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行文心，君子典范 ——南湖居士何恪的隐逸襟怀与清峻神采

印庸

何谓隐逸？何谓清峻？这两个词放在一处，似乎有些抵牾。

隐逸者，退藏于野，敛迹于林，不与世争，不求闻达。清峻者，风骨峭拔，品格高洁，凛然不可犯，巍然不可移。一个向内收，一个向外立；一个柔韧如水，一个刚直如石。然而在中国士人的精神谱系中，这两种气质偏偏可以同体并育，在一个人身上达成奇妙的统一。

这便是“居士”与“君子”之间的秘密通道——不为外物所役，方能行义于天下。

何恪，字茂恭，号南湖居士，南宋绍兴三十年进士。他的生命以五十一年为限，长度不算惊人，深度却足以穿透千年。他留给后人的，不是赫赫功业，不是显宦厚禄，而是一种活法：如何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隐逸中守住清峻，如何在退藏之后依然担当。

就让我们循着他的诗文、他的园林、他与挚友的唱和，去辨认一位真正的君子，以及他所代表的那种“六义”并举的义乌精神。

一

隐逸与清峻，看似两端，实则一体。关键在于——隐逸不是逃避，而是选择；清峻不是孤傲，而是守正。

何恪的隐，是有姿态的退却。他登科及第，初任永新县主簿。那是一个微末的官职，位在县令之下、县尉之上，职权模糊，处境尴尬。但何恪不因官小而不为。他到任三日，见县馆破败不堪，便请人检收修缮，粉刷墙壁，在正门墙上亲笔书写“永新主簿何恪”六个大字。那不是炫耀，而是一份向百姓立下的信诺——我在此地，我为你们办事。

他在永新筹资建造学宫，撰写《永新县学记》，文中提出一个至今仍发人深省的观点：学校应当培育两种人才——一种“知难而进”，在科举中脱颖而出；另一种则“科举仕外”，不以功名为唯一归宿。他说：“学之难，则识之坚，而其行也必不苟。”学问越是艰难，见识越是坚定，行为越是不会苟且。这番话，既是勉励学子，也是夫子自道。

然而，何恪的仕途并不顺畅。那是一个山河破碎的时代，南宋偏安江南，金兵虎视眈眈，半壁江山风雨飘摇。何恪怀着满腔孤愤，撰写了《恢复二十策》，不远千里赴京进呈，希望为朝廷收复中原提供方略。然而人微言轻，他的声音如石沉大海，在朝堂的喧嚣中湮没无闻。失望之余，他放弃了调任徽州录事参军的机会，回到家乡义乌南湖边，筑园自娱，自号“南湖居士”。

这不是无路可走的退隐，而是勘破之后的转身。他在《西园记》中写道：“林泉之乐，非仕者所能知也。”语气平淡，却透着一种清醒的取舍——他不愿在无意义的官场周旋中消耗生命，宁愿回到湖山之间，与竹为邻，与书为伴，与梅菊为友。

但这不意味着他从此不问世事。他的“隐”，从未切断与家国的精神联系。他的“退”，从未放弃对道义的坚守。这便是隐逸中的清峻——表面是湖水般的平静，深处是山石般的坚硬。

二

要理解何恪的清峻，最好的途径是读他的文章。

《送喻叔奇丞鄱阳序》是他写给挚友喻良能的赠别文。全文不过五百余字，却是一篇关于“知己”的深刻论辩。何恪开篇便说：

“士叹知己之难遇，微难乎知己之遇也，难遇足以知己者耳。至宝横弃道侧，不必待卞和过而后收之。虽牧竖之愚，见必惊其光彩之异，且知欲取攘玩矣。若过而不顾者，非狂则盲也。然世岂尽狂与盲者耶？特以忌心之不去焉耳。”

这一段层层递进，直指人性深处的嫉妒。何恪说，世上并不缺少识别人才的眼睛，缺少的是没有嫉妒之心的胸怀。一块宝玉扔在路边，连牧童都能看出它的光彩。那些视而不见的人，不是狂就是瞎。然而世上岂有那么多狂人瞎子？不过是嫉妒心作祟罢了。

他接着写道：

“每怪世之翘翘然以自树立者，多见毁于异己。夫其所以毁之者，岂真不知而毁之哉？惟知其最贤于己，忌心一萌，势不得不出于毁也。”

这段话何等犀利。那些卓然独立、想要有所作为的人，往往被异己者诋毁。诋毁他们的人，不是真的不了解他们的才华，恰恰是因为太了解，知道对方比自己贤能，嫉妒之心一旦萌生，不毁掉对方就无法平衡自己的内心。何恪对人性的洞察，可谓入木三分。

而这篇序文的核心，是对喻良能的评价。何恪写道：

“芗山喻公，名世人也。学志于古，而仕必欲行其学，用是学益成，名益远，而仕益困，然公安之而不恤也。得丞鄱阳，三年之久而始上，视群蜚刺天，则公为回翔甚矣。”

“群蜚刺天”——那些像飞虫一样直冲云霄、青云直上的人；“回翔甚矣”——喻良能却在低处盘旋，久久不得升迁。何恪没有抱怨，没有愤懑，他只是平静地陈述事实，然后以一句“公为回翔甚矣”，道出了君子与世俗之间的那条鸿沟。升得快的人，未必德才兼备；升得慢的人，未必一无是处。何恪在替喻良能鸣不平，更是在为一种不被世俗认可的价值辩护。

接下来，何恪笔锋一转，谈到喻良能的上司王侍御对喻良能的赏识。有人以为这是因为两人是同学、同榜进士。何恪却一针见血地指出：

“人徒知公于侍御为同舍生，又为同年进士，故相知，初不知公之所以受知于侍御者，正不在于同舍同年也。盖侍御之同舍同年，岂惟公而已哉？然相知特深于他同舍同年者，则必自有以相知也。”

关系不是根本，根本是人格与才华。真正了解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履历，而是看他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喻良能之所以被王侍御深相知，是因为他“不可以伪得而私干也”——他的人格经得起检验，他的才华无法伪装。

序文结尾，何恪深情地写道：

“僕與公有連，雅相好，方僕僕从江外数千里来，而公遽东去。然不敢为儿女感者，诚乐公是行，遇足以知己者尔。”

他不做小儿女的悲戚之态，因为他真心为朋友的远行感到高兴——此去定能遇到真正赏识他的知己。这是何等的胸怀。一个真正的朋友，不是在你困顿时哀叹，而是在你远行时祝福；不是以友情束缚你，而是以信任放飞你。

这篇序文，既是何恪对喻良能的评价，也是何恪自身的写照。他之所以能如此深刻地理解“知己”二字，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值得被知己的人。他对喻良能的判断，正映照出他自己的品格：不为外物所役，不因仕途困顿而改其志，不在世俗的喧嚣中迷失本心。这便是隐逸中的清峻——退而不失其正，藏而不改其刚。

三

如果说《送喻叔奇丞鄱阳序》展现了何恪的道德洞察，那么《西园记》则呈现了他的精神家园。

从义乌城往西南行十五里，有一片平畴沃野。四山环抱如墙，一水蜿蜒其中，湖面开阔，深时白波际天，浅时荷芰离披。这便是南湖。何恪的园林——西园，就建在湖的西岸。

《西园记》是一篇以白描笔法写成的园林志。何恪没有在那里大发议论，也没有刻意抒情，他只是平静地、细致地将他亲手设计的园林一一铺陈在读者面前：

“入门巨竹耸其颠，修杨沿其堤，短花细草夹径。行可百步，有堂曰林堂。枕冈面湖，峻岭对峙，如列屏障，而乱峰叠巘，又出其背，倒影湖中，翠光浮动。浅则荷芰菰茨离披而去，望之不尽；深则白波际天，微风过之，怒涛奔放，惊鳞跋刺，助为奇壮。水鸟族居，飞鸣上下，云烟开敛，晴雨晦明，四时朝暮，变态不齐，而所遇皆可乐，尤于雪月为宜。”

这一段写景，有声有色，有静有动。湖水的深浅变化，水鸟的飞鸣上下，云烟的开合聚散，四时的朝暮更替，都被他收入笔下。而他特别点出“尤于雪月为宜”——雪月之下，天地一色，万籁俱寂，那是他最为沉醉的时刻。雪之洁白，月之清冷，正是他内心高洁的象征。

西园中有众多建筑：林堂、湖阴亭、横爽亭、竹屋、兰坡、复斋、招隐亭、读书堂、景陆亭、余青亭、野堂……每一个名字都透着主人的志趣。“竹屋”与“兰坡”，一者静对竹林，一者被香草环绕，是清雅之所在。“招隐亭”建在山巅，围以岩花，江梅数十株“耀白于青林中”，是隐逸之志的具象化。“读书堂”聚书数千卷，“幽邃阒寂，人迹所不及，惟青树翠蔓之所见，松声鸟语之所闻也”，是学问之心的安放处。

何恪对园中草木的描写尤为细腻：

“堂后益树以海棠数十百株，花时明艳，绮绾绣错。……有泉侧出石岸，泓澄盈咫，循途堕湖中，潨然有声。前为三栏，尽植芍药，栏下杂他花卉，每种不过三本，识其名物而已。湖岸多木芙蓉，山水至是益平远。”

每一种植物都有它的位置，每一处景观都有它的意趣。何恪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园主，而是一个与草木相亲、与山水为伴的栖居者。他不以奇花异草炫耀富贵，每种花卉“不过三本，识其名物而已”——他追求的不是数量，而是品格。

《西园记》结尾写道：

“降亭趋松径出湖上，绝湖抵南山，望西园，若回翔于云气杳霭间，使人神驰而意消。”

从山巅走下，穿过松径，来到湖边，再渡湖至南山，回望西园，整个园林仿佛在云气中盘旋飘浮，令人神往心醉。这“回翔”二字，与他在《送喻叔奇丞鄱阳序》中评价喻良能“回翔甚矣”的“回翔”遥相呼应——那是一种不被世俗认可的盘旋，但正是这种盘旋，让他得以保全自己的精神高地。

西园中的每一株松、每一竿竹、每一朵菊、每一片荷，都是何恪精神的投影。松的坚贞，是他的节义；竹的虚中，是他的谦逊；菊的凌霜，是他的傲骨；荷的出淤泥而不染，是他的清正。他没有在园中刻一块碑来标榜自己，但所有的草木都在替他说话。

这便是隐逸中的清峻——以园林为道场，以草木为同道，在退藏中守住了刚直不阿的人格。

四

何恪之被后世铭记，不仅因为他的文章与园林，更因为他的友情。

他与喻良能的交往，是南宋文人交游史上最动人的篇章之一。喻良能，号香山，长何恪八岁，同属“乌伤四君子”。两人“友情至深，是为莫逆之交，诤友之情”。

何恪的《南湖集》二十卷早已散佚，他的诗作几乎全部湮灭于时间深处。幸运的是，喻良能的《香山集》幸存于世，其中保留了多首写给何恪的诗。这些诗篇，如同一盏盏灯，照亮了那段被遗忘的友谊。

喻良能在《访何茂恭于南湖作三绝句》中写道：

十里相望烟树，旬月不绝篮舆。

漱石枕流戏，浮家泛宅南湖。

 

南湖绿发居士，恰少磬湖八年。

掀雷抉电杰句，出月穿天大篇。

 

啼饥妻子眼底，厚禄故人日边。

一钱不值谁念，五十无闻自怜。

三首六言绝句，一气呵成。第一首写行程之勤——“旬月不绝篮舆”，几乎月月乘轿往访，友情之深，见于日常。第二首赞何恪之才——“掀雷抉电”“出月穿天”，何等壮阔的意象！何恪的诗文，不是温柔敦厚的低吟浅唱，而是带着雷霆之势、明月之光的壮阔之作。第三首转而自叹——“啼饥妻子”“五十无闻”，喻良能在密友面前毫无遮掩地袒露自己的窘迫。这正是知己之间的特权：不必伪装，不必客套，可以坦陈最狼狈的一面。

何恪收到这三首诗后，显然有所回应。喻良能随即又写了《茂恭见和再用前韵奉酬三绝》：

少陵时时醉里，子山日日愁边。

白发新来满镜，故人万一能怜。

“万一能怜”四字，令人动容。一个年过五十的成熟文人，在故人面前放下了一切修饰，恳切地说：如果你还能怜惜我，那就足够了。这不是客套，不是应酬，而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最真诚的敞开。

他们还有更多的唱和。《次韵何茂恭重阳前二日见过》中，喻良能写道：

西风篱落兴悠然，秋影横江雁贴天。

短发未成吹帽饮，高吟先赠把茱篇。

黄花一笑小重九，青眼相看又四年。

欲试烟波钓竿手，南湖同上月明船。

“青眼相看又四年”——四年未见，重逢时依然是仰慕与欣赏，毫未减损。末句“南湖同上月明船”，是喻良能为他们之间设下的约定，是理想友情的永恒范本。南湖之上，明月之下，同驾一叶扁舟。那是一个何等澄澈、何等自由的境界。

另一首《二月五日夜梦何茂恭论诗》更令人感伤。此时何恪已然离世，喻良能在梦中与他论诗：

不见水曹久，相思亦已勤。

梦中不识路，樽酒细论文。

“梦中不识路”——连在梦中也找不到通往友人居所的路。那是一种怎样的怅惘！谢朓《别赋》中“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的典故被喻良能信手拈来，写尽了阴阳两隔的无奈。而“樽酒细论文”则是以想象的笔触虚拟了一幕共酌论文的场景——那是在梦中也不敢奢望的重逢，却以最温柔的方式表达了对故人最深切的怀念。

何恪去世后，喻良能写了《祭何茂恭文》。文中写道：

“嗟嗟茂恭，其果然耶！何昌于德，何啬于年。茂恭之行，粹然璧全。茂恭之才，煜然春妍。茂恭之文，浩乎如川。”

短短数语，将何恪的道德、才华、文章全部托起。“璧全”写其品行无瑕，“春妍”写其才华明艳，“浩乎如川”写其文章气势。这是喻良能对挚友的最后评价，也是他对君子之风的最终定义——一个德、才、文三者兼备的人，才配得上“君子”二字。

五

何恪与陈亮的交往，则是另一段佳话。

陈亮，永康学派领袖，以“义利双行”“道在事中”之说闻名于世，比何恪年轻十六岁。两人相识于文章。何恪读到年轻的陈亮的《酌古论》，大为叹服，在兄长的反对声中，执意将侄女嫁给这个家贫位卑的读书人。有人反对，何恪只说了一句：“吾惧失此士”——我怕错失了这个人才。

说这话时，何恪不是长辈对晚辈的俯视，而是两个灵魂在精神层面的平等对话。他以一生的郑重，为一个“士”字押上了注。

陈亮在祭文中深情回忆这段往事：

“呜呼！昔公于某，面未觌而神已交，语言未通而肺肝相与，誉之诸公之间，妻以其兄之女。君子或以为难，世俗谓之过举……匪伤其私，我心独苦。尚想音容，有泪如雨！”

“面未觌而神已交”——在未曾谋面之前，精神已然往来。这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相知，是灵魂对灵魂的辨认。何恪之所以能如此信任陈亮，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功名、地位，而是因为他从陈亮的文章中读出了一个人的全部——他的才气、他的抱负、他的品格。

这种信任，后来被陈亮用一生来回报。他成为南宋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峰，将“事功”之学推向了一个时代的高度。而这一切的起点，是何恪那双不会看错人的眼睛。

六

今天，当我们站在义乌的土地上，追寻何恪的遗迹，不免有些怅惘。

南湖——即今日官塘湖，占地曾达二百亩。但如今，湖面大多被野草覆盖，只有一汪浅浅的水，映照着灰蒙蒙的天。何恪笔下“白波际天”“翠光浮动”的景象，早已消失于岁月深处。西园中那些“老松数百株、皆合抱”的古木，那些修竹、兰坡、读书堂、两峰亭，都已沉入地下。只有一条古沟渠依稀可辨，蜿蜒流向那片荒芜的湖面，仿佛还在诉说着什么。

何氏后裔仍在官塘村居住，虽然对先祖的事迹已不甚了了。但他们提起“何恪”这个名字时，语调中仍有一种朴素的敬意。千年时光，足以让沧海变成桑田，却无法抹去一个人留在故土上的精神印记。

然而，何恪的精神并没有随着西园的荒废而湮灭。它顺着那条古沟渠流出去，流进了义乌千年不绝的文脉里。今天义乌人引以为豪的“六义”文化—&mdsh;忠义、节义、孝义、仁义、侠义、信义——在这些抽象的概念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何恪、喻良能、陈亮他们用一生践行的信条。

何恪向朝廷上《恢复二十策》而不为所用，是“忠义”；他选择归隐南湖、不与世俗同流，是“节义”；他事母至孝、兄弟不分家，是“孝义”；他“目空四海，独能降意于一世豪杰”，是“仁义”；他亲自设计西园、待友以诚，是“信义”；他挺身作主将侄女嫁给寒士陈亮，是“侠义”。这六个“义”字，不是挂在墙上的匾额，而是他一步一个脚印，实实在在踩出来的。

他自号居士，却活成了君子。他用居士的“退”，养出了君子的“进”；用居士的“隐”，撑起了君子的“显”。这正是中国文化中最了不起的地方——隐与显可以统一，退与进可以同步，柔与刚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同体并育。正如何恪在《西园记》中所说：“那种居于林泉之间的快乐，实在不是身处仕途、被功名利禄所束缚的人能够体会到的。”他以居士之身完成了君子之业，以退藏之姿行出了担当之义。

喻良能在《访何茂恭于南湖》中留下一句永恒的邀约：

南湖同上月明船。

那是穿透时空的遗韵泠然。不是南湖多么有名，而是何恪怎样站在那里，以一身君子风骨为笔，在天地间刻下了中国文人最古老的命题——不为外物所役，方能行义于天下。

何恪的残诗与文章，在南宋的烟雨里已然稀疏模糊。但君子之风，千年犹存。草木无言，自有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