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江上撑渡人

成老师 · 发表于 2 小时前

义乌江上撑渡人

文章/王茂兴摄影/成江银等

义乌江曲里拐弯，浩浩荡荡自东往西奔流而去。遥想当年，一江水养育一方人，也为两岸往来带来许多不便。渡船、撑渡人也就应运而生。何店渡，义乌江上数以十计的渡口中的一个。我爷爷樟牛，就是义乌江上众多撑渡人中的一个。

义乌人有句老话：天下三样苦，撑船、赶鸭、打锣鼓。爷爷无论寒暑，不分昼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守着渡船，可以说辛苦了一辈子。虽然苦，但爷爷生性豁达、乐观、充满善念爱心，从不把苦挂在嘴边。我从五岁起跟随他在船上生活了十多年，爷爷的言行，至今还在影响着我的生活。

记得那时家贫，人口又多，连安床的地方也没有。五岁那年，我就睡到了船上，跟爷爷作伴。爷爷已古稀之年，撑渡生涯也几十载了，风吹日晒的脸上，早已刻满了核桃似的皱纹，枯树皮般的手背上，布满了暴露的青筋。但他精神矍铄，身子骨硬朗，从我记事起，连咳嗽都没几声过。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还是赤日炎炎，酷热难当，只要有人过渡，爷爷是有求必应，从不拖延。有次刮大风，风急浪大，竹篙被船压上折断，爷爷也掉进了江里，在一片惊呼声中，爷爷从水里钻出来，抓住船帮，一边大声安慰惊慌失措的过渡人，一边奋力往船上爬。毕竟年岁不饶人，将近八十岁的爷爷试了几次，在船上人的帮助下才爬上船。他抖抖身上的水珠，抓起备用竹篙将船安全地撑到对岸。那时正是初冬，天已很冷了，等候过渡的人们都劝他先喝碗姜汤暖暖身子，再去撑船。可他说，有人要过渡，不管有没有急事，作为撑渡人，都不能耽搁，只换了身干衣服，又上船忙开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人过渡只收一分两分钱，要是碰上不凑手的，爷爷就义务劳动，从不强人所难，因此很受人们的敬重。但因此也收入微薄，爷爷也不怨天尤人，只教我们做人要诚实守本份。虽然绝大多数时候爷爷很大方，但我也见过他小气的时候。有次爷爷坐在船舱里休息，我把一个渡客撑过了江，那人说身上没零钱，就上岸走了。爷爷知道后，就赤脚上岸，以八十岁的高龄，硬是在鹅卵石的江滩上追了近一里路，要回了两分钱。我说爷爷干嘛这么小气，爷爷说那个人是公社干部，有工资发，不是穷人，凭什么让他揩油。

在何店，我们家是客姓。1925年，义乌江发大水，老家遭了灾，经亲戚介绍，爷爷挑着一副箩筐，一头是我爸爸（时年五岁），一头是全部家当，带着奶奶到义乌江边的何店江滩给地主开荒。几年后，何店渡没人撑渡，两岸来往不便，爷爷就成了撑渡人。这一干就干到近九十岁才罢手，成了远近闻名的老船工。爷爷常年累月生活在船上，接触的都是南来北往的四乡人，但他友善、为人正直、邻里和睦，村人都亲切地喊他叔公（称奶奶为叔婆），也不知是从艄公演变而来，还是老少爷们对他的尊敬，反正在我的记忆里，只要提起撑渡的叔公，别说是本村的，就是附近村庄也鲜有人不知的。他去世这么多年了，仍有不少人还记得撑渡的叔公。"水火无情"，爷爷总是这样说。对于乘船时不安份，乱走乱动，让船摇晃的，爷爷一定会很"凶"，经常会竹篙一顿，大喝一声"小心"。也奇怪，船上的人立刻就安静下来，船也平稳地往对岸缓缓撑去。常在水边站，那有不湿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一年中，在岸边失足落水的，在江中游泳时溺水的，总会在渡口不时出现。那时节，爷爷就会全力以赴去救助，水无情，人有情，全然忘了自己年事已高和危险。在他的撑渡岁月里，哪年不救起一个两个的。记得有年义乌江又发大水，江水泛滥，洪水滔滔。渡口上游有个在岸边割草的少年不慎落入江中，十分危急，爷爷发现后，不顾八十高龄，立即拔篙撑起小船冲了出去。洪水像脱缰的野马，自北往南疯狂地呼啸而去，浑浊的浪花恣意翻卷树枝杂草。小船在浪上穿行，冲过一个漩涡时，差点翻倒，岸上的人都大呼小叫起来。爷爷凭着娴熟的驾船功夫，稳稳地操控着小船，快速地追上了那在水上挣扎的少年，眨眼间将少年救上了船。待靠岸时，我清楚地看到，虽然时间只过去了几分钟，但爷爷的白布衫却全湿透了，固然有一些是江水溅的，但说汗流浃背，湿透衣衫并不为过。爷爷救人从不图回报，有人提起，有人致谢，他总是说应该应该，这是做人的本份。这次被救少年的父母按乡风送来了两只鸡蛋，一碗素面，还特意给爱喝一口的爷爷送了一斤家酿的红曲酒。爷爷推让不下后收下了。为什么我会记得这么清楚呢？十多岁的我，不但在船上吃过鸡蛋素面，爷爷还让我喝过一口老酒，辣辣的、暖暖的，几十年过去，那情那景，爷爷喝酒时惬意的样子，真的让我记忆犹新。

战乱年代，撑渡之间，既可救人，也能得罪人而受到欺凌：爷爷曾为送逃难民众过江，被和平军（即伪军）几次拷打；也因撑船速度稍慢，被土匪们拳脚相加。辛酸、无奈，向谁诉说？多年以后，爷爷提起往事时总说，树要根好，人要心好，那些当土匪，当和平军的哪个有好下场了。淡定，从容，心安理得。也有无赖找茬撒泼的，爷爷总是以理服人，虽有武艺在身，据老辈人说还蛮不错的，却从不炫耀人前，只说便于防身而已。

爷爷不识字，但他却很喜欢读书的人，也希望他的儿孙能成为有文化的人。在船上，就那么一狭小的空间，四周水，远处沙滩庄稼，近处山坡坟丘。一到晚上，只能晴天数星星，雨天听风声，要多寂寞就有多寂寞。虽然寂寞，但也很充实，儿时的环境，养成了我至今喜静爱读书的习惯。上了小学识了字，我就成了人们眼中的蛀书虫。放学后，除了放羊割草，帮爷爷撑船，一有空闲，手上就是一本书。但那时候家穷，买不起书，从爷爷手上得到一角两角的，就兴高采烈地换成了连环画之类的小人书。到处借书是那几年我的强项，只要听说谁家有什么书，我都会上门求借，有借的，也有不肯借的，我都不厌其烦，也不管看得懂看不懂，有书看就行。那会儿，真是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为了让我夜里能看书，爷爷用墨水瓶、废铁皮、棉花线、敲敲打打做了盏灯，代销店买上两分钱的煤油，天一黑，就点上灯。我记得很多书都是在冒着浓黑油烟的灯下读完的，鼻孔常常熏得黑乎乎的，但乐此不疲。有时夜深爷爷先睡了，等他一觉醒来，见我还在看书，就会说：験佗，秀才不是一天就能读得出来的。我就笑笑，放下书，吹灭灯，钻进被窝。后来，我们在岸上陶器厂靠路的工棚里安了一张床，空间虽小，看书也只能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但读书的乐趣丝毫不减。有时候，我也会读上几段让爷爷听听，爷爷总是背靠墙壁坐在床上静静地，一副满足、享受的样子。

1976年我应征服役，去了北方。爷爷已八十有五了，那时家里虽依然清贫，但吃穿还勉强过得去，家人都劝爷爷歇下来吧。但劳累惯了的爷爷却坚持说，还能动就不打算放下手中的竹篙，1978年春天，我到温州接新兵路过金华，首长让我回家看看时，我又劝爷爷，但爷爷依然说还撑得动。船，已经成了爷爷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与他的生命连结在一起了。直到去世前一年，爷爷才恋恋不舍地松开握了将近一辈子的竹篙，离开融进他无限感情的渡船。草青草黄，潮落潮涨，转眼间，爷爷走了已三十年，物换星移，何店渡也随着半月湾电站的建成，早已不复存在；而桥的广泛建设，让撑渡这个行当在义乌消逝了。青春易老、日月永在，那风里浪里的时光，那言行如一的做人做事的教诲，却刻在了我的心里，也留在历史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