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读史随笔

桥本龙太郎

          自古以来，勾践被国人奉为励志的典范、忍辱负重的英雄，被誉为知人善任、励精图治的明君；而夫差则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斥为沉溺美色、偏听谗言、残害忠良的昏庸之主。

 

         究其原因，无非在于——勾践胜了，夫差败了。成王败寇，千古皆然，胜负之间，便决定了是非黑白。

 

         吴越争霸之际，勾践兵败会稽，身陷囹圄。这位表面谦卑、内心深沉的君主，为求一线生机，更为日后复国雪耻，不惜极尽谄媚之能事：他俯首称臣，甘为奴仆，甚至以“尝粪问疾”这等令人作呕之举博取夫差怜悯。而彼时的夫差，心怀仁慈，天真地相信了这位落魄敌酋的忠诚，动了恻隐之心，竟将猛虎放归山林——后人讥之为“妇人之仁”，却少有人思量：若无此仁，何来人性之光？

 

        勾践归越之后，卧薪尝胆，矢志复仇。他布下连环毒计：派遣西施施行美人计，迷惑吴王心志；收买佞臣伯嚭，使其日日进谗，离间君臣；更以蒸熟之稻种伪作良种献于吴国，致使百姓春播秋无所获，饥荒遍野——无辜黎民何罪之有？又趁吴国北上伐齐、国力空虚之时，从背后挥刀突袭，一举灭吴，终将夫差逼至绝境，自刎而亡。

 

        然，大仇得报之后，勾践并未止步于胜利，反而翻脸无情，过河拆桥。他曾倚为心腹的伯嚭，虽贪财好利、卖国求荣，但毕竟在瓦解吴国内政中立下“大功”。可勾践竟以“不忠”之名将其诛杀——试问，谁更不忠？一个助你夺权复国之人，岂能说杀就杀？恩将仇报至此，已非权谋，实乃冷血！

 

        至于文种、范蠡，更是辅佐勾践复兴越国的股肱之臣。范蠡机敏过人，识破危机，及时抽身隐退江湖，才得以保全性命；而忠心耿耿的文种却被赐剑自尽，含冤九泉。尤为讽刺的是，范蠡不仅智谋超群，甚至曾为助勾践取信夫差，忍辱负重，替其戴绿帽以掩人耳目——如此牺牲，竟也被后世轻描淡写视为笑谈。可叹忠良难容于乱世，小人反得善终。

 

          倘若现实生活中真有一个如勾践般阴鸷狠辣、忘恩负义、步步为营的小人，我们普通人还能安枕无忧吗？若世人皆效其行，背信弃义成风，恩义荡然无存，那还是人类应有的社会吗？道德崩塌，人心不古，天下岂不大乱？

 

        回望吴越之争，说到底不过是两位君王之间的权力博弈，与万千百姓何干？那一袋袋送往吴国的蒸熟谷种，毁掉的不是王宫粮仓，而是千家万户的炊烟与希望。百姓颗粒无收，饿殍遍野，而吴王夫差所失不过区区赋税，几乎毫发无损。真正承受苦难的，永远是沉默的庶民。

 

        翻开中国史册，此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奇事怪事，数不胜数，触目惊心。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只要最终成功登顶，哪怕手段卑劣、阴谋迭出，哪怕屠兄弑弟、淫人妻妾、祸及苍生，也能被后世美化包装，冠以“雄才大略”“忍辱负重”之名，津津乐道，传颂千年。

 

       难道成功真的可以掩盖一切罪恶？难道胜利者便天然拥有书写正义的权利？

 

      不信？再举两例，足见一斑。

 

其一，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血染宫阙——他亲手射杀长兄李建成，命人剿灭弟弟李元吉满门，连尚在襁褓中的侄儿也不放过，斩草除根，冷酷至极。而后逼迫父皇李渊禅位，夺权登基。更令人不齿的是，为满足私欲，公然纳弟媳杨氏（原齐王妃）入宫，宠幸有加。如此凶残好色、悖逆人伦之举，竟被史书粉饰为“拨乱反正”“天命所归”。而本为大唐奠基立下赫赫战功的李建成与李元吉，则被刻意丑化为庸碌无能、耽于酒色之徒。婺剧《挂玉带》中，竟将二人描绘成整日醉生梦死的纨绔子弟——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真相早已面目全非。

 

其二，明太祖朱元璋。未发迹时，身为贫苦佃户，竟伙同他人偷宰东家耕牛，分肉而食，还将牛头牛尾藏于山中，谎称牛遁入山穴。在当时律法森严的社会背景下，宰杀耕牛属重罪，足以判刑流放。可这般行径，如今却被民间演绎成“洪武少年奇事”，广为流传，甚至带几分戏谑与赞许。仿佛为迂腐。

 

当整个民族习惯于用成败论英雄，我们是否正在悄然遗忘——

什么是真正的道义？

什么才是值得传承的人性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