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剑气义乌拳

印庸 · 发表于昨天 15:37

乌伤大地，有一种拳，不是为了表演，是为了活命；有一种义，不是挂在嘴边，是刻进骨头里。

公元1128年七月，开封。六十八岁的宗泽躺在病榻上，窗外是黄河的呜咽声。这位东京留守已经二十多次上书高宗赵构，请求北伐中原、还都东京，每一封奏折都石沉大海。弥留之际，他挣扎着坐起身，用尽最后的力气喊出三个字——不是遗言，不是家书，而是“过河！过河！过河！”

三声过河，声震屋瓦。这位刚毅忠贞的义乌人闭上眼睛时，手里还握着一卷兵书。

河对岸，是沦陷的中原；河这边，是一个老人未竟的梦。宗泽终究没能跨过黄河，但他的三声呐喊，却像一道闪电，划破了义乌千年武学的天空。从此，“义乌拳头”有了魂魄——那不是拳脚的刚猛，而是心头的忠义。

一

宗泽的拳，打的是什么？

他十一岁那年，父亲带他去爬山。爬到半山腰，少年指着远处的山峦说：“总有一天，我要让这片土地不再有战火。”父亲笑了，没有当真。

四十年后，金兵南下，开封告急。六十八岁的宗泽临危受命，出任磁州知州。他带着十几个随从，单车赴任——走到半路，城墙已已经破败，守军已经溃散。有人在路边哭，有人在收拾行李逃亡。

宗泽没有逃。他组织民兵，加固城防，仅用一个月就把一座破城变成了铁壁。金兵来了，他登上城楼，亲自擂鼓。鼓声中，他高声朗诵自己写下的诗句：“阴祝巨灵移此阴，大河为堑岳为城。”

以大河为壕沟，以山岳为城墙——这不是诗人的想象，是武者的誓言。

宗泽的武功修为，史书未载详细招式，但他的用兵之道本身就是一套“兵法之拳”。他深知，真正的武学不在个人的拳脚里，而在千军万马的阵列中。

金兵第一次渡过黄河时，宗泽担任太原府知府。他分析金将“彪悍却怕死”，于是派三千精锐夜渡黄河，绕到金兵后方，袭击金将大帐。金将被活捉，宗泽“当场晓以利害”，为其松绑，金将感激涕零，不仅投降，还“将金军的作战计划和盘托出”，并“画了一张金军入寇的地图，标注了金太宗的所在位置”。宗泽一战成名。

一个叫岳飞的年轻低级军官犯了军法，按律当斩。宗泽巡营时看到岳飞，“见其相貌威武、谈吐不凡”，惜才心切，恰逢金兵来犯，便说：“你带罪立功，去会会金兵。”岳飞率五百骑兵冲入敌阵，大败金兵。宗泽爱其勇，当场免除死刑，提拔为统制。

岳飞曾问宗泽：“破敌之术，何者为先？”

宗泽答：“临阵决胜，当以勇气为先。但有勇无谋，匹夫耳。读书以明理，练武以强身，二者不可偏废。”

这是宗泽的拳法：拳锋所向，不是敌人的胸膛，而是国家存亡的命门。

晚年，宗泽在诗中写道：“十载卧江湖，赍志目不瞑。”——在江湖上漂泊十年，怀着未竟的志向，就算闭上眼睛也无法安息。他在另一首诗中叹息：“许国心犹在，匡时术已疏。”——报国的心还在，匡扶时局的本事却已经施展不开了。这不仅是诗人的哀叹，更是武者壮志未酬的千古绝唱。

他的拳头没有击中敌人，他的呐喊却穿透了千年。义乌子弟从此明白：真正的武魂，不是拳头有多硬，而是心里装着多大的天下。

二

如果说宗泽给义乌拳头注入了“忠义”的灵魂，那么鲍公琰则给这副拳脚配上了“文武兼修”的骨架。

其实在鲍公琰之前，鲍家拳已经走过了漫长的磨砺之路。

据鲍氏家传记载，鲍家拳源远流长，传说可追溯至大禹所创的“干戚舞”——大禹平定三苗时，“禹执干戚舞于两阶之间而三苗服”。春秋初期，鲍叔牙将这套武技带到齐国，为适应战车与青铜兵器作战的需要，丰富了其技击内容，后人称之为“鲍家拳”。

真正让鲍家拳在北方落地生根的，是西汉名臣鲍宣。

鲍宣，字子都，西汉哀帝时期的直臣，官至司隶校尉。他秉性耿直，“常上书谏争，其言少文多实”，因得罪权贵，被流放至上党郡长子县（今山西长子县一带）。据鲍氏史料记载，鲍宣“好武术、善骑射”，在被流放上党期间，他将鲍家拳带到山西长子县鲍店一带，使这套鲍氏家传武学在北方开枝散叶。王莽篡汉后，鲍宣因不依附新朝，与大批“汉忠直臣”一同被处死——杀身成仁，这是“忠义”的最高诠释。

鲍宣的儿子鲍永，子承父志，将鲍家拳推向了新的高度。

鲍永，字君长，两汉之交的重要将领。他早年追随更始帝刘玄，平定青犊军，封中阳侯。后归顺光武帝刘秀，历任谏议大夫、鲁郡太守、扬州牧、司隶校尉，封关内侯。据《鲍家拳谱》记载，鲍永“子袭父学”，继承并发展了鲍家拳。他吸取其他武术流派的长处，将鲍家拳发展为多兵器、多种类、多套路的武术体系。鲍永武艺高强，“以鲍家武术练兵”，在复兴汉室的过程中屡立战功。

鲍永还有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归顺刘秀后，他路过霸陵时，不顾可能获罪，下车为更始帝刘玄扫墓痛哭。部下劝他回避，他说：“亲北面事人，宁有过墓不拜！虽以获罪，司隶所不避也。”这份“不忘旧主”的情操，与义乌“义”脉精神遥相呼应。光武帝刘秀曾感叹：“贵戚且宜敛手，以避二鲍”——“二鲍”即鲍永及其下属鲍恢。这是对鲍永“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最高褒奖。

鲍宣的忠烈，鲍永的节义，千百年来一直是鲍氏家族的精神旗帜。而这份“义”的血脉，在南宋时期，传到了义乌龙华堰一个叫鲍公琰的少年身上。

南宋淳熙年间，义乌西乡龙华堰。一个叫鲍公琰的少年，一手捧《左传》，一手练鲍家拳。他在书院里读圣贤书，读得满腹经纶；在月下练拳，打得虎虎生风。有人说他“文武双全”，他笑了笑——他从不觉得这是两件事。

鲍公琰后来高中进士，历任兵部主事、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官越做越大，拳却从未放下。在南宋与金对峙的危局中，他既能在朝堂上运筹帷幄，又能在私下里与武将切磋武艺。

因与权臣意见不合，鲍公琰告老还乡。回乡后，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创办龙华书院，这是义乌历史上第一所书院；二是在家乡广泛传授鲍家拳，让这套祖传拳法走出鲍氏家庙，成为八婺大地共同的武学财富。

鲍家拳的拳理，是义乌武学从“个人之技”走向“家国之学”的关键一步。

鲍公琰将祖传武学与兵法韬略熔于一炉，形成了“拳打、脚踢、摔打”三位一体的技击体系。这套拳法的核心特征是什么？

第一，“重武德”——“习武先习德”。鲍家拳吸取了先祖夏桀“重武不修德、最后亡国亡己”的教训，强调“为国为民练武，不得用武术谋取私利”。这与义乌“义”文化的核心——舍利取义、家国情怀——完全同构。

第二，“多兵器”——“十八般武艺”的集成。鲍家拳包含二十余种兵器和五十多个套路，从长穗剑、青龙刀到三节棍、绳镖，几乎涵盖了冷兵器的全部种类。

第三，“实战性”——“非踢必打，非摔必拿”。鲍家拳的套路是按实战要求编排的，讲究“斗智、斗勇、斗技、斗谋”。这不是舞台表演，而是战场上的活命之术。

第四，对后世武术的深远影响。鲍家拳的一个分支——鲍氏八极拳，后来传入天津，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八极拳动作凶猛，“发力如绷弓、如炸雷，寸截寸拿，硬开硬打”。

鲍家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就地取材，灵活运用”。在一场村庄保卫战中，义乌鲍氏族人面对来袭的悍匪，手持锄头、扁担、钉耙等农具，将鲍家拳的招式融入其中——锄头当长枪使，一招“青龙探海”直刺匪首咽喉；扁担当棍棒用，一记“横扫千军”将三名匪徒同时打翻在地。匪首惊呼：“这哪是农民，分明是练家子！”

这就是鲍家拳的实战价值——不是花架子，不是套路表演，而是真正能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刀光剑影的生死关头，保住性命、杀退敌人的“活命之术”。

鲍公琰给书院的学生立下规矩：晨读经史，暮练拳脚。有人不解：“尚书大人，读书人练武，不怕人说粗鄙？”

鲍公琰答：“读书是为了明理，练拳是为了立身。理不明则迷，身不立则危。一个文弱书生，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如何保护家国？”

晚年，鲍公琰在《龙华文集》中写道：“少年不学老来悲，光阴荏苒去如飞。文武兼修心自壮，何须惆怅夕阳西。”

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在夕阳下一边读书一边练拳，写下“何须惆怅夕阳西”——这不是文人的自我安慰，是武者的生命宣言。

他去世时，龙华堰人将村名改为“龙华院”，在官道上竖起了“尚书牌坊”。数百年后，这个只有三百多口人的小村，走出了四十多位教授、校长、院长、工程师。

这就是义乌武学的一条暗脉：文人习武，不是粗鄙，是担当；武者读书，不是附庸，是明理。

三

明代嘉靖年间，倭寇犯境。义乌赤岸，一个叫冯子明的文人，正在读《左氏春秋》。他读到“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时，猛地将书拍在案上，拔剑而起。

冯子明自幼“慷慨负剑，出入人皆避之”。他不是普通的书生——腰间常年挂着一把长剑，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他的剑法是在实战中磨出来的，招招致命，不留余地。义乌乡间有句老话：冯子明拔剑，十里无人敢近。

倭寇来了，冯子明坐不住了。他赶到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帅府，请求参军杀敌。胡宗宪问他：“你是读书人，为何要投军？”

冯子明答：“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八个字，掷地有声。

胡宗宪将他引荐给戚继光。冯子明向戚继光详细介绍了义乌的地理民情，讲述了义乌矿工和农民为了保护本地银矿、将外地人打得落花流水的故事。戚继光眼睛一亮：“这就是我要的兵！”

于是，三千义乌子弟兵走进戚家军。

而戚继光为训练这支军队所创编的“戚家拳”，成为义乌武学史上另一座里程碑。

戚家拳的诞生，与一场军事革命有关。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深感旧式军队训练松懈、士气低落，“一旦短兵相接，许多士兵就会怯懦不前，有的甚至临阵脱逃”。他决定从民间武术中汲取精华，为士兵打造一套“能打、好学、实战”的拳法。

于是，他从宋太祖三十二势长拳及当时著名的十六家拳法中，吸取了“踢、打、摔、拿”等核心技法，精心编创了三十二个拳势，收录于《纪效新书》卷十四《拳经捷要篇》。这就是后世所称的“戚家拳”。

戚家拳的拳理是什么？

第一，“势势相承，变化无穷”。戚家拳三十二势，每一势之间环环相扣。从第一势“懒扎衣”——“对敌若无胆向先，空自眼明手便”，到第三十二势“旗鼓势”——“绞靠跌人人识得，虎抱头要躲无门”。整套拳法如行云流水，不给敌人喘息之机。

第二，“刚柔勇猛，缠裹挤靠”。戚家拳的动作特点，是“非踢必打，非摔必拿”。它不像某些花拳绣腿那样追求美观，而是直奔要害——闪展穿跃之间，气势磅礴；动则摧枯拉朽，静则深不可测。

第三，“以拳为兵，以武为艺”。戚继光告诫士兵：“武艺是尔等当兵防身杀贼立功的勾当。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也”。他将戚家拳作为士兵“练习刀枪剑棍等兵器的武艺之源”——拳法练好了，兵器自然上手。

公元1561年四月，倭寇两千余人乘船在台州登陆，直扑花街。戚继光下令出战，“先锋大将”王如龙挥舞六十余斤重的大刀，迎面斩杀倭寇首领；“族中领袖”陈大成率倍磊陈氏一脉，一门六十二名将校血染花街；“儒将”冯子明持长剑与倭寇白刃相接，一剑击毙三名倭寇。

此战，戚家军“阵斩倭寇三百零八级，生擒二倭”。倭寇落水淹死不计其数，“戚家军伤亡仅三人”。九战九捷的传奇，就此拉开序幕。义乌兵自此走上历史舞台，用从义乌带出来的拳脚功夫，在东南沿海杀出了一条血路。

冯子明本人，更是身先士卒，“前后与倭寇作战数十次，都取得胜利”。最险的一战发生在平海——戚继光的都护军被倭寇重重包围，眼看就要溃败。冯子明“振臂大呼，率部冲破敌人的包围，将倭寇打败，使戚继光免受不测”。

那一战，冯子明浑身是血——有自己的，更多是倭寇的。他的长剑砍卷了刃，换了一把再砍。他的战马被射杀，徒步继续冲杀。

战后，主管奖罚的部门只授给他“卫尉”的职务，领百户的待遇。全军哗然——这样的战功，这样的勇猛，竟然只给这么个小官？

冯子明没有争辩。他默默收起任命书，继续操练兵马。

后来他调戍右北平列亭堡，在边塞写了一首诗：

“亭隧烽烟散，边城杀气赊。铁衣侵汉月，金柝碎胡笳。虎革冲风冷，龙旗对日斜。肯教飞将在，白骨满平沙。”

这首诗，既有边塞的苍凉，更有报国的豪情。一个投笔从戎的书生，用刀剑和笔墨，共同写下了自己的人生答卷。

晚年有人问他：“你功勋卓著，为何从不表功？”

他答：“功不是用来表的，是用来做的。”

这八个字，是义乌人“刚正勇为”的最好注脚。

四

明崇祯八年，义乌王宅村。五十岁的王国庆说了一番话：“文不足经邦，武不能戡乱，庸庸碌碌地守着家园，非大丈夫所为也。”

五十岁，对很多人来说，是知天命的年纪。但对王国庆来说，五十岁是人生的起点。

他离家赴京，谋求报国之机，只得到一个湖北枣阳县幕的职位——一个不起眼的小官。但枣阳不平——城外的赤眉山是“有名的土贼流寇窝点”。

王国庆刚上任，土贼聚众万余向县城涌来。县官吓得手足无措。王国庆挺身而出，单身匹马，进入贼营。

那是怎样的一幅画面：一个人，一匹马，孤身踏入万贼盘踞的山寨。四周虎视眈眈，刀枪如林。王国庆面不改色，与土贼头领相对而坐，开门见山：

“你们聚众作乱，不过是活不下去了。但你们这样闹下去，能活多久？官兵一到，你们有几个能活着？”

土贼头领沉默。

王国庆接着说：“朝廷有政策，只要放下武器，既往不咎。散了吧，各自回乡种田，养活一家老小。”

当夜，万余贼寇作鸟兽散。枣阳城兵不血刃，暴乱平息。

消息传出，右佥都御史卢象升上报朝廷：“王国庆捕务克勤，地方有赖。”

同年，更大的危机降临。数万流寇围困枣阳城，恰逢县令外出未归。王国庆挺身登城，率领军民坚守。一连七天七夜，他没有合眼，没有卸甲，与将士们“枕戈待旦，甘苦与共”。

第七天深夜，他借着月光观察敌情——敌人防守松动，部分贼寇已睡倒在地。他一声令下，城门洞开，伏兵四出。王国庆一马当先杀入敌阵，流寇溃不成军，丢下满地尸首仓皇撤围而去。

王国庆后来官至参将。母亲去世后，他乞假归里守孝，朝廷敦促赴任，他婉言推辞：“我经历了艰辛险阻，但无多大功绩来报效国家。只能寄希望于儿子了！”

从此隐居乡里，以农耕课子安度晚年。

五十岁起步，七十岁归隐。王国庆用二十年时间，证明了什么是“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

五

宗泽、鲍公琰、冯子明、王国庆，四个人，四个时代，一条血脉。

而他们还有一个更深远的意义——他们为义乌“六义”文化提供了最鲜活的注脚。

义乌的“六义”——节义、忠义、孝义、仁义、侠义、信义，并非空洞的文化标签，而是一代代义乌人用生命写下来的精神准则。

宗泽的“忠义”，是死守孤城、三呼“过河”。他写“许国心犹在，匡时术已疏”，报国之心至死不渝。他在临终前最后一次上书高宗：“臣以孤忠，独当一面。誓不与贼俱生，此臣之志也。”——一个人，一面旗，至死方休。

鲍公琰的“仁义”，是创办书院、造福桑梓。他写“文武兼修心自壮，何须惆怅夕阳西”，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仍然在晨光暮色中读书练拳，把文脉与武脉同时留给后人。

冯子明的“侠义”，是投笔从戎、血战沙场。他写“肯教飞将在，白骨满平沙”——如果能让飞将军李广那样的名将在世，哪怕自己战死沙场也在所不惜。这是一种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豪迈。

王国庆的“节义”，是功成不居、激流勇退。他五十岁离家时说“文不足经邦，武不能戡乱，非大丈夫所为”，七十岁归隐时说“只能寄希望于儿子了”。前半生是进取，后半生是成全。

而“孝义”与“信义”，则贯穿于每一代义乌人的血脉之中——反哺桑梓、诚信立业，让“义”的精神在商贸时代依然生生不息。

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他们都读了书，但不做书呆子。宗泽进士出身，能写诗能打仗；鲍公琰读《鲍子兵法》，练鲍家拳；冯子明读《左氏春秋》，负剑出入；王国庆茹古熔今，精通百家。他们把书中的道理，化作了拳脚上的力量。

他们都习了武，但不做莽夫。宗泽以诗言志，临终留下“十载卧江湖，赍志目不瞑”的千古绝唱；鲍公琰以书院的钟声教化乡里；冯子明以边塞的诗句寄怀报国；王国庆以孤胆入贼营的智谋化解危机。

他们都践行了“义”字。宗泽的“义”在临终的三声“过河”里，在他“誓不与贼俱生”的孤忠里；鲍公琰的“义”在书院的家训里，在“文武兼修心自壮”的豪迈里；冯子明的“义”在战场的血雨腥风中，在“不肯表述自己功劳”的淡泊里，在“肯教飞将在，白骨满平沙”的牺牲精神里；王国庆的“义”在单身匹马入贼营的胆识里，在七日七夜守孤城的坚韧中。

这就是义乌武学的秘密：它不是单纯的拳脚功夫，而是一种“文心剑气”的人格养成。义乌拳头之所以硬，不是硬在招式，而是硬在风骨。他们把拳脚和心性、个人与家国焊在了一起。

六

从鲍家拳的“重武德、多兵器、实战性”，到戚家拳的“势势相承、刚柔勇猛、以拳为兵”，义乌武学的拳理一脉相承而又层层递进。

鲍家拳是“源头”——它从大禹的干戚舞中走来，经鲍叔牙、鲍宣、鲍永世代传承，在鲍公琰手中成为义乌武学的基石。其核心是“武以载德”——先有武德，后有武技；先有家国，后有个人。这不是道德说教，而是用夏桀亡国的血泪教训换来的历史智慧。

戚家拳是“高峰”——它将义乌民间武学与正规军事训练熔于一炉，从《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的32个拳势，到陈氏太极拳、日本柔道的远播，戚家拳的影响早已超越义乌，走向世界。

而两者共同的灵魂，是“义”。鲍家拳的武德教育，戚家拳的保家卫国，宗泽的忠肝义胆，冯子明的投笔从戎，王国庆的功成身退——无不指向同一个字：义。

“拳不过金，义不过心”——“中国武学第一人”金台用拳脚证明了前半句，宗泽、鲍公琰、冯子明、王国庆用一生证明了后半句。

七

宗泽的诗里还有一句：“壮怀销铄尽，回首尚心惊。”——壮年的豪情消磨殆尽，回首往事仍然心惊。但宗泽没有消沉，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慷慨初无伏波志，忧愁枉类屈原非。”他自比马援、屈原，有报国之志，无怨悔之心。

这就是义乌拳头的魂魄：不是没有惊过、怕过、痛过，而是惊过之后依然向前，怕过之后依然挺身，痛过之后依然站立。

金台的“拳不过金”是技法，宗泽的“三呼过河”是气节，鲍公琰书院的钟声是文脉，冯子明投笔从戎是担当，王国庆孤胆入贼营是胆识。鲍家拳“重武德、多兵器、实战性”的拳理，戚家拳“势势相承、刚柔勇猛”的技法，共同构成了义乌武学的完整图景：文以明智，武以强身；义以为魂，拳以为用。四者合一，才是真正的“义乌拳头”。

宗泽的塑像，至今立在义乌的土地上。

他还在看着这片土地，看着这里的后生——看他们读圣贤书，看他们练义乌拳，看他们把“义”字刻进骨头里。

这就是义乌武魂的秘密。不是技巧，不是力量，而是文心与剑气交织而成的人格。它让一个书生可以投笔从戎，让一个拳师可以胸怀天下，让一个商人可以义利并重，让一个民族可以在危难之际挺直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