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冯氏绵延千年,出了三个人物,横跨宋、明、清三代,各具风骨,各守一义:冯友仁焚印守节,是义乌第一纯臣;冯子明仗剑报国,是义乌第一剑侠;冯鹍筑堂刻石,是义乌第一贡生。一忠义,一侠义,一信义风雅,撑起了冯氏半部族谱——忠义立其骨,侠义壮其气,信义风雅润其魂,三义汇流,遂成冯门千年不坠之文脉。
赤岸的山水,早已为这三人的到来做好了准备。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四象俱全的格局,使乔亭如一枚钤印,覆在义乌南乡的山水册页之间。龙溪的水,自村东蜿蜒而过,滋养万物而不争;蜀山的峰,在村西巍然矗立,镇守一方而不语。文与武,刚与柔,动与静,早已在这片山水间达成了某种默契。只等三个人依次登场,将这份默契化作活生生的灵魂。
他们是“冯门三杰”——义乌第一纯臣冯友仁,义乌第一剑侠冯子明,义乌第一贡生冯鹍。三人各自选择了不同的路,却以各自的方式,回答了同一个问题:一个人,应当如何守住自己认为对的东西?
上篇·宋里
冯友仁第一次感到那种冷,是德祐元年秋天的某个清晨。
那天他起得很早,推开溧阳县学官舍的木窗。窗外有一棵老槐树,树叶已经黄了大半,风一过就簌簌地往下落。他在窗前站了很久,看那些叶子一片一片地飘下来,落在青石板上,又被风卷起来,打着旋,不知要往哪里去。
他忽然想起十七岁那年,在州学的庭院里,师父许谦指着满地的落叶说:“物之将落,非风使之,时也。”那时他不明白。现在他明白了。
咸淳十年,冯友仁以贡生身份被朝廷授予溧阳县教谕,掌管一县文庙祭祀,训诲所属生员。那一年他三十一岁,正值壮年。他以为这只是一个开始,等时局安定下来,他还可以做更多的事,走更远的路。但时局没有等他。德祐元年,元兵统帅伯颜攻破临安。蒙古铁骑踏碎江南的消息,像一片铺天盖地的乌云,迅速遮蔽了整个浙东的天空。
消息传来的时候,冯友仁正在明伦堂给生员们讲《春秋》。他记得清清楚楚,那天他讲到“郑伯克段于鄢”那段,讲到“多行不义必自毙”。一个生员突然从外面跑进来,脸色煞白,嘴唇抖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临安……破了。”
满堂寂静。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还在落,一片,两片,无声无息,像时间的碎屑从日历上被撕下来。
冯友仁掩上书卷。他缓缓站起身来,面朝临安的方向,很久没有说话。明伦堂里几十双眼睛看着他,等着他。他慢慢开口,声音不高,却一字一字砸在地上:
“孤臣无力回天,焉有北面二姓之理?”
他走出明伦堂,回到官舍,把印信绶带从匣中取出。那枚铜印在掌心冰凉。他在案前坐了片刻,取过一盏油灯,将印绶投入火中。火苗舔上来,铜印在火焰里渐渐变黑。他看着那团火,忽然想起六年前离乡赴任的那个清晨。母亲站在村口的枫树下送他,手里攥着一把新晒的梅干菜,塞进他的行囊时说:“出门在外,别忘了自己是义乌人。”他走远了回头望,只见那棵枫树下母亲的衣角还在风里飘。
那枚印烧尽了。他背起行囊,从水路潜回义乌。途经钱塘江的时候,他看见了江面上漂浮的宋军战旗碎片。那面旗已经被江水泡得发白,但上面的“宋”字还隐约可辨。他站在船舷边看了很久,直到那面旗消失在浪花里。
回到赤岸的那天,是十月。村口的枫树伫立着,叶子红得像烧透的晚霞。他推开家门,父亲正在院子里劈柴。父亲抬头看了他一眼,什么都没问,只把手中的斧头放下,说:“回来了?进屋吃饭。”
那天晚上,冯友仁把族人召集到堂前。他没有说太多话,只说了两句话:“不可改换宋朝服饰,不可做元朝的命官。”
他说完这两句,就沉默下来。堂前的烛火跳了跳,没有人出声。过了很久,他的叔父点了点头。从那天起,赤岸冯氏近九十年无人参加元朝科举,无人改换胡服。冯友仁的居所,被时人称为“宋里”。
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号:丹溪闲叟。
“闲”字是假的。他心里一刻都没有闲过。每天清晨,他都要在院子里站一会儿,面朝临安的方向。那里曾经有过一个朝廷,有过他教过的生员,有过他以为可以慢慢匡扶的天下。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溧阳学舍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每年秋天照例落下来,落在那个他已经回不去的庭院里。
他开始写诗。写完了就压在案头,不给别人看。
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猎猎征尘迷地轴,眼前谁是汉山河?
孤臣耿耿吞胡志,空向新亭洒泪多。
“猎猎”是风的声音,也是战旗的声音。他听到过那种声音,从临安方向吹来,带着铁锈和灰烬的气息。“迷地轴”不是天在转,是他在眩晕。一个儒者读了一辈子书,以为可以用道理匡扶天下,到头来却发现道理在刀剑面前如此苍白。“眼前谁是汉山河”,山河还在,但已经不是他的山河了。他认得每一座山每一条河的名字,可它们不再属于他。一个“孤”字,是他的身份——没有朝廷的臣子,还算不算臣子?一个“吞”字,是他咽不下去的那口气——吞不下去,却又吐不出来。“空向新亭洒泪多”,新亭是东晋南渡士人洒泪的地方,七百年前有人在那个亭子里哭过,七百年后他站在义乌赤岸自家的院子里,流着同样的泪。历史从来不新鲜。只是在重复同一场别离。
还有一首,是他写给弟弟的:
义心既重利心轻,分异何乖手足情。
糗饭自饴虞舜乐,采薇独守伯夷清。
析居不忍从亲令,退逊甘当矫世名。
贤弟晨昏勤定省,莫因流落念而兄。
“糗饭”是粗食,虞舜以粗食为乐;“采薇”是伯夷叔齐的故事,商亡之后隐于首阳山,不食周粟。他把自己的处境比作伯夷叔齐——不是自比圣贤,是实在找不到更贴切的比喻了。一个读书人,除了用书中的故事来解释自己的人生,还能怎么办呢?“析居不忍从亲令”,是说不忍分家;“退逊甘当矫世名”,是说甘愿以退让来矫正世俗之风。最后一句最轻也最重——“莫因流落念而兄”,这是说给弟弟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不要挂念我,我已经选择了自己的路,这条路不需要人来送,也不需要人来陪。
他隐居的那些年,有不少人来劝他出山。来得最执着的是留梦炎。此人曾是南宋右丞相,降元之后做了尚书。他深知冯友仁的才学,数次向元廷举荐,诏书一道接一道送到赤岸。
冯友仁每次都推辞——以病老,以体弱,以各种可以想到的理由。留梦炎最后一次来的时候,是冬天。雪下得很大,留梦炎的马车停在村口,他徒步走进冯家院子,靴子上沾满了泥雪。
“友仁兄,”他说,“元廷待士以礼,你何必……”
冯友仁站在廊下,没有请他进屋。雪落在他们之间,很快积了薄薄一层。“梦炎,”他说,“你读过《春秋》。”
留梦炎沉默了。雪还在下。过了很久,他转身走了。马车轮子在雪地里压出两道深深的车辙,一直延伸到村口,消失在白茫茫的远处。冯友仁在廊下站了很久。雪落满了他的肩膀。他想起很多年前,他和留梦炎一起在州学读书时的样子——那时他们都还年轻,都以为可以用一生去践行书中的道理。现在一个人走进了雪里,一个人留在了廊下。都是选择了自己认为对的路。只是路不同了。
他对自己说:“胡虏无百年国运。”然后转身进屋,掩上了门。
元至治三年,冯友仁八十岁。他坐在村口那棵枫树下,对儿子冯道传说了一句话:“不出百年之后,当有圣人出世。”他说完这句话,溘然长逝。那棵枫树的叶子红得正好,风一过,沙沙地响,像是在替他念什么没写完的诗。
消息传到湖州的时候,赵孟頫正在书房里写字。
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他同样经历了宋亡元兴的剧变——南宋灭亡那年他二十五岁,在故乡闲居多年,最终出仕元朝。没有人知道他做这个决定时心里有过怎样的挣扎。史书只记了他后来的成就:翰林承旨知制诰,书画冠绝当世,被称作“元人冠冕”。但那些成就的背后,是一个皇族后裔在朝代更替中无法言说的复杂心境。他听了冯友仁的事,沉默了很久。一个没有皇室血脉的义乌贡生,用一生守住了他没能守住的东西。一个真正的宋室后裔选择了出仕,一个普通的江南儒生选择了归隐。命运的安排有时就是这样荒诞——越是该守的人,越是守不住;越是不必守的人,却守到了最后。
赵孟頫铺开一张宣纸,研好墨,提笔。笔锋落下时,他想起那个从未谋面的冯友仁——想起他焚印时的决绝,想起他“宋里”的孤守,想起他八十年的沉默与等待。他写下了一篇墓志铭:
国为纯臣,家为孝子。
完节首阳,潜德梓里。
不朽者名,奕奕青史。
食报于天,在其孙子。
“纯臣”二字,是赵孟頫能给一个南宋臣子的最高评价。“纯”是粹而不杂、一而不二——冯友仁在国家覆亡之际,用焚印归隐回答了“忠臣岂肯事于二主”的灵魂拷问。“完节首阳”把他比作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不事新朝,守节到死。“潜德梓里”是说他把德行藏在了故乡的土地里——不张扬,不显耀,像地下的泉,看不见,却一直在流。“奕奕青史”是断定——历史会记住他。“食报于天,在其孙子”是信念——上天不会辜负一个守节的人,他的德行终将在子孙身上得到回报。
这三十二个字,是赵孟頫替一个时代写给另一个时代的回信。信很短,但每个字都重。赵孟頫写完最后一个字,搁下笔。窗外的雪正落着,无声地铺满了湖州的屋檐——像传说中那年留梦炎踏雪访友仁时的白。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一生写过的所有字帖、所有画卷,加起来都不如这三十二个字有分量。因为它们写的是一个他做不到的人。
元亡明立。洪武开科取士,冯氏子弟参加科举,被录为乡贡进士者“若雨后春笋”。他们整理了冯友仁的遗迹呈告学道大人,经邑侯奏请朝廷,冯友仁被追谥“忠靖”。
“忠靖”——忠是忠于故国,靖是靖节自守。两个字,概括了一个人一生的选择。
中篇·义乌剑
冯子明第一次握剑的时候,才七岁。
那是一柄铁剑,是赤岸的铁匠铺子打了三年才攒出来的。剑身窄而长,未经细磨,暗沉沉的,像一条还没睡醒的乌蛇。他把剑举起来,剑尖颤颤巍巍地指向天井里那棵老槐树。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落在剑身上,又被剑身折出去,碎成一地光斑。
“太轻了。”他说。
他爹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轻个屁!你才多重?”
冯子明没说话。他只是又举起了剑,这一次,剑尖不再晃了。
他开始读书,读《左氏春秋》。那是他祖父传下来的书,书页已经泛黄,有些字迹被虫蛀得模糊了。他一边读,一边在院子里练剑。读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他的剑就刺出去;读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他的剑就收回来。后来村里人发现,冯家院子的墙上多了一道道剑痕——横的,竖的,斜的,像一本刻在砖上的无字天书。他的剑法与《春秋》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呼应——每一剑都从书中的道理生发出来,每一招都带着文字的筋骨。
十五岁那年,丽水人来犯。冯子明背着那柄铁剑出了门,在村口站定。他的对面是几十个手持长矛的壮汉。村人远远看着,以为他要慷慨陈词,或者至少要喊一声什么口号。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剑从背上解下来,握在手里。那天之后,义乌赤岸一带开始流传一个说法:冯家那个读书的伢子,有一身了不得的剑法。可冯子明自己知道,他的剑还差着什么。差什么呢?他说不上来。就像读《左氏春秋》读到“郑伯克段于鄢”,明明每个字都认得,可合上书页,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没看透。
二十岁那年,他听说了唐顺之。
唐顺之是个奇人。文能殿试传胪,武能让戚继光登门请教枪法。明明是个文人,却偏偏爱往军营里跑;明明是个武夫,写起文章来又字字珠玑。冯子明背着剑,走了三百里路,去拜师。唐顺之没有见他。第一次去,门人说:“先生出海了。”第二次去,门人说:“先生写书呢。”第三次去,冯子明不再敲门。他在唐府对面的茶馆里坐了七天,每天从日出坐到日落。第八天,唐顺之派人来请。
“你找我,做什么?”唐顺之问。
“学剑。”
唐顺之笑了:“剑有什么好学的?”
冯子明把剑解下来,放在桌上。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唐顺之的眼睛。那眼神和他七岁时看那柄铁剑的眼神一样——沉着,安静,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唐顺之收了笑容。“拔剑。”
冯子明拔剑。唐府的后院里有一片竹林,风过时竹叶沙沙作响。冯子明的剑在竹影间游走,不快,但每一剑都落在实处。最后一剑刺出,剑尖停在唐顺之面前三寸处。唐顺之没有动。“你的剑有根,”他说,“但有根的东西,往往太实。”他从袖中取出一卷帛书。“这是我写的《武编》,你拿去看。三个月后再来。”
三个月后,冯子明来了。唐顺之让他再演一次。这一次,剑还是那柄剑,人还是那个人,可剑到了空中,忽然有了另一种东西——一种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气韵。唐顺之点了点头。“你的剑,可以叫‘义乌剑’了。”
“为什么叫义乌剑?”
“因为别的地方的人,练不出这种剑。”唐顺之说,“义乌人骨子里有一样东西——不是悍勇,是执拗。认准了的事,九头牛拉不回来。你的剑之所以有根,是因为你认准了这条路。你的剑之所以能变,是因为你在这条路上走了够久。这叫‘执而化之’——天下剑法,最高明的也不过这四个字。”
冯子明叩首,拜别。他回到义乌,又入了胡宗宪的帅府。胡宗宪看他背着一柄剑来投军,问:“你用什么兵器?”
“剑。”
“军中使剑,用处不大。”
“那就让它大起来。”
胡宗宪笑了,把他介绍给了戚继光。戚继光第一次见冯子明,是在校场上。那时戚继光正在为练兵的事发愁——他想要一支不一样的军队,但不知道从哪儿找兵、找什么样的人。冯子明说:“义乌有矿工,有农民,他们打架不要命。”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义乌人。”
戚继光看了他一眼:“听说你剑法不错,演给我看看。”
冯子明拔剑。校场上有风,尘土被卷起来,在夕阳里浮成金色的雾。他的剑在雾中穿行,忽而像山,沉得压人;忽而像水,柔得无骨;忽而像火,烈得灼目。戚继光看得入神。“你这剑法,师承谁?”
“唐顺之。”
“难怪。”戚继光说,“唐先生教过我枪法。你跟他学了多久?”
“三个月。”
“三个月?”戚继光吃了一惊,“他教你什么了?”
“他只让我看了《武编》,然后告诉我——‘执而化之’。”
戚继光沉默了很久。“你的剑,叫什么名字?”
“义乌剑。”
戚继光点了点头。他望着冯子明,忽然觉得眼前这个人,就是他一直要找的那种兵——不只是能打仗,还能把打仗变成一种道理。
后来,戚继光在义乌招募了三千矿工和农民。冯子明成了这支新军的核心将领。但他没有急着教士兵们剑法——他先教他们读《左氏春秋》。
“读书做什么?”士兵们问。
“读了书,才知道为什么打仗。”
“读了书就能打赢?”
“读了书,至少不会打输。”
他把《左氏春秋》里的故事拆开来,一段一段地讲:曹刿论战、子鱼论战、烛之武退秦师。讲完了,再教剑。他的剑法八十四式,每一式都有一个名字——都是从《春秋》里来的。“曹刿三鼓”是连刺三剑,一剑比一剑重;“子鱼不鼓”是引而不发,等敌人露了破绽再一剑封喉;“烛之武退师”是虚晃一招,让对方自己退回去。士兵们说:“这哪儿是剑法,这是兵法。”冯子明说:“剑法到了高处,就是兵法。”
平海战役那一战,戚家军被倭寇围困,几乎溃败。四面都是刀光,倭寇的喊杀声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戚继光的帅旗在风中摇摇欲坠,中军的阵脚已经开始松动。冯子明站在阵前,看着面前黑压压的倭寇,忽然想起七岁那年,他在天井里举起那柄铁剑时的样子。那时候剑是轻的。现在剑是重的。他振臂大呼,率先冲了出去。没有人看清他是怎么出剑的。只看见一道乌光从阵前掠起,像一条沉睡多年的乌蛇终于醒了过来。那道乌光所到之处,倭寇的刀断了,盾裂了,人倒了。三千义乌兵跟着他冲上去,像三千柄剑同时出鞘。
那一战,斩级二千二百,俘三千人。战后,论功行赏。主管赏罚的部门只给了冯子明一个卫尉的职务,领百户的待遇。全军为之哑然失惊。有人替他鸣不平。冯子明只是笑了笑,把剑擦干净,收进鞘里。“我的剑,不是用来换官爵的。”
后来他调戍右北平列亭堡。边塞的风比义乌的风硬,吹在脸上像刀子。他在那里写下了《塞下诗》:
亭隧烽烟散,边城杀气赊。
铁衣侵汉月,金柝碎胡笳。
虎革冲风冷,龙旗对日斜。
肯教飞将在,白骨满平沙。
“亭隧”是边境的烽火台,“烽烟散”是战事暂歇。“杀气赊”的“赊”字用得极妙——长、久、远,杀气散不尽,像一个赖账的债主,赶不走,甩不掉。“铁衣侵汉月”写寒夜戍边,铠甲浸透了月光;“金柝碎胡笳”写巡夜的金柝之声,击碎了胡人笳管的悲鸣。“虎革冲风冷,龙旗对日斜”——虎皮箭囊迎着寒风越发冰冷,龙纹军旗在斜阳下渐渐拉长。前六句蓄足了静与寒,最后两句骤然爆发:“肯教飞将在,白骨满平沙。”这是反问,也是自问——我怎肯只靠一个飞将军来守边?若只有一夫之勇而无后继之力,终究是白骨满沙的结局。
这首诗的全部力量,藏在一个“肯”字里。一个真正在战场上流过血的人,比任何人都清楚代价的沉重。他知道边关的安宁不是靠一个英雄能撑起来的;他知道每一座烽燧背后都是无名者的血;他知道自己就是那个“不肯只做飞将”的人——有飞将之勇,却比飞将多了一分清醒。
冯子明后来回到故乡乔亭,在东岩造了几间平屋,在里面读书。偶尔有年轻人来求教剑法,他就教。教完了,再给他们讲《左氏春秋》。“剑是工具,”他说,“读《春秋》,才是练剑。”他六十岁那年去世。御史大夫追赠他“武德将军”。朝廷给的荣耀,他生前不要,死后却来了。
乔亭村的老人说,冯子明的剑法没有传下来。八十四式“义乌剑”,他带到棺材里去了。但另一些人说,其实传下来了——传在戚家军的鸳鸯阵里,传在义乌兵的一招一式中,传在每一个读过《左氏春秋》、还愿意为某件事拼命的义乌人身上。
他的墓在螃蟹形山古墓群中,墓碑上刻着:“两浙总戎功授镇抚赠武德将军冯子明。”碑是石头的,字是刻进去的。风吹日晒了四百多年,字迹还看得清。偶尔有孩子路过,踮起脚尖去摸那几个字。
“将军,”孩子问,“你的剑呢?”
风从山那边吹过来,松林深处漫过一阵幽咽又清越的声浪,似有剑器在鞘口微微震颤。
下篇·乔仙处
乾隆三十七年,冯鹍第一次走进乔亭村北那片荒地的时候,是秋天。
荒地上长满了蒿草,草尖已经枯黄,风一过就簌簌地响。不远处是龙溪,水声清浅,不急不缓地流着。冯鹍在草丛里站了很久,看那片荒地向南延伸,一直连接到村口的老街。他的脚下是一片无人问津的废地,但他看到的不是荒地。他看到的是一座宅子——白墙,黛瓦,马头墙在夕阳下斜斜地挑起,门额上刻着四个字。什么字呢?他还没想好。但他知道,那四个字一定会刻上去。
这一年冯鹍四十岁。四十岁对一个贡生来说,不算年轻,也不算老。他十七岁入县学,二十五岁成贡生,此后十五年,没有再考举人。不是考不上,是不想考。他父亲是太学生,祖父冯迈也是贡生,曾执教于永嘉。一门三代书香,到他这里,本该更进一步——中了举人,再中了进士,入翰林,外放做官,光宗耀祖。这条路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像村口那条五米宽的老街,笔直地通向远方。但冯鹍没有走。他选择留在乔亭。
他每天在书房里读书,偶尔写几首诗,更多的时候,是在村子里走走。他走过龙溪上的大桥和小桥,走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走过那些日渐颓败的厅堂。乔亭的厅堂曾经很多——“七济十八淇三十六汰”,大小厅堂遍布全村。但乾隆年间的乔亭,已经不复当年的盛况。许多厅堂空了,梁柱朽了,天井里长满了草。冯鹍走在那些废弃的厅堂之间,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不是悲伤。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有人在远处喊一个名字,你听不清,但你知道那是在喊你。
那天黄昏,他走到村口,看见一对老夫妇坐在石阶上。老头在编竹筐,老太太在择菜。夕阳照在他们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冯鹍站住了。他忽然想:一千八百年前,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个黄昏,也有两个人坐在石阶上?只是那两个人,年轻一些,好看一些——一个叫大乔,一个叫小乔。
这个念头像一粒种子,落进了他心里。
他开始查书。《三国志》里只有一句话:“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国色”两个字,写尽了一切,也什么都没写。《会稽贡举簿》里有一些零星的记载,说吴夫人曾移居越中。越中在哪里?义乌就在越中。赤岸镇周边的皇碑塘、皇庐、上下孙塘——这些地名,像散落一地的珠子,冯鹍一粒一粒地捡起来,想穿成一条链子。但链子穿不起来。中间缺了太多珠子,怎么也连不上。他放下书,去了村外的石城村。那里有一片废墟,老人们说,那是大乔建的城堡——孙策死后,大乔回到家乡,想念建业的石头城,便在村外造了一座小城,取名石城。废墟上长满了野草,只剩几段残墙。冯鹍蹲下来,摸了摸墙角的青砖。砖是凉的,和别的砖没什么两样。但他觉得,那砖是温的。因为他读懂了这片土地对女儿们的记忆——不是历史,是体温。
从石城村回来那天晚上,冯鹍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建两座宅子。一座叫静修堂,一座叫漱芳堂。
静修堂给大乔。大乔嫁给孙策一年就守了寡,那年她才二十出头。她本可以再嫁——三国时候,寡妇再嫁不是什么稀罕事。但她没有。她守着孙策的遗孤,守着孙氏的基业,守了一辈子。“静修”两个字,是她一生的写照——不是逃避,是选择;不是软弱,是坚韧。漱芳堂给小乔。小乔嫁给周瑜,琴瑟和鸣十一年。周瑜死的时候,她也不过三十岁。她没有再嫁,守着周瑜的遗孤终老。“漱芳”两个字——有人说是“漱芳”,有人说是“漱花”——无论哪一个,都是对美的追慕。不是轻浮的美,是那种经过岁月淘洗、越沉越香的美。他要把这两座宅子建在那片荒地上。让一千八百年前的两个女子,在乔亭有一处可以安歇的地方。
建造静修堂花了三年。冯鹍亲自督工,每一块砖、每一根梁、每一片瓦,都要过他的手。静修堂坐北朝南偏东,前后二进,左右厢房,共有大小房屋十八间,占地约五百一十平方米。正厅是敞开厅,梁架结构的装饰完全是乾隆年间的风格。
最难的是门额上的字。冯鹍想了很久,最后题了四个字——“日新其德”。工匠问:“老爷,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冯鹍说:“《礼记》里有一句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汤王把它刻在洗澡盆上,每天洗澡的时候看一遍。”工匠说:“洗澡?”冯鹍笑了:“不是洗身体,是洗心。每天把自己的心洗一遍,让它保持干净。日新其德,就是每天让自己的德行更新一次。”工匠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把四个字刻了上去。
静修堂落成那天,冯鹍一个人站在天井里。天井上空是一方蓝天,几朵云慢慢地移过去。他想起大乔——她守寡的那些年,是不是也常常这样站在天井里,抬头看天?她没有等到第二个人走进她的生命。但她等到了乔亭的子孙记住她。
漱芳堂建在静修堂的对面。两座宅子隔巷相望,像一对姐妹。漱芳堂比静修堂略小,前后两进三开间,左右厢房各五间,共十六间,占地四百七十三平方米。出檐的牛腿上透空雕着牡丹和凤凰,寓意吉祥。正门上方有一块青石匾,冯鹍打算在上面刻三个字——“乔仙处”。工匠问:“老爷,这三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冯鹍说:“就是把二乔当成神仙的意思。”工匠说:“她们真的是神仙吗?”冯鹍想了想,说:“她们不是神仙。但一个人如果美到了一定程度,活到了一定程度,守到了一定程度,就和神仙差不多了。”工匠说:“不懂。”冯鹍说:“不用懂。你只要知道,刻这三个字的时候,手要轻一些。”
漱芳堂落成的那天晚上,冯鹍在堂前的台阶上坐了很久。月亮升起来了,照在“乔仙处”三个字上,青石匾泛着淡淡的光。他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一个传说——说二乔死后,魂魄化作两株并蒂的白莲,在乔亭的水塘里年年开放。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两株白莲。但他知道,它们一定在某个地方开着,只是他看不见。
冯鹍开始写诗。他的诗没有流传下来。后人只知道他写过,但写了什么,没有人记得了。也许他写的不过是些寻常的句子——写龙溪的水,写蜀山的云,写静修堂天井里的那棵桂花树,写漱芳堂门前的青石阶。但他一定写过一首关于二乔的诗。在某个秋天的夜晚,他坐在漱芳堂的台阶上,看着月亮,想着那两个一千八百年前的女子,然后提笔写下了几行字。那些字后来被风吹走了,被雨淋湿了,被时间磨平了。但“乔仙处”三个字还在。
冯鹍去世那年,是乾隆五十六年。他活了七十九岁。不算特别长,也不算特别短。他走的时候,静修堂和漱芳堂都还在,青石匾上的字都还清晰。他没有儿子。但他留下了一座村庄的记忆。
后来的人说,冯鹍是个怪人。一个贡生,不去考举人,不去做官,偏偏要在村里建两座宅子,纪念两个死了一千多年的女人。有人说他痴,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不过是附庸风雅。但乔亭村民不这么认为。每年秋天,桂花开了,他们会去静修堂的天井里坐一坐;每年春天,桃花开了,他们会去漱芳堂的门前站一站。没有人说得清为什么要去。但就是想去。
道光年间,有个外地来的文人路过乔亭,听说了冯鹍的事,写了一首诗。诗只剩下一句流传下来:“乔亭双美人,有灵亦当喜。”意思是:乔亭的这两位美人,如果有灵,也应当感到欢喜。因为有人在她们死后一千八百年,还记得她们,还为她们建了宅子,刻了名字。
冯鹍如果听到这句诗,大约会笑一笑。他从来不想出名。他只想让二乔的名字留在乔亭。他做到了。静修堂和漱芳堂成了乔亭村的标志。两百年后,它们被列为义乌市级文保单位。每年都有游客来,他们不知道冯鹍是谁,却都在那方青石前站一会儿。那不是什么显赫的匾额,只是一块嵌在门墙上的石刻——“乔仙处”三字,笔画沉着,像个守约的人刻下的捺印。这就是冯鹍留给乔亭的全部遗产。
宋、明、清三代,每一代都为赤岸冯氏贡献了一个骨血铮铮的人物:冯友仁焚印守节,冯子明仗剑报国,冯鹍筑堂刻石——三代三杰,各以一身风骨,各守一腔道义。
冯友仁守的是“忠义”——他焚印守节,不事二主,八十年隐居不仕,让一个家族记住了何为“不降”。他用一生的沉默告诉后人: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他的“宋里”已经不在了,但“宋里”这两个字所代表的东西还在——在乔亭冯氏代代相传的家训里,在端本学堂的琅琅书声中,在每一个读到赵孟頫那三十二个字的人的心里。
冯子明守的是“侠义”——他仗剑报国,功成不居,澹泊名利,归隐林泉。他的“义乌剑”八十四式虽已失传,但他不慕荣利、事了拂衣去的风骨,却在乔亭的山风中盘旋不去。他用一把剑告诉世人:真正的英雄,不是不会争,而是知道什么比争更重要;真正的侠客,不是不会拔剑,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把剑收入鞘中。
冯鹍守的是“信义风雅”——他以一个贡生的文化自觉,以一砖一瓦将传说凝固为现实,为乔亭留住了二乔的记忆。“乔仙处”三个字,既是石头,也是诗。他用一生的时间,替一座村庄守住了一个关于美的梦。
忠义立其骨,侠义壮其气,信义风雅润其魂。三义汇流,遂成义乌“六义”文化最生动的注脚,也是乔亭向未来走去时,最厚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