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吴津平，我最近才知道，之所以他的名字里有一个“津”字，是因为他1958年出生在天津。当时 ，他的父亲在天津市工作，为刚出生的儿子如何起名，深思熟虑后决定叫津平，寓意是儿子在天津出生之后，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成长。
吴津平的父亲吴桃芳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前线救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医，在朝鲜战场上抢救过无数志愿军战士的生命。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后，他随大部队回国，之后转业在天津市地方医院工作。
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粮食严重短缺，城市供应紧张。为恢复经济，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决定大规模压缩城镇人口，减少非农业人口的粮食消耗。1962年，国务院还发布了《关于精减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要求将约2000万城镇职工和居民精简下放，返回农村或小城镇务农。这些人员包括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学校教职员工、医疗战线的医务工作者等。
津平告诉我，他父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愿响应国家号召，举家迁回原籍浙江省义乌县吴店公社胜利大队落户，甘愿做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村赤脚医生，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
他说，“家父就是这么一位听党话、跟党走，对党忠诚，为党的医疗事业奋斗一生的部队退役军人。
跟吴津平的交往还得从疫情前的2018年秋天说起。那天是农历初八，正是义乌市上溪镇农贸市场集市的日子。我上午去市场赶集时，顺便问了一下市场里的管理人员，哪里有鲜活的家禽出售。管理员告诉我，现在市场内不允许买卖活禽和家畜。
接着，管理员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他说，“如果需要鲜活家禽，可以直接拨打名片上的手机号码”。我接过名片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吴津平老板的名字。
我随手拔通了吴津平的电话，咨询养殖场的具体位置和养殖场内饲养的家禽种类。吴老板说，“养殖场内有各种家禽和蛋类，还有少量的肉鸽”。他还说，“家禽的选择余地比较大，有当年养的，也有往年的；不同年限的家禽，价格也不一样；不妨加个微信，您随时可以过来看看”。
市场里买好菜，我按照名片上提供的位置，通过导航直接来到了养殖场。养殖场在义乌市上溪镇吴店与金华市金东区傅村的交界处，距离四海大道约300米左右。
从公路路口到养殖场，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地面铺着沙子，勉强能通过一辆小车。
之后，我又去过养殖场几次，但不是找错路口，就是车子开过了头。有一次，汽车开到了金东区傅村镇街上，才想起车子开过头了，只好给老吴打电话，叫他在路口等我。
一晃八年过去了，我现在也成了养殖场的常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想买鲜活的家禽，只要提前一天跟吴津平电话联系，明确数量，需要白切还是红烧，炖汤还是卤味的，他都会根据要求，挑选各种年份的家禽，帮我屠宰好，约定好时间，直接过去付款、提取就可以了。
吴津平的老婆也很热情，她不但屠宰技术过硬，而且做事很利索，她说，“都是生活所逼，不得不面对”。她跟我说，“在我家买鲜活的家禽，一点都不要担心缺斤少两问题；我们凭良心做事，不会乱抬价格或者宰客，更不会在屠宰过程中不择手段地用柏油等有害化学物品拔毛，侵害顾客利益和身体健康”。
这么多年了，我在老吴养殖场买的活禽很放心，从来不过问价格和重量，只问需付多少钱。每次屠宰时，我要求将家禽的内脏和血帮助留起来，夫妻俩从来不怕麻烦，总是认真仔细地把这些东西清理干净，再用袋子和一次性的碗包装好。
津平是一位实干家，每天起早贪黑，不厌其烦地坚守在养殖场里，当好管理员和饲养员。这份沉甸甸的坚持和社会责任，需要人们支持和理解，更需要社会的尊重。
今年67岁的吴津平，已是满头白发，黝黑的脸庞上镌刻着时光流逝的痕迹。这不是岁月的败笔，而是时光盖下的勋章——每一处都是对辛劳的见证，也是对生活的无声礼赞。
当我走近那近百亩的山野丘陵，只见各种各样的苗木错落有致地生长着。苗木丛中，鸡鸭鹅三三两两地散落其间。有的正嬉笑打闹，扑腾着翅膀追逐彼此；有的四处奔跑寻味，好奇地探索着周围的一切；还有的慵懒地飞在树叉上打盹儿，仿佛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中；更多的则是结伴而行，静静地等待着主人送来稻谷和苞米。
继续往前走，眼前出现了一口口不规则的水塘。由于天气干旱缺水，有的水塘底部已经干裂；而底部还有少量积水的水塘里，鸭子和鹅却毫不在意，它们拥挤在一起，欢快地戏水纳凉，好不开心。
这里既是苗木场，又是养殖场。老吴一家人生活用房十分简陋，居住在临时搭建的瓦棚里。瓦棚内堆满了为支撑苗木和养殖备用的各种生活材料，杂而不乱。
整个苗木场和养殖场内，除了生活用房门口有一段20米左右长的水泥路面外，其他养殖临时棚架周边和通往苗木场深处的道路，全部都是泥巴路，每逢雨天，定是泥泞不堪。
养殖场养了十几只不同品种的家犬。它们十分聪明，能分清敌我。平日里，它们会友好地跟顾客打招呼，摇着尾巴，发出亲昵的叫声；但若是有盗贼出现，它们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紧紧围着不放，发出威严的吠声，尽职地守护着这片田园。
树林里还有成群飞鸟在空中盘旋。它们时而在树上憩息，梳理着自己的羽毛；时而又在家禽圈里寻找食物，与家禽们和谐共处。苗木场里家禽随处可见，公鸡的啼鸣声、鸡鸭鹅的杂吵声、以及看护犬的欢叫声混合在一起，交织成一曲欢快的田园交响曲。这种田园风光和生活气息，给人以十足的欢快心境和无限的悠闲，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
吴津平夫妻两人同甘共苦，每天都在养殖场与农贸市场之间奔跑忙，他们将百姓的需求视为己任，风里来雨里去，16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过。所经历了的辛酸与流下的汗水，无以言表。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位朴实的庄稼汉背后，还有一段不平凡的军旅生涯。老吴并非普通的农民，他曾经是一位有着非凡毅力和坚韧不拔精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部队的军官。在部队里，他以身作则，多次带领团队出色地完成艰巨任务，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军人的担当。
津平作为家中老大，下有一弟一妹。弟弟1981年11月入伍，服役于昆明空军地勤部队。吴家五口人中，父子三人皆从军：父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弟弟戍边奉献青春，吴津平则四海为家，甘当人民“拓荒牛”的基建工程兵。
五年前，吴津平的故事就像一颗种子，在我心中悄然种下。随着每一次与他的交流，这颗种子便不断汲取养分，逐渐生根发芽。可何时才能破土而出，书写成文，我心中也无明确答案。
他的人生轨迹，宛如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参军入伍，成为了一名基建工程兵，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而参加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更是让他的人生充满了挑战。在那片废墟之上，吴津平不顾余震的危险，穿梭在瓦砾之间。他搬运物资时，双手磨出了血泡，却依然紧紧握住工具；看到那些失去亲人跪地恸哭的群众，他的视线瞬间模糊，终究没有忍住，任泪水静静滑落。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让受灾的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这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更让他深刻体会到责任与担当的重量。
1979年，吴津平迎来了人生的一次机遇。他参加军队院校招生考试，凭借扎实的功底和坚定的信念，成功被录取为汽修专业的大学生。大学三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知识，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毕业后，被分配到原部队汽车连二排当排长。本以为会在这个岗位上稳步发展，然而，命运从1983年6月开始，悄然地又在发生改变。
1983年6月，正在义乌老家休假操办婚事的他，收到了部队立即归队的加急电报。电报上的每一个字都像重锤一般敲击在他的心上，命令他不要回河北唐山部队汽车连，而是直接去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某部军务股报到。那一刻，他的心中五味杂陈，既有对新挑战的期待，又有对未知的忐忑。但军人的使命感让他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南去深圳的征程。
吴津平报到时才知道，自己被调任基建工程兵部队驻深圳先遣队的军务参谋。先遣队的其他人员已经先期到达，主要任务是做好部队转战深圳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随时迎接全团官兵安全到达目的地之后的安置和各种军事装备的接收。他深知，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但他没有丝毫退缩，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为部队的顺利转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基建工程兵调防工作自1982年下半年启动。部队抵达深圳后，首要任务是安营扎寨——这片陌生土地无现成兵营，官兵们只能在丘陵或荒草丛中扎营。临时营房以竹篾和油毛毡搭建，分散如星点；未通电的夜晚，蜡烛与马灯摇曳出微光。
营区四周无路，生活用水全靠手挖井泉。南方气候迥异，湿度大、气温高，夏日工棚内闷热如蒸笼，汗湿衣衫紧贴肌肤。更严峻的是，东南沿海夏秋台风肆虐，搭建的工棚常被狂风撕扯——有时倾覆，有时连军被和席子也被卷入虚空。
然而，正是这支以“拓荒牛”精神为魂的部队，以血肉之躯对抗风暴，才铸就了深圳建设速度的传奇。
“艰苦奋斗，四海为家，艰难险阻，势不可挡”，这十六个字精准诠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的精神内核。他们如同歌中所唱，“从内地到边疆，从南方到北方”， 以血肉之躯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铸就了一座座不朽丰碑。这种敢打敢拼的创业精神，源于这支英雄部队波澜壮阔的组建史。
1966年，为适应国家“三线”建设需要，中央决定将原冶金工业部第九冶金建设公司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第1纵队第2支队（简称基建工程兵02部队）。同年10月15日，这支由2万多名官兵组成的部队在嘉峪关正式成立，全面接管了酒泉钢铁厂的建设任务。
在随后的十余年里，官兵们在戈壁滩上艰苦奋斗，先后完成了酒钢一号高炉、镜铁山矿、西沟石灰石矿等关键工程，为酒泉钢铁厂的建成投产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根据公开资料，1974年末，随着酒泉钢铁厂（酒钢）一期建设任务的基本完成，这支部队奉命陆续撤离甘肃嘉峪关。
部队撤离后，被调往河北省迁安县沙河驿镇，为在冀东地区建设新的钢铁基地做准备。时任02部队参谋长的胡志鸿，是带领先遣队进驻迁安的首批人员。当时，该地区还是一片农田，部队全体指战员住帐篷、租农房、盖营房，开始建立新基地。
吴津平告诉我，他入伍时的部队，就是02部队。他说，“我参观过团里的荣誉室，我们这个团是基建工程兵第二支队（02部队）第16大队。部队从酒钢调往迁安后，承担起首钢大石河铁矿、水厂铁矿的扩建任务”。
据吴津平回忆，迁安县地处唐山地区（市）的东北方向，为唐山地区（市）管辖，部队距离唐山市区不到100公里。他说，“我1976年12月入伍时，新兵训练就在师部（02部队）教导大队进行”。
老吴说，“当时，从义乌入伍的新兵有600多人，我们乘着火车闷罐车专列一路往北行驶，颠簸了三天三夜之后，终于到达迁安县沙河驿镇的马柳火车站。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时，映入眼帘的便是一片白茫茫的大雪……”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且悲壮的一年，被广泛认为是举国哀恸之年，同时也是命运转折之年。这一年，中国接连遭遇了多重重大事件，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精神冲击和历史性的转折。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三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领导人，在短短九个月内相继离世，举国上下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造成超过24.2万人遇难、16.4万人重伤，7218户家庭全家遇难。这次地震民用建筑倒塌率95.53%，基础设施瘫痪，65.6万间房屋损毁。唐山工业体系全毁。直接经济损失超30亿元。是20世纪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之一，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惨重损失。
10月6日，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
因此，1976年既是举国哀恸之年，也是中国命运实现伟大转折之年。
就1976年唐山大地震而言，这个危难时刻，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紧急部署和统一指挥下，中央军委火速指令解放军北京、沈阳等军区和海军、空军、铁道兵、基建工程兵等部队，共调集派出14万余名官兵，出动7100多台各种车辆，风雨兼程抵达唐山，投入到抗震救灾之中。
面对这样的灾难，基建工程兵指战员毫不退缩，展现出不畏艰难、坚韧不拔的精神，通过专业技能展开生命救援和工业重建。他们凭借坚强的意志和熟练的技能，完成了多项关键的工程任务，帮助唐山地区逐步恢复生产与生活秩序。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中，基建工程兵不仅显现出他们的坚定忠诚与无畏担当，还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时间就是生命，灾情就是命令”的原则，成功地抢救了数以千计的被困群众，书写了英雄部队不朽的篇章。
吴津平和义乌600多名子弟一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部队，并参与了唐山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
1976年12月，基建工程兵部队在义乌征兵，那年吴津平刚满18岁。报名参军时，他只知道这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曾经参加过大西北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任务，但具体什么兵种，部队驻扎在哪里，包括部队参加过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和执行灾后重建任务情况都一概不知。
老吴说，“现在脑海里想起唐山大地震这个惊人的消息，当时是在家乡报纸上看到或者村口那只高音喇叭播放时听到的重大新闻。发生唐山大地震，举国上下为之震惊，老百姓当时听到大地震这个词语，都觉得头皮发麻、惶恐不安。
谈到当年02部队在义乌征集新兵的情景时，吴津平说，“我们入伍之后才知道，自己原来是基建工程兵，部队的目的地是唐山地区迁安县，也是属于唐山大地震的灾区范围”。
据他说，接兵部队来义乌之前，师里专门组建了接兵团，下属分成若干个接兵连队，在原义乌县下属的5个区征集新兵。同时，由师军务科专门举办接兵人员短期集训班，宣传国家征兵政策，明确接兵任务、强调组织纪律和接兵过程中要注意的事项。
津平说，“我们一直到体验合格、穿上新军装、集合队伍上了火车，也不知道军列开往哪里”。他说，“当时，我们一头雾水。新兵们向接兵人员了解部队去向时，他们只告诉我们属于特种兵，是保密单位，但离开首都北京并不是很远”。
“我们还真以为在北京附近当兵，其实部队驻扎在河北省唐山地区迁安县境内，这里距离北京还有两百多公里。让我们更没有想到的是，入伍要去的地方则是7月28日刚刚发生过7.8级强烈大地震，而且余震还在不断发生的唐山地区”。
据吴津平介绍，接兵人员讲的所谓保密单位和特种部队，其实就是一支基建工程兵，主要建设任务是扩建迁安县首钢大石河铁矿和水厂铁矿。但是，唐山大地震发生后，这支部队既要自救和参加地方抗震救灾，又要参加灾后重建工作。
为了征兵工作顺利开展，防止入伍的新兵引起恐慌，接兵部队不传递唐山大地震的相关信息，这是上级明确的、不成文的接兵工作纪律。同时，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其实，积极踊跃报名参军，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也无论是抗震救灾，还是灾后重建，保家卫国、奉献青春年华，都是我们年轻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即便是面对牺性，人民子弟兵也无所畏惧。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来了，600多名从浙江义乌入伍的新兵，分配在同一个团里服役。这下可热闹了。老乡之间讲的都是叽哩咕噜的义乌土话，弄得部队其他战友一句也听不懂，他们还真以为是“老外”在说话呢！
吴津平告诉我，团里的官兵有3000多人，下属4个营16个连队。他说，“我和其他39名义乌籍新兵一起分到了4营第13连。我们连队是全团16个连队中工作任务最重、最艰苦的单位，主要担负基建工程中混凝土的搅拌任务。
开始在铁矿区承担用于清洗炼钢矿石的大型水池建设工程，扛水泥包、装卸砂石、搅拌混凝土等重活都落在连队的官兵身上，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个个都像小老虎，拼命地往前冲……
中国人民基建工程兵部队下辖有10个军级或相当于军级的指挥部。主力部队下辖32个师级或相当于师级的支队（即基建师）。其他单位还包括5所技术学校和150多个大队或团。
关于一个基建师的兵力规模，据有关资料显示，一个基建工程兵师的兵力大约在12,000人至13,000人左右。吴津平告诉我，他当时所在的那支部队，有2万多人。
基建工程兵并非传统作战部队，而是“劳武结合、既能工又能战”的施工力量。基建工程兵按职能分为多种类型，其最高建制为师（也称为支队）。
其内部根据任务不同，细分为建筑安装施工部队、水文地质部队、铀矿地质矿山部队、黄金地质勘探生产部队等专业类型。
在谈到军旅生活时，吴津平感慨万千。他说，“我的军旅生涯从1976年12月开始，至1983年9月15日正式结束，共计7年时间。在这7年里，参加过首钢大石河铁矿、水厂铁矿建设和唐山大地震灾后重建工作；1979年考上军校，1982年毕业后当了汽车排长。接着，部队于1983年开赴深圳，并于当年9月15日集体转业改编成为深圳特区国有企业，参加中国特色深圳国际大都市的开发建设任务。
让吴津平记忆犹新的是，刚入伍到部队那阵儿，虽然大的地震没有了，但余震并没有停止，经常可以看到师部机关大院的大水塔不停地在摇晃，睡觉时也像睡在婴儿的摇篮里一样，不停地晃荡着。
为了安全起见，整个部队包括家属区，都安置在地震后临时搭建的平板房或帐篷内。我们新兵教导大队官兵居住的地方，也和其他部队一样，都是临时搭起来的平板房，晚上睡的是地铺，生活条件极为艰苦。
唐山大地震后，无论是市区还是农村，房屋基本上倒塌，成为了一片废墟；即便是没有倒下的房子，也都是残垣断瓦、破烂不堪。可以说，整个唐山市遍地都是灾区和灾民。
为了抗震救灾工作，党和人民竭尽全力，组织力量抢救生命，救治伤员和安置灾民。驻地的各军兵种部队，在开展自救的同时，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需，面临生死决择，无条件参加到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之中。
吴津平说，“1976年3月从黑龙江入伍的这批战友，唐山大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大部队一起，直接参加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抢险救灾。而我们这批新兵，从1977年开始，参与了灾后重建工作”。
他说，“我们部队正式开进市区灾后重建工作时，还可以闻到浓度极高的消毒药水气味。由于当时大地震的级别高，很多遇难同胞的遗体埋在地下根本无法找到……”
吴津平在部队算是一个幸运儿。在他当兵第三年的1979年9月考入了军校，学制3年，就读于武汉基建工程兵第二技术学校汽修专业。这一届开办了三个专业班级，一共120名学员。
他上学的第二年，老连队又有一名义乌籍战友考入同一所军校。吴津平说，“在同一所学校遇到老乡，而且还是同一个连队的战友，真的很难得。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们关系一直很好，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入伍前高中毕业的吴津平，参军后能够顺利地考上军校，还得感谢老连队的连长和政治指导员。他说，“新兵下连队之后，我们直接参加了用于清洗铁矿石的大型水池工程施工建设。连队的任务很重，从运砂石、抬水泥，到材料的配比和水的用量；从混凝土的搅拌，直至水池浇灌等施工，都得依靠人工作业来完成”。
有时，几个义乌小老乡悄悄地在议论，他们认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和生活，跟建筑工人或者在建筑工地里打工没有什么区别。有的战友还认为，除了穿着军装，佩戴领章、帽徽，一切按照军队管理要求和严明的组织纪律执行之外，每天与钢筋、混凝土打交道，当这样的兵真的没劲。
吴津平却不这么想，他说， “当兵本身就是尽义务，至于干什么工作，那只是分工不同，没有什么贵贱之别”。津平告诉我，当兵就有当兵的样子。他在建筑工地里什么重活、累活都抢着干，每天工作后会感到腰酸背痛，但从来不吱声。就这样，摸爬滚打了近半年时间。
有一天，连队指导员突然找他谈话，指导员跟他说，“我查看了你的档案，根红苗正，又是高中毕业生，而且几个字写得也很漂亮”。指导员还跟他谈起了家里情况，对参军入伍之后的思想认识，等等。
指导员说，“通过近半年时间观察和了解，你工作积极主动，不怕苦不怕累，各方面表现都不错。我和连长商量了之后，决定调你到连部担任文书”。指导员还说，“在连部担任文书，空闲时间相对多一些，可以利用空余时间认真复习功课，有机会报考军校”。
津平还真没有辜负连首长的期望，1979年考上了武汉基建工程兵第二技术学校，等待他的就是以军队干部的身份出现，发展前景一片光明。
当时，部队还没有实行义务兵和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干部任用都是战士中直接提拔。所以，在连队里超期服役的老兵比较多，特别是一些技术骨干，兵龄都在五年以上，个别战士的兵龄甚至超过了十年。
1979年新的兵役制度开始实行，规定入伍满5年的义务兵，要么转为志愿兵，不然就退伍现役。从1979年底开始，战士直接提干的制度也被取消，干部提拔必须通过军校培养。这样一来，许多优秀战士因为文化程度不高而不能提干，也没有转为志愿兵，最后只能选择退出现役。
考上军校不仅关系到个人成长和进步，也是连队的集体荣誉。吴津平说，“入学前，我是入党积极分子，连长和指导员考虑到我要上学了，而且各方面表现不错，所以经过党支部研究和召开党员大会表决，一致同意吸收我为中共预备党员。
临走的那一天，全连集合为我送行。连长和指导员分别在全体指战员面前发表讲话。指导员说，“连队输送优秀战士上军校，这是全连的光荣，我们要向吴津平同志学习”。他在欢送会上强调，全连官兵在干好革命工作的同时，都要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希望有更多的战士能够考学升学，为国防建设添砖加瓦。
连长的讲话更直截了当，他说，“你吴津平在我们连队是好样的，上军校也得上点心、用点劲，不要给老子丢脸，更不要当孬种；若是军校让你退学，我就叫你滚蛋”。
吴津平说，“我是依依不舍地离开连队的。到军校报到时，发现三个学员班中，是党员的为数不多。正因为我是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学校对我高度信任，也有意识地培养我，还让我担任班干部，鼓励我大胆地开展工作，要在学员队中当好排头兵”。
1982年7月，吴津平军校毕业后回到了老部队，并被任命为汽车连二排排长。其实，他在军校就读时，就听到许多老师和同学经常议论基建工程兵要撤销的消息；原部队的多名战友也曾多次写信告诉他，老部队要面临整编并集体转业。但部队什么时侯进行改编，要等待上级命令。
有的战友在信中提醒他，毕业后的去向问题要早打算，要么跨军兵种调动，要么等待整编或者集体转业；还有的战友跟他说，好不容易考上军校，在军校里苦读书三年，还没有等有用武之地，就要脱去军装，实在是太可惜了。
当时，部队的大学生很少，军队院校面向地方招生，1980年9月才正式实施。原来的军校生，都是各部队优秀的战士中直接挑选报考的，因为各方面表现突出，毕业后回老部队深受欢迎。
吴津平对战友们的好意提醒，感激不尽。为了毕业后的工作安排问题，他的确思考了很久，但当兵尽义务、保家卫国，是他自己最大的心愿。他知道，入伍前自己虽然高中毕业、文化基础扎实，但入伍后要不是部队的培养和连长、指导员的大力帮助，哪里有我今天的军校生活。
三年的军校生活，吴津平所学的是汽修专业，通过学习和实践，已经系统地掌握了部队各种车辆的驾驶、维修和保养专业技能。他告诉我，毕业后回老部队展示技能、发挥专业作用天经地义，即便是哪一天部队真的集体转业了，照样能发挥好个人作用。
吴津平对基建工程兵的认知和对部队、对战友的感情，已经得到了升华，任何时候、任何人劝说都已经无法改变他毕业归队的决心。
在汽车连，吴津平是最年轻的干部，排里的各班班长和副班长都是服役了四年以上的老兵。一开始，有的老兵在背后议论，说什么来了个白面书生的排长，看他怎么带兵。吴津平深知自己资历浅，而且带兵经验不足、开车技术也不如人家，但他暗暗下定决心，虚心向老同志学习，与战士们打成一片，哪里有出车任务他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有车辆维修和保养，他就亲自参加作业。
他还经常找战士谈心，不但了解思想动态和想法，还十分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学校毕业后的这一年时间里，吴津平变化很大，进步也很快。不但学会了带兵做思想政治工作，也学会了部队管理，而且熟练掌握了连队所有车辆的技术性能，得到了连队领导和战友们的高度信任和普遍尊重。
吴津平跟我说，他是4营13连输送出去的兵，学校毕业虽然人在汽车连，但不能忘记老连队的恩情。他经常抽时间回老连队看望战友，他说，“我每一次回到老连队，总要向连首长汇报自己的思想，连队领导还教我怎么带兵，怎么管理部队，怎样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还传授如何关心、爱护战友的经验和体会，所有这一切，我如数家珍”。
针对集体转业的问题，吴津平回到老部队报到时，整个部队中都已经传开了，但什么时撤销部队建制，怎么改编部队，谁也不清楚。尽管这样，部队干部战士中的思想情绪，也因为部队整编一事开始波动起来。
当时，有内部小道消息在传，部队撤销编制后，要组建地方建筑企业，无论部队的干部还是战士，一律转为企管干部和企业职工，移交给地方人民政府领导和管理。
这样的管理模式，在部队官兵中一直传着。特别是1982年底之前，在上级没有下达撤销部队和集体转业命令的情况下，老兵退伍工作如期进行。
许多战士在走留问题上，想法很多，尤其来自农村的战士，他们都不想退伍。如果一旦留下来，万一下年度部队改编，自己今后的就业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如果年底退出现役，按照哪里来哪里去的原则，大多数来自农村的战士，退伍以后也许这一辈子再也走不出农村。
这是一场考验。对于基建工程兵的官兵来说，从组建到1983年集体转业的17年时间里，考验始终没有停止过。他们对人民军队有深厚的感情，深深地爱着这支基建工程兵部队。这么多年来，他们对党和人民军队无限忠诚，在各种艰难险阻面前，尽显英雄本色。如今部队面临撤销和改编，他们心里难受，官兵们怎么也舍不得离开。
吴津平说，1983年那年他26岁，这一年对他来说有两件大事刻骨铭心。他说，“在军校期间，结识的义乌老家一位姑娘，她是乡里的妇联主任，两人经过近四年的书信来往后，确定了恋爱关系，并于当年6月向组织上提出结婚申请。上级批准后，7月份请了一个月的假期，回老家办理婚事。
也就在新婚大喜的日子里，部队干部股发来了一份加急电报，要求吴津平立即停止休假，直接去广东省深圳市某部军务股报到。
津平心里想：我们部队在河北唐山，怎么叫我去深圳报到呢？莫非部队整编真的开始了。原来这是部队集体转业前新组建的一支先遣队，为部队下一步直接开进深圳做准备，吴津平被确定为先遣队的人员之一。这时他的身份已经不再是汽车连二排长，而是任命为团军务股的军务参谋。
到深圳后才知道，军务股的股长就是原部队的政治指导员。当他见到老首长时，心情无比激动，并向他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将结婚的喜糖和喜烟给首长和军务股的战友们一起分享。
指导员说，“结婚假期还没有休完就把你召来深圳，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他说，“我们团很快就要南下，这次把你调到军务股，作为先遣队的人员，我们共同来完成大部队到达深圳特区后集体转业的一切交接工作”。指导员还说，“部队脱下军装后，将集体改编为国有建筑企业，一起开发和建设新深圳。军务股的任务很重，涉及团里的所有兵员和装备的交接工作，我们要不负众望，确保任务的圆满完成”。
吴津平告诉我，全团官兵是坐着军列直达深圳的。他说，“我是随先期到达的团长一起去深圳火车站迎接大部队，许多老战友见到我时，简直不敢相信。有的战友还说，你不是回义乌结婚了吗？三日不见，怎么成了团长身边的红人了”。
团长去火车站前，专门来到军务股，听取了股里的工作汇报。他一再强调军务股工作重要性，要求每位同志都要按照职责分工，对兵员和装备的到位情况，要进行全面核查，确保万无一失。
首长讲话声音洪亮，他进一步强调，兵员到位后不能放松管理，无论部队改编前后，军务股的管理职能不会变。所以，你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松劲，要真正负起责任来。
深圳原来是一个小渔村，她的发展史是从古代边陲地区到现代国际化大都市的跨越式历程，以1979年建市和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为关键转折点，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和城市转型奇迹。
拥有6700多年人类活动史、600多年海防史和1700多年城市史的深圳地区，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设立宝安县，明清时期为新安县；1979年1月撤销宝安县，设立深圳市。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吴津平告诉我，他们部队到达深圳时间是1983年8月，9月15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基建工程兵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即日起正式撤销中国人民解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编制，同时成立深圳建设集团公司，其在深圳的人员和资产成为深圳早期的国有建筑企业（如中建三局深圳公司等）主体，这些企业至今还是深圳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
津平很自豪地说，“是部队培养和锻炼了我，使我在部队不断成长。转业地方后，始终保持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军人坚韧不拔的意志，从容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军人的荣誉和光荣的使命，在我心中始终不会改变”。
部队（团）各项工作向地方移交到位后，津平于1984年初调到集团公司经营部，具体负责员工调动、劳资调整和相关档案资料管理等工作。
原部队有师机关和直属医院，下属还有5个正规团，这次集体转业人数达2万多人。部队集体转业后，师机关改为深圳建筑集团公司，下属5个团分别为1至5建筑公司。另外，还成立了机电安装公司、市政公司等。原来师直的团级建制医院，移交地方后成立了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改编为地方编制后原部队的工作性质和任务并没有改变，但必须在深圳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认真完成市委、市政府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
部队虽然改编为地方企业，但对员工的管理方式并没有改变，部队的光荣传统没有丢，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作风始终没有变。这支部队集体转业后，就是以基建工程兵的韧性，在深圳撑起了一片蓝蓝的天。
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前哨，基建工程兵是勇立潮头的弄潮儿。在时代变革的春天，他们以开拓者、实践者和排头兵的姿态，接受祖国的召唤；以蚂蚁啃硬骨头的精神，攻下了一个个桥头堡和主阵地。
基建工程兵作为一支人民的军队，“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政治素质、军事技能和过硬的战斗作风永远经得起党和人民的考验。部队集体转业地方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深圳中，她也是最典型的创造者、建设者、成功者。
这支人民军队，坚决服从中央军委命令，1982年冬开始，2万多名官兵浩浩荡荡从河北唐山开赴到广东深圳这个边陲小镇，他们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利益和安稳的生活，而是面对着布满水田、荒坡丘陵、成片香蕉林和僻静农村如何开发建设；面对着长年气侯闷热、透不过气来的高温天气如何适应；面对着水土不服、蚊虫叮咬，皮肤湿疹发痒化脓溃烂如何处理；面对着遭受毒蛇的攻击和伤害如何应对和防治。还有部队往南开拔时，留守的亲人那样依依不舍、含泪告别的情景，如何服从命令、服从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
46年过去了，深圳市的GDP从1979年的1.96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87万亿元；2025年常住人口1779.01万，从边陲小镇发展为内地城市经济总量第三的国际化大都市。
从“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转向高新技术、金融、物流、文化四大支柱产业，2025年第三产业占比62.5%。 研发投入强度从2009年的4.61%提升至2025年的6.67%左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0年居全国城市首位。
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5.4万亿，连续四年位居全国首位，成为我国首个“工业5万亿俱乐部”成员。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4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026万亿元，连续三年突破万亿元大关。
城市愿景2019年获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目标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
基建工程兵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在我军建制中只存在了17年。这支部队无论在大西北酒泉钢厂建设，还是转战河北迁安首钢两大铁矿建设；无论是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还是开展灾后重建；无论开发深圳小渔村，还是建设深圳国际大都市，是不同的历史阶段延续与传承我军光荣使命的三次伟大远征。她足以永远载入我军光辉的历史史册；在我国建设史上，也终将成为国家永恒的记忆。
吴津平讲到这里时，心情有点激动，眼眶也湿润了。他停顿了很久才说出话来，他说，“我虽然在部队只有7年时间，但我是一名光荣的基建工程兵战士。随部队集体转业深圳后，又在那里默默耕耘了18年。如今我虽然人在浙江义乌老家，但各种关系仍在深圳，深圳永远都是我的家”。
津平和许许多多在唐山参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随后又奔赴深圳，集体转业继续投身国家建设的官兵们一样，经受了血与火考验，淬炼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作风，用青春和热血见证了基建工程兵的责任担当和建设速度。始建于1982年，落成于1985年的深圳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的建设速度，就是基建工程兵移防深圳之后所创造的“深圳速度”。
在谈到家庭生活时，吴津平沉默了许久之后，终于打开了尘封多年的许多往事。
他说，“1983年6月结婚之后生育了一个女儿；1984年前妻随我调到深圳市工作，但由于特殊原因，我们的婚姻维持到1999年，最后两人分手”。
“后来，通过妹夫的朋友介绍，在老家结识的小陈。小陈是妹夫朋友的堂妹，我们交往了两年之后，于2001走到了一起”。津平说，“妻子很贤惠，也很能干。结婚之后，本来想带她去深圳一起生活，但她说在老家生活习惯了，到深圳这样的大城市，适应不了那里的工作和生活。她很勤劳，也很能吃苦，认为义乌商品经济发达，做点小生意也能过上好日子”。
吴津平部队转业后，开始在总公司经营部工作，后来因业务上的需要，于1987年上半年调到新成立的中国深圳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任职。他说，“这个公司的总经理，是老部队的一位副师长，公司组建时正需要骨干力量，我被调去具体分管劳务输出工作。由于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于1991年设立东欧办事处，1992年派我前往保加利亚工作了半年多时间”。
也从这一年开始，国内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兼并重组和“减员增效”工作也在各地大规模推进。特别是部分沿海发达地区和竞争激烈的行业率先出现职工下岗现象，1998年前后，下岗潮达到顶峰。
老吴说， “2001年，由于单位经营不景气，深圳市政府对我们公司也实行了改制。从此，我和公司所有员工一样，成为了一名下岗工人，并走上了自谋职业之路……”
据有关资料显示，1995年至2003年间，国有企业职工总数减少近4400万人。
大环境下的工作变化，再加上妻子不想离开家乡，吴津平于当年下半年，回到了跨别25年的老家——浙江义乌。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了第143个成员国。加入世易组织，给本来就比较发达的义乌商品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义乌小商品也因此走上了国际化。
吴津平回到义乌之后，开始通过朋友介绍，做起了铜板经营业务；并与当过兵的弟弟，还有在商海拼搏多年的妹妹一起，合办了一家铜制品钥匙坯加工厂。
津平说，“我的老家在义乌吴店，现为上溪镇管辖。吴店的五金产业基础深厚，被公认为‘全国最大小五金钥匙坯生产基地’之一。该区域的钥匙坯产业以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为主，产品种类齐全，主要包括铜钥匙坯、铁钥匙坯、胶把钥匙坯等，广泛应用于家居、汽车、办公锁具等领域，产品远销海内外。
本世纪初，义乌的社会经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小商品大市场，买全球卖全球”的格局已经形成。
吴津平凭借部队的多年锻炼和转业深圳后的多岗位交流，已经成长为一名敢打硬仗，善打持久战的多面手。他有一种不服输的战斗精神，几年下来，企业走上了正规，生意上也越做越红火。
但是，随着2007年4月次贷危机爆发，并演变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吴津平所办的企业也遇到重大冲击。他说，“当初办厂资金投入比较大，而且都是银行贷款和亲朋好友中借来的；办厂十年后，铜材和钢材市场开始萧条，价格回落很大；再加上因高速公路建设，厂房用地被征收，厂房也被拆除。由于资金缺口较大，企业运转无法进行，最终不得不退出了这个行业”。
2007年，吴津平办企业已经进入了困难时期。但是对于他的家庭来说，却出现了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刻。
因为他和小陈结婚之后，为了生意连续七年没有要一个小孩。这次从医院里传来了喜讯，妻子生了三胞胎，老大是男孩，老二老三是女孩，而且母子平安。
吴津平得知妻子生了三胞胎，而且母子一切平安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急忙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立即赶往医院。当他看到妻子和三个小孩时，喊出了第一句话便是，“老婆，辛苦了！你是吴家的英雄，是我们吴家的骄傲”。
这时的吴津平能不高兴吗？他把一切烦恼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在场的医务人员也为之动容，一双双眼睛都湿润了……
吴津平在创业的道路上始终没有停步。在困难和问题面前，并没有改变他创业的决心。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征用了近百亩荒山丘陵，开始种上了各种苗木。
土地租了，苗木种好了，三个小孩也开始上幼儿班了。
小孩子一天天长大，生活压力也在一天天加重。津平与妻子商量后，决定利用苗木场内的空间，再办一个养殖场，让生态与环保互动互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一晃又是16年过去了。老吴夫妻俩为了生计，为了三个小孩，每天在苗木场和养殖场坚持着。吴津平每天早晨六点起床，晚上十二点之后才休息；妻子每天晚上十点休息，凌晨三点就起床忙着……
老吴大部分时间抓苗木护养和养殖场的管理，妻子每天利用集市时间做家禽销售。夫妻俩人没日没夜的工作，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法保证。津平对我说，“为了让小孩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成长，我们再辛苦都是值得的”。
老吴的三个小孩，今年高中都要毕业了，目前正在迎战2026年度的高考，在这里预祝他们马年马到成功，高考能够取得好成绩。
三个小孩平时很听话，学习很认真；他们知道父母亲工作很辛苦，为了培养自己付出了很多，只希望父母亲保重身体，多挤一点时间好好休息。
吴津平说，“在深圳的大女儿已经成家，我也会在适当的时侯去看看她；去深圳时，还会与老战友一起聚聚，但尽量不去打搅他们”。
他说，“时间过得很快，今年入伍已经50周年，部队调防深圳集体转业也有43年。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基建工程兵的精神永放光芒”。
当我谈及最想说的心里话时，他补充道，“做人做事，首先是做人，然后竭尽全力做好每—件事”。他还告诉我，在与老战友交流中，也是这么说的，而且大家都有同感。
在深圳的任何单位和部门，曾经都有基建工程兵的身影；深圳的发展，离不开基建工程兵部队全体指战员的辛勤劳动和付出，他们的奉献和牺牲精神，支撑起深圳高楼林立和现代化进程。
“我是一名光荣的基建工程兵”，这是吴津平的口头禅。然而，正是这支以“拓荒牛”精神开疆拓土、夯实根基的队伍，已然化作深圳这座城市永不磨灭的军魂，镌刻于时光长河，永续生辉。
金 胜 2026年2月16日于浙江义乌
发表于 
变色卡
抢沙发
浙公网安备 3307820200015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