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畈旧事：抗病土法与人间悲欢
那年，我应该是读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我去后门弄堂乘凉玩耍。看到潮寿妈妈坐在小竹椅上，双手捧着头哼哼，说是头痛病犯了，又痛又晕，叫潮寿拿针挑几针放放血。潮寿捏着针站在母亲身边，比比划划就是下不了手。
见我过去，他妈妈叫我去试试，我就接过潮寿递过来的纳鞋底用的针。一只手扶着他妈妈的头，瞅着她脑门上突突突跳动的、像蚯蚓般暴凸的青筋轻轻一针，顿时一股强劲的血线喷射而出，刚好溅到潮寿脸上，他下意识一抹，半边脸全成了红色。
我吓坏了，他妈妈却说：“对了对了，这下扎对了。”过了好一会儿，那根血线才慢慢松软下来，流到了她的脸颊上。他妈妈一脸轻松地笑道：“现在舒服多了。”潮寿这时的脸色才由青变红，他半真半假地笑着对我说：“下次你妈妈需要扎针的话让我来好了。”
放血疗法，当时是常见的。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只要头痛脑热，首先想到的便是用针放血或揪痧，就像现在去医院，动不动就叫你验血拍片一样。
放血一般就用干针线活的那种细针，潮寿家隔壁那个老奶奶很出名，常被人请去放血。村里还有小七斤，他是村里杀猪的，口袋里总是揣着一个用布包裹着的小竹管，内装三枚粗细、长短不一的三角针刀。
谁家小猪不会吃猪食了，就叫他去。多次见过他嘴上衔着针刀，抓起小猪往地上一踩，在小猪“哩——哩——”叫的同时，快速地在猪肚、猪耳朵上连扎几针，然后放开，任由小猪边跑边出血。说也奇怪，小猪给扎了几针后，转眼就会“确确确”地进食了。我在想，是不是小猪怕再扎几针啊。
有些小孩子胃口闭去，日渐消瘦，也会叫小七斤去。他让大人紧紧抱住孩子，然后抓过手掌，在手指根处用三角针刀挑拨，只要挑出像碎米饭一样的东西，孩子的胃口就会好转。
还有，如果孩子受惊吓，彻夜发烧不宁，就请人“修经”，村里最出名的修经人是猪猪嬷。她来到孩子床前点起三根香，朝不同方向拜了拜，然后用方巾包起满满一碗大米，倒悬在孩子头顶慢慢转动，同时眯着眼，口中喃喃念着什么经。
一会儿后，打开那碗大米，就会发现碗中大米缺少不少，说是缺得越多，病越沉，就得将缺掉的大米补回去，如此反复，要念到再也不会缺米才行。这办法也很神奇，往往修过一通经后，孩子就会退烧安宁下来。
小时候，大家都要上山砍柴，我有个极早的记忆就是跟着哥哥、姐姐去小岭头那边，我在山横路上玩，他们在横路上面砍柴。
上山砍柴，最怕遇到两样东西，毒蜂和漆树。最常见的毒蜂是长脚蜂，顾名思义，它的脚真的长，悬停空中，那长脚挂在下面就像一束线。被它蜇去，那瞬间的剧痛让人叫都叫不出来。
我给蜂蜇去过好几回，更可恶的是，毒蜂蜇人专蜇眼皮和嘴唇，眼皮肿起来能挡住视线，嘴唇肿起来吃东西都是木木的。
当时的土办法是一旦给蜂蜇去，立刻用泥巴涂，这办法我试过几次，效果并不好。最好的办法还是用肥皂水清洗，洗完后疼痛明显减小。毒蜂，最可怕的是一种叫“九里弹”的蜂，个头很大，有成人大拇指般粗细，还是吃肉的。
据说，惹到这种蜂的话，它能追你九里路，而一旦给它蜇了，是要出人命的。小时候见到过这种蜂巢，硕大个的椭圆形，高高地挂在大树上，我们远远就躲开了，根本不敢走近多看它一眼。
漆树，山上常能见到，树干黄色直通通，叶子修长，冬天落叶，接触了容易引起皮肤红肿发痒。这种树很奇怪，说是认人的，有些人砍它没事，有些人即使远远地看它一眼，身上便会补叮去——红肿发痒。
有一次，不知从哪里传来的，说在砍漆树时，只要说一句“你是七，我是八，不叫我爸斫死你！”就不会过敏。我如获至宝，特意在砍柴时去找漆树，嘴上念叨“你是七，我是八，不叫我爸斫死你！”说了好几遍，也砍了好几根漆树。
结果没一会儿功夫，头颈面孔就开始发痒，一抓就更痒，红肿发痒的面积越来越大，赶紧跑回家。
父亲见了就跑去后山砍了几根嫩杉树，将树皮剥下来，削去外面的死皮，将里面那层薄薄的白皮放锅里煮了半脸盆汤汁，加了把盐，趁着热气腾腾，就用毛巾给我擦洗。
那热毛巾一敷到皮肤痒处，起初会更痒，随即瞬间止痒，直到烫得发痛，那份舒坦的感觉真是过瘾，常说的豁然而愈，也就是这样的滋味吧。基本上，皮肤再怎么痒，只要没被抓破，用热敷这招应该是最对路的绝招了。
直到现在，要是给蚊虫叮咬得钻心痒，我就会用热盐水擦洗，止痒效果立竿见影，屡试不爽。现代人谈龙色变的“缠龙疮”，医学叫法是带状疱疹，老家也有土办法，将缠龙草烧成灰，用澄油调制涂上去，说是对症的，非常灵验。
其他的土办法还有不少，比如被蜈蚣咬去，就用公鸡的口水涂抹；被蜱虫叮了，就用老烟枪里的焦油擦一擦；山上小割小伤，嚼碎继槭叶摁住能止血消炎，继槭叶我小时候嚼过，又麻又涩。诸如此类的，多的很。
除了这些神奇的土办法之外，村里唯一的正规医疗便是赤脚医生了。赤脚医生是茂盛叔叔，卫生室放在大会堂左边的小房间，平时他自己要干农活，有急需的时候就去找他。
我第一次见到缝针就是在村里的卫生室。那天，一个与我差不多大小的女孩，名字叫什么兰的，满脸血污地由她父亲急急抱到卫生室门口。随后，茂盛叔叔也满头大汗地跑来了，给她额头冲洗后，露出了一道很大、能见到白色颅骨的伤口。
茂盛叔叔一边擦着脸上的汗，一边用镊子夹着一根很弯的针给她缝合，那个小女孩眼含泪水，眨巴眨巴的，自始至终一声没哭，不知后来她有没有留下疤痕。
那时大家医疗知识有多少我不清楚，但记得茂盛叔叔就人体解剖一事与人吵过架。
一天晚上大会堂放电影，名字我还记得——《戴手铐的旅客》，散场后，大家各自背着凳子、椅子慢慢往家走，路上大人们还在兴奋地谈论着剧情。
有人说起电影中那个女尸的死因怎么查，茂盛叔叔就在边上，他很内行地答道：“这很简单啊，把尸体解剖了，死因就清楚了。”边上几个女的问道：“哟，解剖啊，人体怎么解剖啊？”茂盛叔叔一本正经地说道：“这与煺鸡煺鸭一样啊，就是用刀从女人的阴门往肚皮划上去。”听得那几个女人连称怕怕怕。
边上几个男的忍不住抢白道：“茂盛就会臆佬白（方言：胡说八道）”，茂盛叔叔一听，转过脸、梗着脖子骂道：“我臆佬白，还是你懂？！”结果俩人当场就对骂了好一通。过了没几天，那个吵架的人就找茂盛叔叔去打屁股针了。
大畈山路迢迢，缺医少药，很多毛病都靠自己熬或用这样那样的偏方。当真病来的时候，就只能随天由命了。
有一天傍晚，见堂哥均良一个人脸带愠色来到我家门口，喊：“伯伯！伯伯！”我就想躲开，我知道他来干什么，他是来告状的——那天下午放牛时，我没看管好自家的牛，让牛啃了他家不少豆苗。
父亲听堂哥一说，过来抓住我就敲栗枣，父亲平时一直练打鼓练手速，习惯成自然后，平时敲我栗枣也要按节奏，不打完一个段落就停不下来，那天还好父亲很快就被均良哥哥推开，破了他的节奏。
不想那次与均良哥哥的见面，竟成永别，两天后他便撒手人寰了。
第二天，我大哥帮均良哥哥在东家坞那边砍树，晚饭便在他家吃了。吃饭时，均良哥哥就说很累，没胃口，想早点睡觉，上楼梯时还不忘叮嘱怀着身孕的堂嫂：“给长青温碗米酒，他喜欢喝酒。”
次日凌晨，天都还没亮，我叔叔在楼下大声喊我爸和大哥，说均良病得严重，要送外面去看。我爸爸和大哥一咕噜爬起来，跑到他家的时候，均良是由人搀扶下楼的，嘴上还说：“不要麻烦了，在家好好歇歇会好起来的”但能听出来有气无力。
茂盛叔叔摸了摸均良，肯定地说了句：“生命没问题的。”但建议赶快送到外面去看看，大家当即就用竹竿绑上竹躺椅，用被子裹住均良。
因要抬二十多里山路，便叫了我大哥、荣华、荣星三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轮流抬。
那时天还未亮，没有手电，只能借着朦胧的天光，沿着发白的山路往前跑。
跑到村口，就听到均良发出一声低低的叹息声，我大哥叫了几声，不见回应，大家心头一紧。
一路上丝毫不敢停留，也不顾磕磕碰碰，飞马飞跳，只顾飞奔。那寂静的山路上没有任何其他声音，只有慌乱的脚步声和竹躺椅发出急促的“咯吱咯吱”声，还有偶尔扫过路边柴草的“沙沙”声，后面叔叔空手追都追不上。
到了高路，天才大亮，这时见到均良的丈母娘在溪边洗菜，她认识我大哥，问道：“叔叔，谁生病了啊，这么早去医院？”听说是自己的女婿后，赶忙跑上路来探望，掀开被头一看，脸色唰地一下就变了，喊我大哥赶紧赶紧，然后她扔下菜就跑回家，喊上家人一路跟随而去。
到了杜门，医院还没开门，听到叫喊，门卫过来一看，就说了句：“这个人没用了。”但还是叫来了医生。连着给均良哥哥打了好几针强心针，终究还是没能救回，得了什么病，现在都不知道，那年他28岁。
从大畈均良哥哥家到杜门卫生院二十七里山路，当时从凌晨四点半出发，六点钟就抬到了。三个人抬到后，还参与了人工呼吸抢救，得知无力回天后，三人齐齐瘫软在地，泪流满面。
堂嫂后来产下了遗腹子，孩子长大后，深知母亲一个人将他与姐姐抚养成人的万种艰辛，因担心自己也会像父亲一样，28岁莫名患病离世，害苦嫁给自己的女人，因此，他硬是坚持过了三十岁才结婚生子，今年45岁了。
如今开车行驶在平坦的柏油山路上，我常会想起那个凌晨，想起那条在朦胧天光下发白的山路，和那三双不敢停歇的脚步。
现在大畈的医疗条件早已不一样了，政府派了专业的驻村医生，城里大医院也常组织公益活动，时不时进村义诊巡诊，如今的医生既专业又热心。
从大畈到城里医院，开车一个小时就能到。即便去杭州、上海的医院，也不用像当年从大畈到杜门那样跑得虚脱了。我记下这个，并不是推崇以前的偏方土方，而是为了让后人能从中窥见自己的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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