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忆母
文/楼静舰
今晚是中秋夜，我走在小区的山道上望着月亮，她像一面被岁月反复摩挲擦亮的铜镜，静静地悬在墨色浸开的秋空里。风从山道上缓缓吹来，裹着山林间桂花的馨香，恍惚间轻轻吹落了苏东坡那句"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轻叹。
今年三月，一阵春风把母亲带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从此往后的中秋，我成了人间没有母亲的孩子。那些沉入时光深处的童年碎片，像被月光轻轻拂过的泛黄老照片，一页一页的在眼前温柔又清晰地铺展开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浙中乡村，日子穷得像被清水反复漂洗过的旧粗布。尤其像义乌这种人多地少的地方，中秋夜能吃上一块完整月饼的人家，为数不多的。因为一来人们口袋里的钱攥不出几文，二来那时月饼全凭票供应，乡下人既无余钱也无票证，如今隔着岁月回望，竟像一场淡得几乎抓不住的旧梦。
我们家好在父亲是个吃商品粮的中学老师，每年中秋总能攥回一张格外珍贵的月饼票。可三十几元的月薪，要拉扯一群正长身体的孩子，日子的拮据，可想而知。母亲生得瘦小，身高不足一米五，记忆里她年轻时体重就从未破过百，到了晚年更是轻得像一片风中欲落的叶子，只剩五六十斤。母亲素来体弱，却要强地跟着生产队下地挣工分，又因家庭成分的牵连处处受排挤，其中的酸苦与艰难，如今回想起来，仍叫人心头发紧。可即便这样，每年中秋的暮色刚漫过瓦檐，母亲总能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卷用油纸妥帖包好的"义乌苏式月饼"，那月饼甜得纯粹，除了白糖的味道，几乎没有别的馅料，但在我们这群孩子眼里，却比世间所有珍馐都要金贵。中秋夜我们拿着母亲给的月饼，总是早早的搬来小板凳，坐在门前的空地上，等月亮把银辉铺满瓦檐，才舍得把月饼的酥皮一点点掰进嘴里，任细碎的糖屑在舌尖慢慢融化，甜香漫过整个童年的秋夜。
文革的风暴卷来那年，我才三四岁，对周遭的一切还似懂非懂。一个寻常的午后，忽然听见大队的人喊母亲去"交待问题"。母亲的娘家本是根正苗红的贫农，外公一生嗜赌又好酒，外婆是亲上加亲的童养媳，一双小脚连下地都分外艰难，家里穷得甚至把我的一个姨娘早早送出去给别人做了童养媳。可在那个事事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哪怕血统再纯正，只要沾一点"可疑"的边，就会被划到对立面上去，那天的事后，母亲和我们说，那天她看见大婶被人吊起来批斗，心里暗叫不好，转身便跑回家，领着我们几个小孩一路急走，逃回了几十里外的外婆家，这才躲过一劫。等风波稍平后我们再回到家，半边屋子已经被贴上封条，家具被抄得乱七八糟，连奶奶嫁过来的椅子、母亲当年陪嫁的木柜木箱，也都被大队抄走了。那股堵在胸口的委屈，又能往哪里去说呢？
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母亲头上包着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头巾，沿着公路一步一步走了十几公里的路到县人民医院去看病，回来才知道她已经患上了肾炎，那时我们年纪太小，全然不懂肾炎意味着怎样日夜纠缠的痛楚。母亲常年在生产队里劳作，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胃便一天天坏下去，只记得她吃饭时，总要伴着一种像石灰似的白色药粉，后来才明白，那是用来中和胃酸的碱性药粉。可日子再难，母亲咬着牙也要把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送进学堂。大哥当年受成分牵连没能读上高中，而我有幸通过父亲的关系进了一个"民办高中"，那时乡下的民办不像今天城里还要摇号的民办，所谓民办就是公社和村里一起出点资金，腾出一处地方，把一群没书读的孩子凑在一处，老师多是从初中抽调或下乡的知识青年里选择。读书的两年里，我们学工、学农、学军，农忙时还放假回乡帮忙，两年时光真正摸书本的日子并不算多，但就是这二年却为我后来的人生，垫下了最珍贵的一块基石。
前几年去参加高中同学会，我问当年几个在我眼里成绩远胜于我的同学，为什么当初不去高考。他们笑着说，家里根本没往这方面想，高中毕业正好留在村里挣工分，安稳度日就很好，也许眼前的安稳就是他们人生的全部。俗话说孩子的起点，在父母的肩膀上，我的父母那时再苦再穷，也不肯让我们放弃读书，正是父母的这份执着，才有了后来我们兄妹几人各自的出路，放到当年的乡村里父母的眼界远比普通人看的远。
记得母亲待人接物，有一句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出六归四"。那时年纪小，不懂这四个字里藏着怎样的份量。如今才明白，在那样捉襟见肘的岁月里，母亲始终守着"送出去六分，收回来四分"的分寸，宁可自己多吃亏，也绝不占亲朋邻里半分便宜。这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撑起的坦荡胸怀，放到如今处处提防、熟人相欺的世道里，更显得格外珍贵。
父母是出了名的热心肠，总无偿帮年轻人牵线做红娘，亲戚亲房有好几对就是他们牵的线做的媒，只是当年的人不懂婚前相处的重要性，媒人也是一样，只觉得俩个男女凑到一处，只要年龄相仿就可以了，如今回头看，在我眼里不少姻缘其实是不圆满的，也算她老人家好心办了错事吧，这也潜移默化让我养成了从不贸然替别人做重大决定的习惯。
高中毕业我曾回乡参加劳动，母亲在田里劳作得直不起腰时，总爱望着远方，轻声对我念叨：等你们都出息了，我就可以不做了。可这句像星光一样亮在日子里的盼头，直到小妹参加工作，也没能真正兑现。母亲的一生，仿佛从来没有完完全全为自己好好活过一天。
记忆里的春天，总带着青黄不接的慌。那时村里的粮食分配机制，是先交公粮，再分工分粮，最后剩下的才是人人有份的口粮。我家农村户口五人，只有母亲一个劳力，工分少得可怜，每年还要倒贴钱给生产队，才能买回那点少得可怜的口粮。一到春天，总听见父母在灯下低声商量，要去哪里借粮食、借粮票。记忆中每年春天家里总只吃两顿饭，晚餐的主食很多时候是番薯，不过在煮番薯时，锅的正中间会搁一只小小的瓷碗，碗里蒸着小半碗白米饭，出锅后我们几个孩子都能分到一点，不够再吃番薯。但更多的时候，是在锅里放很少的一点米里，然后掺很多的带皮的番薯干丝烧一大锅粥，这粥嚼起来带着发涩的甜，菜蔬又寡淡得没有味，吃到后来总忍不住想吐。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母亲他们既要下地劳作，又常年吃着这样的饭食，不知道是怎么一天一天硬撑过来的。
最高兴的记忆是每到年底，母亲总要戴上旧草帽，把扫帚牢牢绑在长木棍上，把家里积了大半年的灰尘一寸寸扫净，然后她在厨房里熬冻米糖、做豆腐、酿黄酒，就着昏黄的油灯一针一线给我们几个小孩赶制新鞋，新衣裳，而她们自己总是将就又将就，孩子们脸上雀跃的笑意，就是母亲眼里最幸福美丽的风景，再苦再累，只要看见孩子们的笑脸，母亲的眉眼间就全是满足。
年少时哪里懂得父母扛在肩上的千斤重担，直到自己在柴米油盐里摸爬滚打，才真正读懂了当年日子的艰辛与不易。如今走在街上，月饼一年四季都摆在明亮的橱窗里，商家变着花样推出新奇的包装与口味，可我心里最惦念的，永远是童年里那个用油纸包着的、甜得纯粹的"义乌苏式月饼"。
今夜月圆，我站在洒满银辉的庭院里，终于读懂了苏东坡当年望月的心情。原来最深的思念，从来都不是撕心裂肺的哭喊，而是看见相似的月色、相似的桂香，就忽然想起那个把一生的甜都留给了我们，自己却在苦水里泡了一辈子的人。风轻轻掠过树梢，恍惚间仿佛还能听见母亲当年轻声的念叨。原来母亲从未走远，她就藏在每一缕温柔的月光里，藏在每一块月饼的甜香里，藏在我往后余生的每一次回望里。
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中秋夜于良渚文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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