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塘一河，双神并峙： 义乌“塘神”与“河神”的文化比较研究
<!----><style type="text/css">html{font-size:375%}</style><link href="https://pics-app.cnyw.net/static/publish/css/style.css?v=20240712" rel="stylesheet" position="1" data-qf-origin="/static/publish/css/style.css?v=20240712"><!-- 付费贴--> <div class="preview_article "> <!----> <p><strong>[</strong><strong>摘要</strong><strong>]</strong><strong> </strong> 义乌水文化源远流长，孕育了“塘神”王槐与“河神”朱之锡两位治水先贤。王槐以八十六岁高龄主持修建蜀墅塘，泽被乡里，被宋理宗御封为“塘神”；朱之锡以河道总督之职治理黄河、淮河、运河，鞠躬尽瘁，被百姓尊为“河神”，后获乾隆帝追封。二者一守乡土、一治天下，一筑塘蓄水、一治河安澜，在“六义”文化的精神谱系中殊途同归。本文从个体叙事、工程智慧、文化精神与历史传承四个维度，对“塘神”与“河神”进行系统的文化比较研究，揭示义乌水文化“以小见大、以塘通河”的独特品格，印证义乌古代水利科技的登峰造极与义乌水文化的博大精深。</p><p>关键词：塘神；河神；王槐；朱之锡；蜀墅塘；六义文化；水文化</p><p><strong>一、引言：水脉与文脉的交织</strong></p><p>水是文明的摇篮，也是文化的载体。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河川文明。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治水既是生存之需，也是治国之要，“民生并用五材，而操大利大害之权者，莫如水”。义乌，这座拥有两千二百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不仅以“世界小商品之都”闻名于世，更积淀了深厚的水文化底蕴。从南宋王槐修筑蜀墅塘到清代朱之锡总督河道，义乌人在不同尺度上书写着与水相处的智慧篇章。</p><p>“塘神”王槐与“河神”朱之锡，一为乡贤，一为国家重臣；一守一乡之水，一治天下之河。他们的人生轨迹与治水实践，恰如两条不同尺度的河流——一条在义乌的山谷间蜿蜒，一条在华夏的大地上奔流——却在精神深处汇入同一片海洋。本文试图通过文化比较的视角，揭示这两位治水先贤之间的“异曲同工”之妙，进而管窥义乌水文化的深层结构与精神特质。</p><p><strong>二、“塘神”王槐：八旬筑塘，泽被桑梓</strong></p><p>王槐，字植三，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出生，出自义乌王氏望族，其家族有“四世一品”之誉。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考中进士后，他历任大理寺卿兼翰林侍读学士，为官清廉。淳熙十一年（1184年），八十六岁高龄的王槐获准告老还乡，回到义乌佛堂后塘村。</p><p>回乡两年后，义乌遭遇多年未遇的大旱，庄稼尽皆枯死。王槐打开自家粮仓赈济乡民，却终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至此他始知，家乡地势较高，原有塘池容量不足，洪水来时，水无所蓄，只得任其漫溢；干旱至时，塘无所供，只能坐视苗枯。要打破这一被动局面，除了兴修水利，别无他策。</p><p>于是，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在永康籍好友的协助下，选定塘山，并依托塘山侧畔“飞来山”三峰梯形排列之势，最终确定了蜀墅塘的坝址。他带领乡民捐资疏浚水塘，依山筑堤，东西凿石开斗门。水库建成后四周总长三千六百步（古时每步为五尺），设闸门四座，四周“四山七十二涧”的水注入塘里。主堤长一百八十米，底宽七米，堤顶宽五米，横剖面呈梯形，顶部可并行三辆车。水库可灌溉农田三万余亩，水渠过处，沿途十余里农田受益。</p><p>蜀墅塘的设计之精巧，令后世专家叹为观止。塘堤主体与飞来山呈三十七度角，以缓解水流对大坝的冲击；塘堤中段底部建有人工放水用的石砌硎井，可以根据用水需求逐级放水，设计精妙，国内罕见；下游灌溉分水系统分为“三枧九圳”（引水槽和引水沟），各枧的枧口严格按照所灌溉田亩所需水量建造。坝底还设有涵洞排沙口，利用水力自动排沙。</p><p>水库被命名为“蜀墅塘”——“蜀”即效仿都江堰之意；“墅”是古代建筑中民间可以建造的最高规格。一个名字，道尽了时人对这座水利工程的敬重与期许。朝廷旌其功，于嘉泰四年（1204年）敕封王槐为“塘神”，以彰其利民之德。从此，王槐以“塘神”之身，世代受乡民香火供奉。</p><p><strong>三、“河神”朱之锡：十年治河，功在国家</strong></p><p>如果说王槐的治水是一篇以乡土为纸、以池塘为墨的田园诗，那么朱之锡的治水则是一部以山河为卷、以家国为怀的史诗。</p><p>朱之锡（1623-1666），字孟九，号梅麓，义乌义亭镇陇头朱村人。清顺治三年（1646年），二十四岁的朱之锡参加会试和殿试。当时黄河年年决口，水患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顺治皇帝给考生的试题正是《治河策》。朱之锡在考卷中提出了“治河十事”，深受考官和顺治皇帝赞赏，一举考中进士。此后历任弘文院侍读学士、吏部侍郎等职。</p><p>顺治十四年（1657年），三十五岁的朱之锡被顺治皇帝特擢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河道。顺治帝亲自在景山召见，为他饯行，并解下御衣亲手给朱之锡穿上。顺治赞其“气度端醇，才品勤敏”。朱之锡深感责任重大，立上《惊闻新命疏》，坦言“总河一官，司数省之河渠，左京师之输挽……责任重大，即老成练达，犹几几乎胜任为难”。</p><p>明末清初连年战乱，黄河、淮河堤防失修，泛滥成灾，漕运大受影响。朱之锡上任后，亲临沿线勘察，先后多次向朝廷奏本治理河道的合理建议。他提出恢复河南岁修夫役旧额、恢复明代淮工民修旧例、择要修葺扬州运河堤闸、汛期前备足应急材料、严查地方奸豪包占夫役等举措。他还采取“宽立堤防、慎挑引河、完善水闸、加强埽工、建设柳园”等一系列措施治理黄运两河。</p><p>治河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朱之锡“只有十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官署中，剩下的时间都在实地解决问题”。数千里路的管理区域内，不管是炎炎烈日，还是隆冬霜雪，他总是不停地南北往返奔波，亲临现场巡查指导。顺治十五年（1658年），朱之锡的母亲病逝，按规定应回原籍守孝三年，但顺治皇帝不准假，朱之锡只得忍住悲痛继续在工地指挥。在他任河道总督的十年中，黄河、淮河、运河“没有发生过重大水灾，沿河人民得以安居乐业”。</p><p>康熙五年（1666年），年仅四十四岁的朱之锡因积劳成疾卒于任上。康熙帝谕赐祭葬。黎民百姓无不称颂其惠政，“徐、兖、扬、淮一带群众称颂他的惠政，死后把他视为‘河神’”。雍正元年（1723年），朱之锡被敕封为河神“朱大王”，沿河立庙，春秋祠祭。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皇帝南巡河工时，追封朱之锡为“助顺永宁侯”。民间称之为“朱大王”。朱之锡生前著有《河防疏略》二十卷。</p><p><strong>四、异曲同工：两种尺度，一种精神</strong></p><p>将“塘神”王槐与“河神”朱之锡并置审视，二者的差异显而易见，但更深层的，是精神本质上的高度一致。</p><p><strong>（一）空间尺度之异：一乡与天下</strong></p><p>王槐的舞台在义乌佛堂镇后塘村。他所面对的，是“四山七十二涧”汇聚的一塘之水；他所关切的，是“田心畈、毛陈畈、倍磊畈”三万余亩农田的灌溉。这是一种“乡土尺度”的治水——一个村庄、一座水塘、一方百姓。</p><p>朱之锡的舞台则是黄河、淮河、运河交汇的万里河山。他所面对的，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黄河；他所关切的，是数省百姓的安危与漕运的通畅。这是一种“国家尺度”的治水——一条大河、三千里水路、亿万生民。</p><p>一塘一河，一微一巨，构成了义乌水文化的两极。</p><p><strong>（二）工程形态之异：蓄水与导水</strong></p><p>王槐的蜀墅塘，是在山谷中“无中生有”——通过筑坝拦截山水，形成一座蓄水库。这是一种“蓄水”的智慧：把水留住，以备不时之需。其设计之精妙，在于“硎井”的逐级放水、“三枧九圳”的公平分水、“涵洞排沙口”的自动排淤。蜀墅塘因此被专家誉为“古代水库的雏形”“中国水库的鼻祖”。</p><p>朱之锡的治河，则是在大江大河上“顺势而为”——通过宽立堤防、慎挑引河、完善水闸等措施，让水按照人的意愿流动。这是一种“导水”的智慧：让水各行其道，不泛滥成灾。其核心在于“防”与“疏”的结合。</p><p>一蓄一导，构成了中国古代水利科技的两大支柱。如果说都江堰是引水工程的巅峰，蜀墅塘便是蓄水工程的鼻祖。</p><p><strong>（三）精神本质之同：为民请命，无私奉献</strong></p><p>尽管空间尺度与工程形态迥异，王槐与朱之锡在精神本质上却高度一致。</p><p>王槐修蜀墅塘，自己“初无一弓之田以徼塘利”——没有一寸田地受益于这座水塘。他倾尽家财、不辞劳苦，纯粹是为了乡民的生计。朱之锡治河十年，河库存银从十万两增至四十六万两，按规定他可拿五万两“羡余”，却分文不取，死后家无余财，仅剩祖传三间泥墙瓦房。二人皆以“无我”之境行“利民”之事。</p><p>王槐以八十六岁高龄亲临工地，朱之锡以四十四岁英年积劳卒于任上。一个活到了治水功成的暮年，一个倒在了治河未竟的中年。他们用不同的生命长度，诠释了同一种生命厚度——把一切都献给了水，献给了百姓。</p><p><strong>五、“六义”观照：水文化的精神坐标</strong></p><p>义乌自古以“义”名邑。“颜乌葬父，孝感天地”的古老传说，为义乌打上了“孝义”的文化胎记。历经千年积淀，形成了“忠义、节义、仁义、孝义、侠义、信义”的“六义”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看似各自独立、自成一体，实则是以‘义’为核心”，构成了义乌人精神世界的完整图谱。</p><p>王槐与朱之锡的治水实践，正是“六义”文化在水事活动中的生动映照。</p><p>忠义——王槐在朝为官忠心辅佐君王，退而不休为民造福；朱之锡受命于危难之际，“鞠躬尽瘁，尽心河务”，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二者皆以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忠诚，践行了“忠义”的真谛。</p><p>节义——王槐暮年挺身而出、勇挑重担，朱之锡“酷暑不张伞盖，寒冬不穿皮袍”、带病坚守岗位，皆是“节义”守正的精神写照。</p><p>仁义——王槐体恤乡民疾苦、倾尽家财修塘，所建蜀墅塘纯粹为了百姓；朱之锡体恤民夫、清廉自守，对天下苍生的承诺重于泰山。二者皆以“仁者爱人”之心行利民之事。</p><p>孝义——王槐告老还乡后以修建水利的方式反哺桑梓，是将“孝”从家庭推向了乡土；朱之锡因公务紧急被皇帝不准假为母守孝，是将“孝义”从私域升华为对万千黎民的大爱。</p><p>侠义——王槐以八旬高龄勇挑重担，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体现；朱之锡整顿吏治、惩处腐败，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彰显了“侠义”的刚正与担当。</p><p>信义——王槐对乡民“一诺千金”，以一座水塘兑现了让百姓不再受旱的承诺；朱之锡对朝廷、对百姓的信义，最终化为百姓将他奉为“河神”的崇高回应。</p><p>“六义”文化在两位治水先贤身上得到了完整的映现。他们共同证明了：义乌的“义”，不只是商业上的“出六进四”，更是流淌在血脉中、担当于危难时的崇高品格。</p><p><strong>六、水脉不绝：千年传承与现代赓续</strong></p><p>八百多年来，蜀墅塘仍然碧波荡漾，灌溉着下游地区的田心畈、毛陈畈、倍磊畈的绝大多数农田。王氏后人仍按照先祖制定的“管塘放水规例”，遵守着严格的维修管理和使用措施——每年二月清淤后开始蓄水，六月初一放水前三天，灌区各村鸣锣通告。元代朱震亨曾重修蜀墅塘，明代宋濂撰写了《蜀墅塘记》。2014年，蜀墅塘被列为义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又实施了除险加固工程。这座八百岁的古塘，至今仍在福泽一方。</p><p>朱之锡的治河精神同样穿越时空。雍正元年被敕封为“河神”后，沿河百姓立庙祭祀。当代学者评价他“为治河鞠躬尽瘁，病死于任上，因此深受沿河百姓爱戴”。义乌已成立朱之锡文化研究会，规划建设朱之锡故居遗址公园。2024年，“梅麓治水——河神文化义乌行”活动举行，水利专家指出“朱之锡的治河功绩蕴含中华五千年治河经验，在当下也有着重要的意义”。</p><p>从王槐到朱之锡，从蜀墅塘到黄河、淮河、运河，义乌水文化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始于乡土、达于天下；成于一人、惠及万民。这条脉络的核心，是“为民”二字——无论是“塘神”还是“河神”，他们治水的初心从未改变。</p><p><strong>七、结语：双神并峙，水韵长流</strong></p><p>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专家曾评价蜀墅塘：“利用了当地的地理特征，用改变河流流势来灌溉农田的做法，是典型的古代农村小水利设施，保留了民间科学治水的方法，非常珍贵。”而朱之锡的治河，则被评价为“蕴含中华五千年治河经验”。</p><p>一塘一河，一乡一国——“塘神”王槐与“河神”朱之锡，以不同的空间尺度、不同的工程形态、不同的生命轨迹，共同诠释了义乌水文化的核心精神：以水惠民，以义立身。他们的存在证明，义乌不仅有“勤耕好学、刚正勇为”的实干精神，更有“心系苍生、兼济天下”的博大情怀。</p><p>“蜀墅塘与都江堰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工程层面的评价。而“塘神”与“河神”之间的异曲同工，则是文化层面的共鸣。如果说蜀墅塘是“古代水库的雏形”“中国水库的鼻祖”，那么王槐与朱之锡便是义乌水文化的“双峰”——一峰在乡土矗立，一峰在天下耸峙；一峰以蓄水泽被桑梓，一峰以导水安澜天下。双峰并峙，方显义乌水文化之博大精深；双水交汇，始见中华水利文明之源远流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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