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家具合同纠纷诉讼中，我作为原告，经历了诸多让普通当事人困惑的审理细节，也让我对司法公正的落地有了更深刻的思考。这些困惑不仅关乎个案的走向，更折射出普通公众对司法程序的认知与期待，值得我们共同探讨。
案件审理过程中，几个核心问题始终萦绕在我心头。被告提交掐头去尾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试图混淆案件事实，而庭审中法官并未对此予以制止，更未对这种可能影响案件判断的行为进行训诫。事实上，我们早已提交了完整的聊天记录，若法官能依法全面审核，便能轻易发现对方证据的瑕疵。
更让人无奈的是，案件延期时限已过两个月，却始终没有任何进展。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需报请批准并告知当事人——作为案件的直接当事人，延期也未得到任何通知，后续延期审理安排的知情权也难以保障，这与法律规定的“告知义务”是否相悖？
更令人不解的是，我们已在多次开庭中明确表示不接受调解，可在审限即将到期之际，法官依旧联系我的律师，以“压力很大”为由要求动员调解。这究竟是程序要求，还是另有隐情？
当我带着这些案件实体问题，好不容易联系上法院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时，得到的回复却让我陷入更深的迷茫。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其职能仅在于审查法官的司法廉洁性，比如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等，对于案件实体问题、法官是否区别对待当事人等，均无权干预、过问，若对一审判决不满，只能通过二审程序解决。当我质疑法官放任被告提供掐头去尾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法官没有采取制止、训诫时，工作人员竟反问我，你觉得要依据哪个条款进行训诫？这番回复让我明白，普通当事人在面对审理过程中的困惑时，可寻求的即时救济途径竟如此有限。
回望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冤假错案，我们既为周永钢21年冤狱后获赔580万、呼格家属得到205万赔偿而庆幸——这彰显了国家对受害人的关怀，也体现了《国家赔偿法》的纠错价值。但我们更应追问：谁该为这些司法错误真正买单？那些因证据造假、枉法裁判、失职渎职导致错案发生的办案人员，若极少承担甚至无需承担实质代价，法律的权威性与严肃性便会大打折扣。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每一起案件的审理，都牵动着当事人的权益，也影响着公众对法治的信仰。当掐头去尾的证据能堂而皇之出现在庭审中，当案件延期却无人告知进展，当当事人的合理疑问得不到有效回应，公众对司法的信任便会逐渐流失。要让司法公正真正扎根于每一个办案环节，就必须让“权责对等”落到实处：
作为一名普通的诉讼当事人，我始终坚信法律的公正与威严，也期待每一起案件都能得到公平审理，每一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有效保障。更希望司法机关能倾听普通公众的声音，不断完善审理程序，强化对办案人员的监督与追责，让每一起司法错误都能找到真正的“买单者”，让法治信仰真正深入人心。
在此，我也想对审理本案的义乌人民法院说：愿你们经得起法律的考验，坦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用公正的裁判守护司法的尊严，不负每一份对法治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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