍八间，讲堂额曰“求是”——取“实事求是”之义，可见他对学问的态度。他还建了“二贤祠”，供奉诸葛亮和王阳明——一个是鞠躬尽瘁的贤相，一个是知行合一的大儒。这一选择意味深长：诸葛亮代表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勤，王阳明代表的是“知行合一，致良知”的体认。两者合在一起，恰是陈熙晋一生为官治学的精神写照。他还“置田百余区”，收租以供书院开支和生员膳食。每月十三日，陈熙晋亲自到书院讲课，“讲其德行，习其文艺”。他要求士子“处则循孝弟忠信之实，而出则膺天下国家之重”——在乡则修身齐家，出仕则报国安民。一个日理万机的知县，每月亲自给学子授课，这在清代地方官中并不多见。他撰写了一篇《新建莲峰书院记》，将自己的办学理念以文字留存下来。陈熙晋的远见在于：他深知清廉为官能泽被一方，但真正能让一方风气长存的，是教化。他兴办书院，不仅是建一座建筑，而是为龙里百年文脉奠基。这种“廉吏”之“远”，超越了一己之官声，指向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塑造。
廉吏之“恒”——以勤俭为训，家无余财
陈熙晋一生恪守父亲“勤俭廉”三字训导，“除应得的俸禄外，从不贪赃枉法，巧取豪夺”。他“生活俭朴，从不贪图享乐”，虽为官数十载，身后“既无豪宅华居，也无大宗财富留与子孙”。最令人心酸的证据是：他的著作《春秋规过考信》成书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而刊刻却在近半个世纪后的光绪十五年（1889年），靠后人襄助才得以完成。他的儿子陈元颖困顿至“粮绝空余翠釜悬”的地步，另有诗云：“名世文章付属深，等闲亦共劫消沉。悠悠往事无穷恨，第一难扪是此心。”一名知府之子，竟因家贫无力刊行先父遗稿而抱恨终身，陈熙晋之“廉”，由此可知矣。这是一种“恒”——不为外物所动，不因环境改变。为官一生，始终如一。在他身上，“清廉”不是一次性的姿态，而是刻进骨子里的恒常。清廉到身后书稿无法刊行，清廉到“粮绝空余翠釜悬”，陈熙晋以一己之身证明了何为“一代廉吏，当之无愧”。
鸿儒之“深”——以学问为骨，著述等身
《清史稿》将陈熙晋列入“儒林”，称他“邃於学，积书数万卷，订疑纠谬，务穷竟原委，取裁精审”。他“沉潜力学，经、史、子、集均有涉猎”，一生著述宏富，今可知者约十二种。
《骆临海集笺注》十卷是陈熙晋一生用力最深、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著作。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之一，义乌同乡先贤，但因身世坎坷，所著诗文多有散逸。陈熙晋以整理同乡先贤遗文为己任，倾注大量心血完成了这部笺注。该书采用“分体编年，逐篇笺释”的方法，先按文体分类，再在每体之内依时间先后编次，使读者既能把握骆宾王各类文体的创作成就，又能清晰了解其一生的创作轨迹。在版本选择上，陈熙晋以《文苑英华》本、宋蜀本、明万历颜文选本等为底本，结合多校本重编校勘。他继承并发展了清初钱谦益以来的“诗史互证”方法，以骆宾王诗文证其生平，以其生平解其诗文。当代学者马茂元先生将其誉为“最为完善”的骆集注本。
《春秋规过考信》九卷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从散佚千年的断简残编中重新发现了隋代经学家刘炫的《春秋规过》，并以精严的考辨之法申明刘说、纠谬杜预，使一部几近湮没的隋代经学著作得以重见天日，也使刘炫“学通南北、博极古今”的学术贡献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定位。隋代学者刘炫著有《春秋规过》，专门纠正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的失误，但此书至宋代已散佚，仅存片段于孔颖达《春秋正义》之中。陈熙晋从《左传正义》中悉心搜采，“得一百七十三事”，按照经传顺序编次。他对辑出的每条刘炫之说进行考辨，确立了“申”“释”“证”三例。通过严谨考证，陈熙晋认为刘炫之说“不合者不到十分之二”。其《春秋述义拾遗》八卷则辑录刘炫《春秋左氏传述义》百四十三条。
陈熙晋在贵州任职十七年，撰写了多部史学与地理学著作。《贵州风土记》三十二卷是其篇幅最大的地理学著作，将黔中风土、民情、物产、习俗详细记录，是研究清代贵州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黔中水道记》四卷专记贵州境内的水道源流、走向及沿岸地理状况。《（道光）仁怀直隶厅志》二十卷是他在仁怀同知任上编纂的地方志书，体例严谨，内容详实。《帝王世纪》二卷则是一部关于历代帝王的考证著作。
《征帆集》四卷是陈熙晋诗文的代表作。这部诗集记录了他由贵州押运货船至京，一路九千余里、历时十四个月的所见所感。集中所录诗歌“多是记录作者宦游生活中所经历的诸多事实，观之可以知民风民俗”。
其中最著名的《茅台村》诗云：
村店人声沸，茅台一宿过。
家唯储酒卖，船只载盐多。
矗矗青杠树，潺潺赤水河。
明朝具舟楫，孤梦已烟波。
此诗写于仁怀直隶厅同知任上。前四句写茅台村的商业景象——“人声沸”写市井之热闹，“家唯储酒卖”写酿酒已成家家户户的产业，“船只载盐多”则点出了盐运对茅台兴起的决定性作用。后四句写景抒情，最后以“孤梦已烟波”收束，既是旅途的实感，也暗含了对未来的渺茫之思。全诗短短四十字，为后世留下了茅台镇从一个小渔村走向“酒冠黔人国”的珍贵历史见证。
另一首《咏茅台酒》：
茅台村酒合江柑，小阁疏帘兴易酣。
独有葫芦溪上笋，一冬风味舌头甘。
这首七绝写的是茅台酒与当地风物的搭配之妙。合江柑与葫芦溪笋，都是赤水河流域的著名物产。“小阁疏帘兴易酣”七字，营造出一种闲适的饮酒意境。
《之溪棹歌》52首是陈熙晋在仁怀同知任上创作的竹枝词。其中一首追溯茅台酱香的来历：
尤物移人付酒杯，荔枝滩上瘴烟开。
汉家枸酱知何物？赚得唐蒙鳛部来。
陈熙晋认为茅台酒的酱香源于枸酱（拐枣），并考证汉代唐蒙取道合江、遡赤水河去夜郎国时曾得食枸酱。这首诗将茅台酒的源头追溯到了两千年前的汉代。
《之溪棹歌》中有16首专门记述赤水河整治和仁岸盐运情况。其中一首写道：
经略威名草木知，蜈蚣崖上读残碑。
遗民指点停驺处，泪堕金川叫子规。
陈熙晋在诗中记述他途径蜈蚣岩时，面对当地人民为张广泗主持整治赤水河水道立下的功德碑，听当地人民述说当年张广泗考察整治赤水河的情况，充满敬佩和缅怀之情。这些诗篇“真实记录下当年仁岸盐运的场景，也弥补了因《仁怀直隶厅志》重人文、轻经济造成对当年仁岸盐运记述过于简约的不足”。
综观陈熙晋的全部著述，可以概括其学术特色为三个层面：一是辑佚之功——从《春秋正义》中辑出刘炫散佚学说一百七十余条；二是考证之精——“务穷竟原委，取裁精审”；三是实践之学——在贵州为官十七年，撰《贵州风土记》三十二卷，将学问与仕途经历紧密结合。其学问兼跨经、史、子、集，其方法融考证与阐释于一炉，正如时人所评：“沉潜力学，经、史、子、集均有涉猎，学识渊博、著述宏富”。
三绝何以熔铸一身
循吏与廉吏，在古代语境中各有侧重。循吏侧重于“循”——遵循法度、宽厚仁恕、泽被一方；廉吏侧重于“廉”——清白自守、不贪不占。多数循吏亦具备廉的品格，但并非所有廉吏都能成为循吏。陈熙晋则两者兼备——他不仅自己不贪，更将这份清白转化为秉公执法的底气。
“一代廉吏”四字，有身后家无余财、子嗣困顿至“粮绝空余翠釜悬”的凄凉现实为证。“一代循吏”四字，有贵州百姓遮道送行、建生祠纪念的千秋口碑为证。“一代鸿儒”四字，有《清史稿》列入儒林、著述十余种传世的官方与学术双重确认为证。三者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深层的统一。
廉吏是底线。“除应得的俸禄外，从不贪赃枉法”——清白是他的为官底色，也是他敢于秉公执法的底气。不贪不占，方能挺直腰杆为政，心无旁骛治学。
循吏是实践。他将儒家的“仁恕”思想化为具体的理政措施。“生平沉潜经学，有宿儒循吏之目”——宿儒在前，循吏在后，学问根底在先，理政能力在后。“宿儒”是学问的底色，“循吏”是学问的践行。
鸿儒是根基。他“公余精研古籍，订疑纠谬，务穷原委”。以学者的求真精神断案，以儒家的仁恕思想理政，以“诗史互证”的方法笺注骆集。学问不是他政务之外的消遣，而是他一切判断的源头。没有对义理的深究，就没有“用法最平”的底气；没有对经典的沉潜，就没有“兴学育人”的远见；没有对学问的敬畏，就没有“活人无数”的仁心。
三者合而观之，如三面明镜，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一个完整的人格：清白自律是为官之本，宽厚仁恕是为政之道，沉潜学问是立身之基。廉、循、儒，缺一不可。这个组合在义乌历史上是独一份的，迄今无人能出其右，堪称空前绝后，冠绝古今。正如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所评：“其为人、为官、治学、治世的美德善行，粲然竹帛、流芳遗韵。”陈熙晋以一己之身完成了一个士大夫最完整的生命形态——在官为廉吏，在政为循吏，在学为鸿儒。三座精神山峰，在历史的天幕上各自巍峨，却又重叠成同一道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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