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八年秋，帝巡中都，君臣赓歌，千秋佳话，吾邑朱伯清先生实与焉。先生名廉,字伯清,赤岸人也。幼承家学，长游黄文献公之门，遂以文章名世。当其扈从凤阳，献诗十章，帝览而称善，亲洒宸翰，和其六章以赐。君臣相得之乐，播在人口；诗文本源之谊，光于史册。予尝考其始末，想见其为人，未尝不掩卷太息，叹义乌文脉之深厚，与夫文人相重之义，有如此者。故不揣固陋，撰述其事，以彰前贤，以励来者。
赤岸起凤，师门渊源
先生家世儒者。父同善，字性与，幼承家学，复游东阳八华山，师事许文懿公谦。文懿得朱子之正传，性与先生尽得其说，凡天人性命之本、礼乐行政之原，靡不洞悉。尝应聘两淮，未几辞归，荷锄躬耕，教子课读，自号“裕轩”。宋文宪公濂称之曰“裕轩先生”，盖敬其志节也。
先生幼承庭训，刻苦砺志。弱冠后，慕黄文献公溍文名，执贽往谒。文献公时为儒林宗匠，与柳贯、吴莱、揭傒斯并称，天下学者辐辏其门。然先生以年少后进，独能得其古文之秘，遂与宋景濂、王子充、金涓诸公同游，切磋琢磨，诗歌酬唱，一时传为美谈。
黄文献公尝谓学者曰：“文非深探古人之用心，不能造其域。”先生服膺斯言，昼夜淬砺，故其为文，醇深雅健，一出于经史，绝不类世之浮华者。景濂公每读其文，辄称叹不已，以为得文献之正传。
后金华知府王宗显兴举郡学，聘四方名儒，戴叔能、吴彦贞、叶景渊及景濂公皆在焉，先生亦预其列，为五经师。当是时，浙东文献之盛，冠绝海内，而义乌一邑，尤为人文渊薮。先生与景濂公、子充公，皆出文献之门，又皆以文章节义自励，所谓“同门异户，各极其至”者，盖有以也。
史笔千秋，君臣相遇
洪武初，天下初定，明太祖以神圣之资，廓清寰宇，锐意文治。二年，诏修《元史》，以李善长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征四方文学士十六人为纂修，先生其一也。开局于天界寺，先生与汪克宽、胡翰、陶凯诸儒朝夕讨论，发凡起例，笔削严谨。史成，授国史院编修，先生辞不受，归田里。
然上心知其贤，未之忘也。六年，复召修《日历》，除翰林编修。先生始受职，与乐韶凤、宋濂、詹同诸公，共成一代大典。八年春，《洪武正韵》成，先生亦与有力焉。
是年秋，上将巡幸中都。中都者，临濠也，帝之故乡，龙飞之地。车驾所过，百司扈从，先生以翰林编修，得预其列。
当是时，帝已定鼎金陵，天下归心，然念王业艰难，思与儒臣论治道于讽咏之间。先生以经术侍从，心怀感激，欲因事纳忠，以尽臣子之谊。每至一处，辄有吟咏，皆关乎稼穑艰难、民生利病，非徒嘲风弄月而已也。
龙湫一咏，帝心嘉叹
先生从驾出都门，由应天而滁州、而凤阳，山川形胜，皆入篇什。至大龙湫，观瀑布之胜，先生口占一绝云：
竹外烟浮僧煮茶，草边风暖鹿鸣沙。
青鞋何处看山客，瀑布岩前数落花。
其诗清绝，有山林气。帝览之，顾谓侍臣曰：“朱伯清之诗，何其淡远也！此非烟火中人语。”盖帝虽以武功定天下，而雅好文事，尤喜与儒臣唱和。然群臣应制之作，多铺张扬厉，夸功颂德，鲜有如先生之自然高妙者。故帝独赏之，以为有隐士风。
先生闻之，益自砥砺。凡所经历，辄录以献。自应天至中都，积诗十章。其诗不事雕琢，而情真意切；不尚奇险，而格高调雅。或写山川之壮丽，或纪民生之疾苦，或述王业之艰难，或陈治道之大要。盖先生之学，本于经术，故其诗亦根柢理道，非寻常骚人墨客比也。
十章献赋，六章赐和
及至中都，帝御奉天殿，受群臣朝。礼毕，先生以所制十诗进呈。
太祖展卷览之，初则默默，既而拊掌称善。侍臣莫不屏息以俟。帝曰：“卿诗甚佳，朕当和之。”左右皆愕然。盖帝虽雅好文墨，然亲和大臣之诗，前所未有也。
翌日，帝亲洒宸翰，和诗六章以赐。龙章凤藻，辉映简册。惜乎兵燹之际，原诗散佚，后人不得见其全豹。然《曝书亭集》载其事云：“廉尝扈从至凤阳中涂，作《纪行诗》以献，帝览之嘉叹，遂和其诗。”寥寥数语，而当时君臣相得之乐，宛在目前。
或谓：“天子富有四海，何必区区与臣下争长短于诗律之间？”是不然。帝之和诗，非较工拙也，乃示宠异、通情志也。先生以布衣起家，受知人主，名在史馆，职侍经幄。今又蒙宸翰宠赉，此岂一人之荣，实天下之庆也。
试想其时：车驾驻跸，宫阙巍峨。帝坐御榻，研朱点墨，构思属对。群臣侍立，不敢出声。书成，命内侍持以示先生。先生捧读再拜，感激涕零。君臣之间，其相得如此，岂非千古美谈乎？
楚王授经，长史之迁
是年秋，帝以先生文学老成，命授楚王经。已而迁楚府右长史。楚王英睿好学，尊礼师儒，先生尽心辅导，每以道义进言，王甚敬惮之。
先生尝谓楚王曰：“殿下之学问，非徒诵说章句而已，必体验于身心，措之于行事，斯为有益。”又曰：“朱子之学，如菽粟布帛，天下一日不可无也。殿下诚能服膺此道，则于治国平天下，何有？”其启沃之诚，盖如此。
当是时，先生名位日显，而志节愈坚。或劝其稍通权贵，以固恩宠。先生笑曰：“吾以书生受知圣主，布衣至上佐，分已过矣。若复奔走形势，岂士君子之所为乎？”其高洁之操，闻者叹服。
先生后致仕归，取《朱子语类》，掇其精义，编为《理学纂言》。盖以圣学为己任，虽老而志不衰。其书凡十四篇，条分缕析，纲举目张，学者翕然宗之。
景濂推重，孝子之喻
先生与宋文宪公濂，同出黄文献之门，又同修《元史》，同仕于朝，交谊最深。文宪公一代文宗，于人少许可，独于先生，推重甚至。
先生既编《理学纂言》成，以书示文宪公。文宪公读竟，欣然命笔为序。其序有曰：
“抑尝闻孔子，天之孝子也，以其扶持天地，植立纲常，为千万世计也。朱子之志，实与孔子同，是亦孔子之孝子也。当今学者，澜倒波随，一惟卑陋之归。伯清能尊朱子之学而扶导之，岂非朱子之孝子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伯清实有焉。”
呜呼，此数语者，可谓深知先生矣！不以文采誉之，而以卫道许之，非文宪公不能为此言，非先生不能当此誉。
予尝考之：文宪公长先生十余岁，其文章道德，为当代冠冕。然其于同门后进，不吝推奖，每以兴起斯文为任。其序《理学纂言》也，推先生为“朱子之孝子”，其语至重，其情至真。此岂世俗文人相轻者所能梦见哉？
夫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曹丕《典论》尝痛言之。然吾义乌诸君子，独能相尚以道，相重以德，视同门为一家，视道义如性命。自黄文献公倡之，而宋景濂、王子充、朱伯清诸先生和之，师友渊源，蔚为风气。此岂非义乌“尚义”之遗风，有以使之然耶？
大义所在，同心同德
义乌古称乌伤，以孝名邑。自秦置县以来，节义之士，后先相望。骆宾王檄武氏，宗泽守汴京，皆以忠义奋不顾身。此风既长，士人相尚，不独以文章名世，尤以气节相高。
黄文献公早岁与方凤、吴思齐诸遗老游，以文章寄故国之思。晚而家居，教授生徒，其学粹然出于正。宋景濂承其教，佐命维新，而大节不亏。王子充奉使云南，以身殉国，正气凛然。先生虽官止长史，然其始终以卫道自任，所至以兴起斯文为事，其视富贵如浮云，其于道义若饥渴。
昔陈同甫称“乌伤四君子”，谓喻良能、何恪、喻良弼、陈炳，皆以气节相高。是知“尚义”二字，实义乌士人之魂魄。先生与景濂公、子充公，其文章之盛、气节之高，视四君子有加焉，而同心同德、相重相惜之意，千载同符。
又观先生《挽朱长史伯贤》（朱长史乃先生同僚、好友——朱右，字伯贤者也）诗云：
昭代声名被八埏，吾宗文采更辉然。
曾持史馆《春秋》笔，复入王门醴酒筵。
他日淩烟期画像，一朝驭气逐飞仙。
绝奇喜有徐卿子，翠石馋铭照九泉。
读此诗，可见其于同僚，情谊深挚；于文学，推奖不倦。其胸次洒然，绝无半点猜忌之心。此非“义”之所在而然耶？
千古赓歌，遗响不绝
先生之诗，传世不多。然即今所见数篇，已可想见其为人。其《游龙湫》绝句，清空如话，而禅趣盎然；其《挽朱长史》一律，情真意切，而典重有则。至于进呈之作，虽不可复见，然太祖以万乘之尊，亲为和章，其诗之工，盖可知矣。
惜乎时代邈远，文献散佚。帝之和诗六章，竟无一篇传世。而后之览者，但能据《曝书亭集》寥寥数语，想见当时盛事。此不独先生一人之憾，亦吾义乌文献之憾也。
虽然，诗文之传不传，有幸不幸焉。而其人之精神气节，固不以篇章之存亡为轻重。先生以布衣起家，受知明主，位列清班，名在史馆。其出处进退之间，合乎道义；其师友交游之际，笃于情谊。此其所以为可贵，岂待诗而后传哉！
予生也晚，去先生之世六百余年。每读其遗文，考其行事，未尝不慕其为人。尤想见其扈从中都、献诗获和之时，君臣相得，赓歌一堂，何其盛也！而吾邑文脉之深厚、士风之淳美，于是乎在。
故不揣谫陋，撰为此记。非敢云能发潜德之幽光，亦庶几后之览者，有所感发而兴起焉。是为记。
丙午马年季春，乌伤后学印庸谨撰于绣湖之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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