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的维权与坚守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义乌崇山村人发起了细菌战受害维权运动。
三位村民代表写了一份《联合诉状》,附上万人签名,寄交于日本驻华大使馆,要求日本政府履行细菌战加害赔偿。可是日方毫无动静,联合诉状石沉大海。远在日本的王选听闻后,内心甚为不平。
在一般人的认知中,抗日战争应该是对付枪炮的战争。殊不知背后还有隐蔽进行的生物武器攻击。在钢铁和生物的联合夹击下,中国大部分地区轮番上演着城破家亡、生灵涂炭、疫病四起、百姓流离的人间悲剧。可是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罔顾史实,从未承认实施了细菌战,而是刻意隐瞒,躲开了东京审判。至今未就细菌战问题进行谢罪赔偿。
细菌战,活体解剖,是曾经发生的罪恶,而迄今为止的隐瞒、不认账,是正在发生的罪恶。如果这样的极罪、大恶都可以掩盖,都可以容忍,那还要公理、良知和法律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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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有心接过三位村民代表的担子,决定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索赔诉讼。于是她毅然回国,以翻译身份投身到森正孝细菌战调查团。王选人长得漂亮,内心却异常强大。她本可以过自己安逸、精致的生活。可是偏偏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偏偏要伸张正义、讨取公道,从此把自己拴在了细菌战的调查和诉讼上。应该是法官父亲的血液在她身上流淌,刚正勇为的义乌精神给了她行动力量。
王选带领细菌战幸存者在日本东京法庭作证
第二年,浙江与湖南等地的细菌战受害者实现大联合,王选被推为为团长、总代表,筹备发起对日索赔。
这期间,一大批反战爱好和平的日本人士主动站出来,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受害者打官司。于是,王选适时争取到了230名日本律师的支持,组成一个阵容强大的细菌战诉讼辩护团。
王选带领中国原告团成员于1997年勇敢地走进东京法院,向日本提起细菌战诉讼,要求还历史真相并作谢罪、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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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东京地方法院就细菌战案首次开庭。王选代表来自各地的180名中国原告,在法庭上作义正词严的陈述:
众所周知,50年前,侵华日军作为国家意志实施的细菌战,在当时即是国际法所禁止的战争犯罪。二战失败之前不久,日本政府刻意隐瞒这一战争犯罪。二战结束后,由于某些幕后操作,致使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在中国所犯的极罪躲过了1946年东京审判。但是正义必定惩罚罪恶。今天,细菌战审判终于在日本首都东京开庭,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日本的进步 ……。
王选带领一支七八十岁的老人队伍,开启了长征式的维权行动。他们自1997年提告,经历了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一审,2005年东京高等法院二审,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三审,共42次开庭,历时十年整。他们不辞辛劳地往返于中日之间,作为主心骨的王选是每次必到。她一次次地列出事实,亮出铁证,让被告方无法否认。
非常遗憾,这场旷日持久的跨国诉讼案最后还是以败诉告终。
日方借以抗辩、拒绝赔偿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已宣布放弃战争赔偿。
虽然细菌战诉讼以失败告终,但举世瞩目意义深远。因为日方在驳回“加害赔偿诉求”的同时,还是以法律文书的形式认定了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了细菌战的行为,并将这一事实写入了日本教材。这就是王选的胜利,从此731细菌战不再是模棱两可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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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运动结束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王选在公众视野里似乎黯然消失了。她怎么了?一时无人知晓。
事实上,王选仍然坚守在细菌战领域。在这些年里,她不但自己亲身带队走遍了浙江、湖南等地的山山水水,搜集到900多个细菌战炭疽受害者的口述影像资料,同时还组织培训了一支大学生队伍到山东卫河流域进行细菌战霍乱受害调查,并且做出了迄今为止最全的细菌战资料。倏忽又是十年。一部由王选担任主编的口述历史书《大贱年》出版,全套 12 卷。

王选还凭借自己的名望,在腾讯上发起捐款,筹集到200多万元用作救助基金。帮助遭受过细菌战侵害的中国民间老人疗愈历史伤口。
有感于王选的英雄事迹,我市政府在义乌举行的一次731学术研讨会上郑重宣布:将开建义乌和平公园,从即日起,把民间细菌战纪念行为提升为政府官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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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王选又接受一位媒体人采访。
主持人:您经历了十年维权,十年坚守,最近还在忙些什么?
王选:我刚把与日本学者近藤昭二合编的《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丛编》做完,是国家项目。不久后我与新加坡学者林少彬合著的《日军冈字第九四二〇部队》将正式出版。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目前王选还担任着浙江省历史学会抗日战争史研究会会长等职务。尽管已是个七旬老人,有时还会应邀去給大学生做关于细菌战为主题的讲座。
巾帼战士王选,依然在细菌战领域里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