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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一笔账
陈青山在后山刨了半个月。
半个月里，那块地从半间屋扩大到一间屋，又从一间屋扩大到两间屋。红薯苗是他从邻村王瘸子那里赊来的，二十株，说好秋后还四十斤红薯。王瘸子眯着眼看他，说：“陈家小子，你要是还不上，我就把你家那只老母鸡牵走。”
陈青山说：“还得上。”
王瘸子笑：“你拿什么还？拿你爹的竹条？”
陈青山没说话，扛着红薯苗走了。
红薯苗种下去那天，陈秋禾蹲在地边，一株一株数。
“一、二、三……十九、二十。哥，二十株都在。”
陈青山擦了擦汗：“都在就好。”
“它们会活吗？”
“会。”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浇了水。”
陈秋禾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便不再问了。
那天傍晚，陈青山坐在地边，看着二十株红薯苗在夕阳下蔫蔫地立着，忽然听见身后有人说话。
“陈家小子。”
他回头，是二叔公。
二叔公背着手，站在坡下，还是那副慢悠悠的样子。
“你爹让我来看看你死了没有。”
陈青山脸一红：“我没死。”
“我看也是。”二叔公走上坡，蹲下来，摸了摸红薯苗的叶子，“苗还行，就是土薄了点。”
陈青山眼睛亮了：“二叔公，你懂这个？”
“懂一点。”二叔公说，“我年轻时候也开过荒。”
“那后来呢？”
“后来荒开了，种了两年，山洪一来，全冲没了。”二叔公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山里的地，不是你想开就能开的。你爹不让你来，不是怕你疯，是怕你白忙。”
陈青山低头看着那二十株苗。
“万一成了呢？”
二叔公看了他很久。
“你爹当年也说过这句话。”
陈青山猛地抬头。
“我爸？”
“嗯。”二叔公点了袋烟，慢慢抽了一口，“你爹年轻时候，比你还能折腾。他想过养蚕，想过种茶，想过在后山修梯田。后来呢？蚕死了，茶苗枯了，梯田修了一半，一场暴雨全塌了。你奶奶气得拿扫帚追着他打了半条街。”
陈青山愣住了。
他从没听父亲说过这些。
在他记忆里，父亲永远是那个坐在门槛上抽旱烟、对他冷着脸、动不动就抄竹条的男人。他不知道父亲也曾年轻过，也曾折腾过，也曾被山打败过。
“那……我爸后来为什么不干了？”
“因为你。”二叔公吐了一口烟，“你出生那年，家里穷得连米都没有。你爹去县城给人扛包，扛了三个月，背都压弯了，挣回来的钱刚好够给你买奶粉。从那以后，他就不折腾了。他说，认命。”
陈青山没说话。
风从山谷里吹来，红薯苗的叶子轻轻晃了晃。
二叔公抽完烟，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
“我来不是劝你回去的。”他说，“我来是告诉你，后山那片地，土薄，但坡缓。你要是真能种出东西来，我帮你跟村里说一声，别让人来捣乱。”
陈青山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二叔公摆摆手，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又回头：“对了，红薯苗别浇太多水，根会烂。”
陈青山站在原地，看着二叔公的背影消失在山路拐弯处。
他忽然蹲下去，摸了摸那二十株红薯苗。
叶子还是蔫的，但好像比刚才精神了一点。
那天晚上，陈青山没有挨打。
父亲陈有根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看见他回来，只说了一句：“洗手吃饭。”
语气平平淡淡，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陈青山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吃饭的时候，母亲李桂花给他盛了一碗稠一点的稀饭，碗里还卧了一个鸡蛋。陈青山看着那个鸡蛋，愣住了。
“娘，这鸡蛋……”
“吃。”李桂花把碗推过来，“你二叔公今天来过了，说你在后山种红薯。种就种吧，别饿着。”
陈青山端起碗，低头吃。
鸡蛋很香，稀饭很稠。
他吃着吃着，眼泪掉进碗里。
陈秋禾看见了，小声问：“哥，你怎么了？”
“没事。”陈青山抹了一把脸，“烫的。”
陈有根在门槛上磕了磕烟锅，没说话。
但那晚，他没有收走陈青山书包里的《国情教育读本》。
也没有提竹条。
日子一天天过去。
红薯苗活了。
二十株苗，活了十八株。
陈青山每天放学就往山上跑，浇水、除草、培土。陈秋禾也跟着去，兄妹俩蹲在地边，看着红薯藤一天天爬开，叶子一天天茂盛。
八月底，红薯藤已经铺满了那两间屋大的地，绿油油一片，像一块毯子。
陈青山蹲在地边，扒开叶子看了看，土底下鼓起了几个小包。
“要结了。”他说。
陈秋禾眼睛亮了：“真的？”
“真的。”
“能收多少？”
陈青山想了想：“不知道。但肯定比二十株多。”
“那能分给十户人家吗？”
“能。”
“每户五斤？”
“也许能更多。”
陈秋禾笑了。
她从兜里掏出一枚硬币，又放在地边那块石头上。
“哥，你看，一块钱地要结果了。”
陈青山看着那枚硬币。
硬币已经被风吹雨淋，表面有些发暗，但国徽还在。
他忽然想起县城那个穿西装的男人。
那个男人说：“一块钱，二十一年后，八十万。”
那时候他觉得那个人是骗子。
可现在，他蹲在自己的“一块钱地”边，看着十八株红薯藤在风里轻轻摇晃，忽然觉得，也许那个男人也不全是骗子。
也许那个男人也曾经蹲在某块地边，看着自己的苗一天天长大，也曾经相信过一块钱真的能变成很多钱。
只是后来，他走歪了。
或者，他等不及了。
陈青山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的红薯是真的。
自己的地是真的。
自己手里的泥，也是真的。
九月初，村里出了件事。
村东头的老孙头摔断了腿。
老孙头六十多岁，儿子在外打工，几年没回来，家里只有一个老伴，眼睛也不好。他摔断腿那天，是上山砍柴，脚下一滑，从坡上滚下来，腿断了，柴散了一地。
村里人把他抬回家，请了赤脚医生来看，说骨头断了，得去县城接。
去县城接骨，要钱。
老孙头家没有钱。
村里凑了一些，凑了三十多块，还差二十。
村长挨家挨户敲门，敲了十几家，有人给**，有人给一块，有人开门看了一眼，说“我家也没有”，就把门关了。
敲到陈青山家时，陈有根正在吃饭。
村长站在门口，有些为难：“有根啊，老孙头那边……”
陈有根放下碗，进屋，从床底下摸出一个布包，打开，数了二十块钱，递给村长。
村长接过钱，说了声“谢了”，转身要走。
“等等。”
陈青山从屋里跑出来。
他从书包里掏出一枚硬币，放在村长手里。
“我也给。”
村长看着那枚硬币，笑了：“青山啊，你这……”
“一块钱。”陈青山说，“也是一份。”
村长没再笑，把硬币收好，点了点头：“好，也是一份。”
村长走了。
陈青山站在门口，看着村长的背影远去。
他忽然想起自己那张《牛角岭后山开荒计划》，上面写着“秋后收红薯，分给最穷的十户”。
老孙头算不算最穷的十户？
算。
可秋后还早。
老孙头等不到秋后。
他转身跑回屋里，从床板底下翻出那本《国情教育读本》，又翻出夹在第八十一页里的红纸。
红纸上写着：“投资一块钱，二十一年后还你八十万。”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翻到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字：
“牛角岭互助账：老孙头接骨，缺二十元。全村凑齐。陈青山，一元。”
写完，他想了想，又添了一行：
“记账人：陈青山。日期：九月初三。”
他把这一页撕下来，折好，放进衣兜。
那天下午，他去了老孙头家。
老孙头躺在炕上，腿用木板固定着，脸色苍白。老伴坐在旁边抹眼泪。
陈青山站在门口，有些局促。
“孙爷爷，我……我来看你。”
老孙头睁开眼，看见是他，勉强笑了笑：“青山啊，来坐。”
陈青山没坐。
他从衣兜里掏出那张纸，放在炕沿上。
“孙爷爷，这是我记的账。你欠村里的那些钱，我都记下来了。以后我种红薯收了，先还你。”
老孙头愣了一下，拿起那张纸，看了看。
纸上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一笔都写得很认真。
“你这孩子……”老孙头喉咙发紧，“你哪来的钱还？”
“我种红薯。”陈青山说，“后山那块地，我种的。秋后收了，卖了钱，先还你。”
老孙头的老伴哭了。
老孙头没哭，只是把那张纸折好，放在枕头底下。
“好。”他说，“爷爷等着。”
陈青山从老孙头家出来时，天已经黑了。
他走在山路上，忽然觉得心里很亮。
不是那种做梦的亮。
是那种算清楚了一笔账的亮。
他终于明白，自己那个“每户三百块”的计划，为什么没人信。
因为太大了。
大到像天上的月亮，看得见，摸不着。
可一块钱呢？
一块钱很小。
小到可以放进一个老人的枕头底下。
小到可以埋在地边做记号。
小到可以成为一本账上的第一行。
但一块钱也是真的。
真的能买一株红薯苗。
真的能记在一本账上。
真的能让一个躺在炕上的老人，觉得还有人记得他。
陈青山走到后山，蹲在“一块钱地”边。
红薯藤在月光下铺展开来，叶子密密麻麻，底下藏着正在鼓起的红薯。
他伸手摸了摸叶子。
叶子凉凉的，很结实。
他忽然对着那片地，轻声说：
“老孙头那一块钱，我记下了。”
“以后每一块钱，我都记下。”
“谁给过我一块钱，我就还他十块、一百块、一千块。”
“不是骗他。”
“是算给他看。”
风从山谷里吹来，红薯藤轻轻晃了晃，像在点头。
那天夜里，陈青山在《国情教育读本》的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
“牛角岭互助账，第一页。从此往后，每一块钱都有名字，每一笔账都有去处。”
写完，他把本子合上，放在枕头底下。
窗外，山黑沉沉的。
但牛角岭的某一户人家，枕头底下多了一张纸。
纸上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和一个被摩挲得发亮的硬币印记。
那是牛角岭的第一笔账。
也是陈青山的第一笔真账。
很多年以后，当有人翻开那本泛黄的《国情教育读本》，翻到最后一页，看见这行字时，他们会问：
陈青山的“一块钱”，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是一句疯话的？
也许就是从这一夜开始。
从一个老人的枕头底下开始。
从一本账的第一行开始。
从一枚埋在地边的硬币，终于长出叶子开始。
第12章：红薯
红薯是在霜降前挖的。
那天清晨，陈青山扛着锄头上了后山，陈秋禾跟在后面，手里拎着一个破竹篮。地里的红薯藤已经枯黄了大半，叶子耷拉着，像熬了一整个夏天终于熬不动了。
陈青山蹲在地边，扒开一丛藤，看见土裂了几道缝。
“可以挖了。”他说。
陈秋禾把竹篮放下，蹲在旁边看。
陈青山第一锄下去，锄头碰到一个硬东西，“咚”的一声。他小心地拨开土，看见一个红皮红薯露了出来，拳头那么大，沾着湿泥，像刚从地里长出来的拳头。
陈秋禾“哇”了一声。
“哥，好大！”
陈青山没说话，手有点抖。他把红薯周围的土一点点拨开，整颗红薯露了出来——比拳头还大，形状不太好看，一头粗一头细，但很结实。
他把它放进竹篮。
第二颗小一点。
第三颗更小。
第四颗只有鸡蛋大。
挖到第十八株时，竹篮已经装了半满。陈青山把红薯倒在铺开的塑料布上，一颗一颗数。
“一、二、三……四十七、四十八。”
四十八颗。
大的有半斤，小的只有指头粗。加起来，大概有二十多斤。
陈青山坐在地上，看着那堆红薯，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二十多斤。
离他当初写在纸上的“五十斤”，还差一半。
离“分给十户，每户五斤”，也还差一点。
陈秋禾蹲在旁边，拿起一颗小红薯，在衣角上擦了擦，咬了一口。
“甜的。”她说。
陈青山也拿起一颗，擦了擦，咬了一口。
确实是甜的。
生的，脆的，带着土腥味，但确实是甜的。
他嚼着那颗生红薯，忽然笑了。
“秋禾，走。”
“去哪儿？”
“去分。”
“可不够十户啊。”
“够几户分几户。”
兄妹俩把红薯装进两个布袋，一前一后往山下走。走到村口时，天刚亮，老樟树下还没人。他们先去了老孙头家。
老孙头的腿还没好利索，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晒太阳。看见陈青山进来，愣了一下。
“孙爷爷，红薯收了。”陈青山把布袋放下，解开，“给你五斤。”
老孙头看着那袋红薯，半天没说话。
他老伴从屋里出来，看见红薯，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这孩子……你这孩子……”
陈青山没多留，放下红薯就走了。
第二户是王瘸子。
王瘸子正在门口修锄头，看见陈青山，眼皮一抬：“来还红薯苗的？”
“还。”陈青山把布袋放下，“四十斤，都在这儿了。”
王瘸子愣住了。
他放下锄头，打开布袋看了看，又抬头看陈青山：“你哪来这么多？”
“种的。”
“就后山那块地？”
“嗯。”
王瘸子沉默了一会儿，从布袋里抓出两颗红薯，扔回给陈青山。
“多了。我只要二十株的苗钱，按说二十斤就够了。这两颗你拿回去，给你妹吃。”
陈青山没接：“说好的四十斤，就四十斤。”
王瘸子看了他很久，忽然笑了：“你这小子，跟你爹一样倔。”
他顿了顿，又说：“不过你比你爹实在。你爹当年借我的种子，秋后只还了一半，说剩下的明年还。结果第二年一场山洪，什么都没了。”
陈青山没接话。
他背起空布袋，走了。
第三户是村西头的刘寡妇。
刘寡妇丈夫前年上山砍树，被倒下的树砸死了，留下一个六岁的儿子。她看见陈青山送红薯来，死活不肯收，说：“你家也不宽裕，留着自己吃吧。”
陈青山把布袋放在门槛上：“我种了四十八颗，够分。”
刘寡妇的儿子从屋里跑出来，看见红薯，眼睛亮了。
刘寡妇看着儿子，又看了看陈青山，终于没再推辞。
“青山啊，”她说，“你以后要是有什么难处，来婶子家说一声。”
陈青山点点头，走了。
四十八颗红薯，分给了六户人家。
每户五斤，刚好三十斤。
剩下的十几斤，陈青山留了一半给自家，另一半分给了二叔公和村里两个孤寡老人。
分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陈青山背着空布袋回家，走到家门口，看见父亲陈有根坐在门槛上抽旱烟。
陈有根看见他，没说话。
陈青山也没说话，进屋放好布袋，出来站在父亲旁边。
父子俩沉默了很久。
最后还是陈有根先开口：“分了？”
“分了。”
“够吗？”
“不够。”陈青山老实说，“本来想分十户，只分了六户。”
陈有根磕了磕烟锅。
“六户也比没有强。”
陈青山愣住了。
他转头看父亲。陈有根的脸在暮色里看不太清，但声音是平的，没有讽刺，也没有责备。
“爸……”
“后山那块地，”陈有根说，“明年还种吗？”
“种。”
“种就种吧。”陈有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开春我帮你翻一遍地。你那锄头太钝，刨不动石头。”
说完，他进屋了。
陈青山站在门槛外，看着父亲的背影消失在屋里，忽然觉得鼻子发酸。
他抬头看天。
天黑透了，星星一颗一颗亮起来。
牛角岭的夜很静，静得能听见远处溪水流过的声音。
他忽然想起《国情教育读本》第八十一页上那行红字：
“投资一块钱，二十一年后还你八十万。”
那时候他觉得那是骗人的。
可现在，他站在自家门槛上，背着空布袋，闻着屋里飘出来的红薯饭的香味，忽然觉得，也许那行红字也不全是骗人的。
也许“一块钱”真正的意思，不是二十一年后变成八十万。
而是今天的一块钱，变成明天的五斤红薯。
明天的五斤红薯，变成六户人家晚饭桌上的一碗饭。
一碗饭，变成一个人心里的一点暖。
一点暖，变成下一个人也愿意拿出一块钱的勇气。
他不知道这算不算“投资”。
他只知道，今天他分出去的每一斤红薯，都是真的。
真的被人接过去了。
真的被人吃进肚子里了。
真的让某个人今晚睡觉时，心里比昨天踏实了一点。
红薯分完后的第三天，村里出了一件小事。
刘寡妇的儿子在村口玩，看见陈青山，跑过来，从兜里掏出一颗糖，塞给他。
“青山哥哥，给你。”
陈青山愣了一下：“为什么给我？”
“我妈妈说，你给我们红薯了。”小男孩说，“这是我昨天过生日，王奶奶给的糖。给你吃。”
陈青山看着那颗糖。
糖纸是红色的，皱巴巴的，显然已经被攥了很久。
他蹲下来，接过糖：“谢谢。”
小男孩跑了。
陈青山剥开糖纸，把糖放进嘴里。
很甜。
比生红薯还甜。
他含着那颗糖，走回后山。
“一块钱地”已经空了，红薯挖完后只剩下一片翻过的土，黄黄的，裸露着。但土是松的，石头被拣到了一边，地边那枚硬币还在，被风吹雨淋得更暗了。
陈青山蹲在地边，从兜里掏出那颗糖的糖纸，展平，压在那枚硬币上面。
红色糖纸压着旧硬币。
像某种仪式。
他忽然想起自己写在《国情教育读本》最后一页的那行字：
“从此往后，每一块钱都有名字，每一笔账都有去处。”
现在，他可以给那行字添一句了：
“每一颗红薯，也都有去处。”
风从山谷里吹来，吹过空荡荡的地，吹过糖纸，吹过硬币。
陈青山坐在地上，看着那片空地，忽然开始算明年的账。
明年把地扩大到三间屋。
三间屋能种六十株红薯苗。
六十株，按今年算，能收一百多斤。
一百多斤，可以分二十户。
二十户，几乎是大半个牛角岭了。
如果再养几头猪呢？
猪粪肥田，田更肥，红薯更多。
如果再多开一片地呢？
种玉米，种大豆，种土豆。
如果……
他算着算着，忽然听见身后有人说话。
“又在这儿算什么呢？”
他回头，是二叔公。
二叔公背着手，慢慢走上坡，在他旁边坐下。
“算明年。”陈青山说。
“算出来没有？”
“算出来了。”
“说说。”
陈青山把自己的计划说了一遍：扩大地、养猪、种玉米、种大豆、修路……他说得很细，细到一头猪一天吃几斤糠，一担粪能肥多少地。
二叔公听完，沉默了很久。
“你知道你像谁吗？”
“谁？”
“你爹。”二叔公说，“也像年轻时候的我。”
陈青山没说话。
“我年轻时候，也这么算过。”二叔公看着远处的山，“我算过牛角岭每户养两头猪，一年能卖多少钱；算过后山全种上茶树，一年能采多少茶叶；算过如果修一条路通到县城，山里的木头能多卖多少价。我算了一本子，比你这本子厚。”
“后来呢？”
“后来？”二叔公笑了，“后来我娶了你二叔婆，生了三个孩子，本子被孩子撕了糊墙。再后来，你二叔婆病了，我卖了两头猪给她抓药。再后来，山洪来了，我种的那片茶树冲没了。再后来，我就不算了。”
陈青山低头看着脚下的地。
“那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不算了。”
二叔公想了想：“不后悔。人这一辈子，能折腾就折腾，折腾不动了就歇着。没什么后悔的。”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不过，”他说，“你要是真能把明年那一百多斤红薯分出去，我帮你去跟村长说，把后山那片荒地划给你种。反正荒着也是荒着。”
陈青山猛地抬头：“真的？”
“真的。”二叔公说，“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别光种红薯。”二叔公说，“种点玉米。我牙不好，红薯吃多了烧心。”
陈青山笑了。
二叔公也笑了，背着手，慢慢下山去了。
陈青山坐在地边，看着二叔公的背影，又看了看脚下的空地。
糖纸在风里轻轻抖了一下。
硬币还在下面。
他忽然觉得，自己那本《牛角岭致富策》，也许真的可以写第二页了。
不是写在作业本上。
是写在这片地里。
写在每一颗埋进土里的种子上。
写在每一个愿意给他一颗糖的孩子手里。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往山下走。
走到半路，他看见村口的老樟树下聚着几个人。有人在说话，声音比平时大。
他走近了，听见有人在说他的名字。
“……陈家那小子，还真分出红薯来了。”
“我分了五斤，煮了，确实甜。”
“听说他明年还要扩大。”
“扩大？他一个人种得过来？”
“听说他爹也帮忙了。”
“哟，陈有根也肯帮他了？”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众人笑了一阵，但这次的笑，和以前的笑不太一样。
以前是嘲笑。
这次，好像有点别的东西。
陈青山没有停下，径直从人群旁边走过。
走到家门口时，他听见背后有人喊：“青山！”
他回头，是剃头匠。
剃头匠手里拿着一把剃刀，站在老樟树下，看着他。
“明年开春，”剃头匠说，“要是真种玉米，我帮你翻地。我家里有把好锄头，比你那把快。”
陈青山愣了愣，然后点了点头。
“好。”
剃头匠笑了，转身继续给人刮脸。
陈青山站在原地，看着老樟树下那些人。
他们还在说话，还在笑，还在补网、择菜、刮脸。
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他忽然明白，山不会一下子被搬走。
人也不会一下子都信你。
但你可以先种出一颗红薯。
分给一个人。
再种出第二颗。
分给第二个人。
等到第六个人接过你的红薯时，第七个人也许就会站在旁边看。
等到第七个人看够了，他也许就会说：
“明年，我也帮你翻地。”
陈青山转身进屋。
他从书包里掏出《国情教育读本》，翻到最后一页，在那行“每一笔账都有去处”下面，添了一行：
“第六户：刘寡妇家，五斤。她儿子给我一颗糖。”
写完，他合上本子，放在枕头底下。
窗外，天完全黑了。
但牛角岭的某一户人家，饭桌上多了一碗红薯饭。
某一个孩子兜里，少了一颗糖。
某一个剃头匠手里，多了一把准备借出去的锄头。
这些都很小。
小到像一枚埋在土里的硬币。
但陈青山知道，它们是真的。
而真的东西，是会生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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