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时候，失去的将无法弥补。比如我要背母亲逛西湖的愿望。
2003年的春节过后，我回到杭州，应《杭州都市快报》编辑王艳老师（笔名丑丑）邀请，在快报编辑部与小王老师聊了一下。
最后，小王老师（一个看上去30岁不到的女同志）希望我能把母亲带来，到时和她联系，快报会派人给我们母子在西湖留影并发表在《杭州都市快报》上。随后几日，在《杭州都市快报》上看到了小王老师对我的期待。全文如下：
春天再背母亲去逛西湖
之前一直无法和儿子王其亮联系上，后来倒是他自己给我们打来了电话，他说，这个春节他回了安徽老家。
王先生在电话那头一再表示惭愧，说没能实现背母亲逛西湖的想法，因为春节期间，杭州接连下雨，甚至下起大雪。他和妻子一看，别说带母亲逛西湖，就是接母亲来杭州都有困难，于是，他们当即决定改变计划，赶回安徽老家与母亲和兄弟姐妹们团聚。
过年时，他已经把背母亲逛西湖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很高兴。他向我们保证，他的承诺一定会实现，等春天来临，天气暖和一些，他就会背着母亲逛西湖，到时候一定会拍了照片给我们看。
我很感谢小王老师对我的勉励，春节我是回了老家，和母亲聊了许多。母亲老了，头发全白了，脸色苍白，不是正经颜色，眼睛和嘴都有些变型。说话也是吐词不清，从卧室挪到卫生间，十多米的距离，母亲要十多分钟才能到。母亲见到我很高兴，唠唠叨叨说了许多，问了我许多重复的问题，我便静静地听，不时插上两句。期间，二哥也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母亲的身体今年明显不行，夜里经常大小便拉在床上，半年都不能走路了，只能是挪，一点一点地挪。平时平易近人的母亲经常无端发脾气，夜里睡不好，一醒就说话，说得都是爷爷、奶奶、姥姥、外爷那会的事。要不就是我和我的儿子的事。
我的泪水不觉流了下来，我知道，母亲的生命就像蜡烛一样已快到了尽头。而作为儿子的我竟不能为母亲做点什么。许多时候，都要母亲牵挂。我回来再和母亲聊天，母亲已坐在沙发上睡着了。二哥说，别说杭州，就是出门都很难，老人家已经不起折腾…母亲又醒了，母亲说，睡不实，一有声音就醒。我又和母亲聊天。
其间，接到几个电话，大都是儿时的伙伴、少年的同学打来的，他们听说我来了，就安排了酒菜要我去。我便一一谢绝，只有一位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兄弟我不好拒绝，我不在家，家里许多事都是这位兄弟帮忙办的，出钱出力，从来就没有要求什么。我和母亲说，我要出去一下，母亲生气了，坚决不让我去。母亲责怪我回来的次数少，和她聊天的时间更少。是啊，对母亲的爱依旧，只是尘世间太多的牵绊让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陪老人说说话，谈谈心，哪怕只是坐在母亲面前什么也不说…我也想，过段时间，等杭州春暖花开，我一定要让母亲来杭州逛逛。那时我在一家从事通信行业的私企工作，春天，浙江各地的工程都很吃紧，老总便要我到宁波去管理基站工程。这还有商量吗？没有，我只得服从安排去了宁波。随后辗转浙江各地。多次与二哥联系，二哥说母亲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可让母亲来杭州的夙愿也因此搁浅了。
2006年，我离开了工作多年的杭州，来到浙江义乌，在一家连锁超市的总部工作。因义乌的私企发展太快，内部管理却远远跟不上，加上那些民营老板（不能称之为企业家）急功近利，工作的压力自是可想而知。和母亲的联系也就越来越少。
06年的春节还有一个月，公司组织参加市里的文艺演出，我奉命指导公司里的20余名青年男女排练舞蹈《感恩的心》。这天，天像漏了似的，雨下得如瓢泼一般。我的心情也莫名地恶劣起来。晚上陈总来了，大家在一起吃饭，两杯酒下肚，眼泪出来了。陈总关心地问我是不是有事，我说没事。九点钟，手机响了。二哥说；小亮，咱娘去世了。手中的酒杯“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我说：我的母亲去世了。我和淮北的小妹联系，我说：咱娘去世了。小妹听后扔下电话大哭。其实，妹夫知道，小妹刚生下孩子不足一月，没有将这一噩耗告诉她。当晚，小妹全家和我的两个孩子以及我的爱人便开车回家了。
大哥后来说，接到二哥的电话是在上午的9点钟，大哥正在修改研究生的论文，大哥不说话，老泪已纵横。
在为母亲守灵的第二天，听得外面一声声苍老的哭泣声，那声音听来撕心裂肺，如裂锦、如断弦、如晴空中响起的一声声炸雷，那哭声近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双膝跪地，扑到在母亲的灵床前。是大哥，73岁的大哥哭成泪人。
大哥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母亲嫁给我的父亲时，大哥10岁，母亲17岁。大哥说，母亲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但是，没有母亲也就没有他的今天。二哥说：母亲走的无牵无挂，结婚多年没有生育的小妹生了个男孩;老五（也就是我）也在淮北买了房子;四哥、四嫂一起调到了阜阳机务段;冷战十多年的二哥两口子也终于和解并一起在老家红红火火地开了一家医院;40多岁的长子孙也答应愿意找女朋友了。
二哥说：兄弟五个，还有一个小妹，都在外挣大钱，在各自的城市里都置了房产，只有他没有本事，还在老家，挣钱不多，却让母亲过上了幸福生活。母亲走时，房间里有空调，大彩电放着豫剧《花木兰》，母亲的嘴角有一丝奶迹，母亲刚刚喝下一瓶纯奶。这样的生活在当时的农村应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兄弟和小妹都承认。母亲风光大葬，我却从内心深处自责：我们辛辛苦苦地打拼到底为了什么？为什么不能在母亲健康的时候让母亲享享清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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