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脉君子气，千年义乌魂 ——君子人格的精神史诗与世界表达

印庸 · 发表于 4 小时前

“君子”人格在中华文化中居于最高伦理地位，是儒家理想人格的终极范式。南宋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以“事功之学”独树一帜，称誉义乌喻良能、何恪、喻良弼、陈炳为“乌伤四君子”，不仅是对四人德性与文才的推许，更是其“义利双行”“道在事中”思想的生动投射。喻良能之“质实平正”、何恪之“奇壮精致”、喻良弼之“宽厚有容”、陈炳之“务为奇语”，集中展现了义乌文化“道义与功利并重”的地域特质，从中流淌出“一脉君子气，千年义乌魂”的精神史诗与当代表达。

君子之邦的历史回响

乌伤故地，自秦时颜乌葬父、孝感天地，便与“义”字结下不解之缘。两千年文脉绵延，至南宋而臻于极盛。其间，“节义、忠义、孝义、仁义、侠义、信义”六义并举之精神格局渐次成型，而“君子”人格，正是此“六义”精神的人格化凝结——是“信义”之践诺，是“忠义”之尽职，是“仁义”之宽厚，是“侠义”之果敢，是“孝义”之传承，是“节义”之坚守。

何谓“君子”？在中华文化中，“君子”居于人格评价的最高层级。《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论语》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儒家以“圣人”“贤人”“君子”为理想人格的三重境界，“君子”虽不及“圣人”之神圣、“贤人”之高远，却是人人可学而至的现实典范。君子人格的核心要义，在于“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以道义为内在根基，以礼仪为外在规范，以谦逊为表达方式，以诚信为成就路径。此“义、礼、孙、信”四德，正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根本所在。

陈亮称誉喻良能、何恪、喻良弼、陈炳为“乌伤四君子”，“乌伤四君子”之美誉遂流传后世，成为义乌文化史上最为璀璨的篇章之一。

事功之学与义乌渊源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婺州永康人，世称龙川先生。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爱国志士，绍熙四年（1193年）状元及第。其学术思想以“事功之学”著称于世，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立，构成南宋学术思想版图中的重要一极。《宋元学案》将其列为“浙中学派”之巨擘，其影响远及明清实学思潮。

在价值观上，陈亮倡言功利，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他说：“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他认为仁义和财富并不对立，追求财富是人的天性，“人不能无欲”。他提出“农商相籍”的思想，主张国家采取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这些思想，与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形成了鲜明对照，却与义乌“义利并举”的商业伦理高度契合——此非偶然，实乃陈亮深受义乌士人群体影响的明证。

陈亮与朱熹关于“王霸义利”的论辩，是南宋学术史上最为著名的思想交锋之一。朱熹主张“道”是超越时空的宇宙本体，三代行王道而汉唐行霸道；陈亮则反驳说，道不能离开人而独存，汉唐诸君对于道的接续起了重要作用。这场论辩，持续数年，往复数万言，不仅使双方的观点更加明确和集中，也刺激朱熹完善和发展了自己的道统思想，反映了包括浙东学和闽学在内的宋学的丰富多样性。论辩之后，朱熹慨叹“陈同甫之学，于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则亦有可观者”，可见其对陈亮思想的某种程度的认可。

陈亮与义乌有着深厚的渊源。宋乾道元年（1165年）冬，陈亮未取得功名之前，娶义乌官塘名门何茂宏次女何淑真为妻。何茂宏之兄何恪，正是“乌伤四君子”之一。陈亮因此长期往来于永康、义乌之间，与义乌士人交往密切。陈亮第四子陈涣后由永康迁徙义乌绣湖之滨西门定居，成为义乌城区一大望族。可以说，义乌是陈亮的“第二故乡”，其学术思想的形成与传播，与义乌士人群体的支持密不可分。

陈亮在义乌的交游圈，远不止“乌伤四君子”。他与义乌名士喻侃、何茂恭、何茂宏、孙贯、孙硕等皆有诗文往还。他在《祭何茂恭文》中称：“吾友何茂恭，少负奇气，自其少时，已有场屋之声。余与茂恭游，盖二十余年矣。”此“二十余年”之语，足见其与义乌士人交谊之深。陈亮之学，正是在与义乌士人的切磋砥砺中不断深化、日臻成熟的。

“乌伤四君子”考论

喻良能、何恪、喻良弼、陈炳四人生活于同一年代，品行清高，志趣相投，交往甚密，均以文名于世，尤工于诗。陈亮称誉四人曰：“乌伤固多士，而称雄于其间者，其四人焉。”并在《题季直文编》中全面评述四人文风与人品，遂使“乌伤四君子”之美誉流传后世。

“四君子”并称之原因，据学者研究，约有三端：其一，四君子间交流互动频繁，诗文往还不断，形成了相对紧密的文人群体；其二，人格、创作之共性使四人得以并称——皆工于诗，皆崇尚道义，皆以儒者精神立身行事；其三，四子并称是时人与后人共同推许的结果，非陈亮一人之私誉。

值得注意的是，“四君子”之称，恰与陈亮“事功之学”形成呼应。理学以“诚敬”为宗，事功之学以“实用”为归。“乌伤四君子”既非空谈心性之辈，亦非逐利忘义之徒，而是以道义为体、以事功为用，实现了“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这或许正是陈亮以“君子”称誉四人的深层原因——他们是其“义利双行”思想的活态见证。

喻良能：香山之“质实无伪”

喻良能（1120—？），字叔奇，号锦园，人称香山先生。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与兄良倚同榜登进士第，官至兵部郎中、工部郎官。著有《香山集》三十四卷，收入《永乐大典》，为义乌宋代文人之冠冕。

陈亮评价喻良能：“于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别去三日念辄不释。其为文，精深简雅，读之愈久而意若新。”宋孝宗称其“质实平正”。“质实平正”四字，恰是喻良能君子人格的精准概括——质者，质朴无华，不尚虚饰；实者，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平者，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正者，正直不阿，不趋炎势。此四德，正是“君子”人格在官场的典范呈现。

喻良能的诗歌创作，慕陶渊明之幽逸，然不效其避世。其诗云：“虽非渊明俦，颇亦慕幽逸。”他不赞成辞官避世的消极做法，而是以入世之身行出世之怀。其《悲夏畦》写农村萧条、农田荒芜，“炎天炙背如爇鸡，渴来不得饮青溪”，表达对劳苦耕作的农夫的同情；其《辇下言怀》写爱国抱负，“七载江湖饱”，展现其忧国忧民的情怀。这种“身在官场、心系民生”的品格，正是“君子”人格中“居官以仁”的体现。

喻良能一生以“质实无伪”立身，以“尽职守土”为任，以“诗书传家”为业。其《香山集》中，既有“平生耻作侯门客，老去犹存国士心”的自况，也有“但得平安为已幸，何须爵禄在吾身”的淡泊。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君子之风，足为百世之师。

何恪：南湖之“奇壮精致”

何恪（？—？），字茂恭，好古，藏书至万余卷，所著有《南湖集》。绍兴三十年（1160年）进士，诣阙上万言书及恢复十二策，与朝论不合，归隐南湖（故址在稠江街道官塘村一带）。他自号“南湖居士”，在湖边修建了“西园”，常与陈亮等友人诗酒唱和。陈亮就是在这里被何恪“一眼相中”。何恪极力说服兄长，将侄女嫁给了当时还籍籍无名的陈亮，成就了一段“伯乐相马”的佳话。

陈亮对何恪的文章评价极高，称其“奇壮精致，反复开阖，卒能自阐其意”。陈亮回忆说，当年何恪活着时，他读何恪的文章曾经当面感叹：“九原不可作，欧、苏姑置勿论，如世所谓六君子者，公将何愧。”何恪听后哈哈大笑，认为陈亮是能知人之心的人。何恪死后，陈亮一再为其撰写祭文，盛誉他一辈子励学圣贤之学，从不作没有意义的文章，称其文章“山立玉峙，地负海涵”，为人“尚其懋哉，众不可盖”。

何恪以“奇壮精致”之文风、“高而不仕”之节操，展现了君子人格中的“独立不倚”。他上万言书论恢复大计，与朝论不合即归隐，不媚俗、不阿世，正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典型体现。他藏书万卷，以学问自娱，又是“君子谋道不谋食”的生动诠释。

尤可注意者，何恪乃陈亮妻兄，二人关系最为密切。陈亮在《祭何茂恭文》中写道：“余与茂恭游，盖二十余年矣。……茂恭之死，吾道之衰也。”此语足见陈亮对何恪的推重与思念。何恪“藏书万卷”的学术热情，“上万言书”的政治抱负，“归隐南湖”的独立人格，与陈亮“事功之学”的精神气质高度契合。

喻良弼：杉堂之“宽厚有容”

喻良弼（1125—？），字季直，号杉堂先生。为太学生，以特科补新喻县尉。著有《杉堂集》十卷、乐府五卷。陈亮为其文集作《题季直文编》，全面评述其文风，并在此文中首次提出“乌伤四君子”的称誉。

陈亮称良弼“宽厚有容”。四字虽简，然意味深长。“宽厚”者，仁者之怀也，能容人之过、能恕人之失；“有容”者，义者之量也，能纳百川、能兼众长。良弼以宽厚之心待人，以有容之量处世，正是“仁义”精神的生动体现。陈亮在《题季直文编》中详述其文风：“季直之文，其气充，其辞达，其理明，其法备。……盖其为人，宽厚有容，故其文亦博大而和易。”

在“四君子”中，喻良弼与陈亮的交谊最深。早在隆兴初年，陈亮就曾多次到何恪家和良弼家以文会友，共议国家大事。良弼还将族中孙侄喻侃、喻宽、喻竞等一一介绍给陈亮，拜其为师。后喻侃成为陈亮的得意门生，也中了进士，以“侠义”营救陈亮于大理狱中，传为佳话。陈亮在整理良弼文集时，感慨良多，他说：“得季直之文，便如茂恭在目。”此语足见其对良弼文才与人品的推重，也可见“乌伤四君子”之间的深厚情谊。

陈炳：岩堂之“务为奇语”

陈炳，字德先，号岩堂。乾道二年（1166年）登进士第，为太平县主簿。好古文，务为奇语，所著有《易解进卷》《岩堂杂稿》。

陈亮称陈炳“务为奇语”。“奇语”者，不落俗套、自出机杼之谓也。陈炳以“奇语”为文，以“异彩”为诗，展现了君子人格中的“独立创新”。他不满足于陈陈相因的套路，而是追求独树一帜的表达，这种精神在今日看来，正是文化创造力的核心要素。

陈炳之“务为奇语”，非为奇而奇，乃是以奇语达真理、以异彩彰道义。其《易解进卷》，以“奇语”解经，不囿于汉唐注疏；其《岩堂杂稿》，以“异彩”为文，不限于时文格套。这种“创新而不失其正”的精神，正是“君子”人格中“周而不比”的体现——有独立之思想，有自由之精神，然不离道义之正轨。

综观“乌伤四君子”，其“君子”人格呈现出多维而统一的特征：

其一，文质彬彬，德才兼备。《论语》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四君子皆以文名于世，然其文非空文，皆有道义为根基。良能之文“精深简雅”，何恪之文“奇壮精致”，良弼之文“博大和易”，陈炳之文“务为奇语”——风格各异，然皆以儒者精神为内核。此正所谓“君子不器”——不局限于某一专长，而是德性与才能的全面发展。

其二，道义与功利并重。四君子皆非空谈心性之辈。良能任官守土尽责，三次捕获盗贼而不受赏，是为“忠义”；何恪上万言书论恢复大计，是为“节义”；良弼虽仅以特科出身，然不坠其志，是为“信义”；陈炳以进士入仕，尽职守土，是为“仁义”。他们以事功证明道义，以实践检验学问，与陈亮“义利双行”的思想高度契合。此正所谓“君子喻于义”——然其“义”中包含“利民之功”，非空言之“义”。

其三，独立不倚，和而不同。何恪与朝论不合即归隐，不媚俗、不阿世，是为“节义”；良能以“质实平正”立身，不趋炎附势，是为“直道”。他们保持独立人格，却不失与同道之交游。四君子与陈亮的交往，正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典范——他们在学术上各有立场，然在道义上彼此砥砺。此正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团结而不勾结，亲近而不偏私。

其四，诗书传家，文脉绵延。四君子皆以诗书为业，以文教为任。良弼将族中子弟介绍给陈亮为师，培养出喻侃等后起之秀；何恪藏书万卷，以学问传家；良能以《香山集》传世，泽被后人。这种“传道授业”的精神，使“君子”文脉得以代代相传。此正所谓“君子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四君子兼而有之。

“一脉君子气”——这脉君子之气，在南宋“乌伤四君子”身上，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峰。它不是悬置于庙堂的理想，而是落实于日常的实践；它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而是人人可学的典范；它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活态的精神。

“君子”文脉的当代激活

“乌伤四君子”以“文质彬彬”之姿、“道义与功利并重”之志、“独立不倚”之节、“诗书传家”之责，展现了“君子”人格在南宋义乌的多维呈现。此一脉君子之气，历经宋、元、明、清，代有传人，至今日而愈发蓬勃。

明代王袆、宋濂，清代朱之锡，近现代陈望道、冯雪峰、吴晗——义乌的“君子”文脉从未中断。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以“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义乌篇章；冯雪峰以“硬骨头”精神，展现了义乌文人的铮铮铁骨；吴晗以“刚直不阿”的史家风范，续写了义乌“君子”的人格传统。

“君子”之于中华文化，犹灵魂之于身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道尽了“君子”人格的全部内涵——既有天的刚健进取，又有地的宽厚包容；既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又有“厚德载物”的包容胸怀。“乌伤四君子”所代表的“君子”文脉，既是解码“义乌奇迹”的文化密钥，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素材。

在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中，让“君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有情有义”成为义乌最响亮的国际名片——这正是“乌伤四君子”之誉的千年回响，也是时代赋予义乌的文化使命。当“君子之邦”的旗帜在义乌上空飘扬，当“义通天下”的强音在全球回荡，义乌这座“世界小商品之都”，必将以其独特的“君子”文化，为中华文明的当代复兴贡献义乌力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中国智慧。

“一脉君子气，千年义乌魂”——这不仅是历史的总结，更是时代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