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忠有寄与精神赓续：宗必大镌刻在义乌文脉上的家族印记

印庸

一

在浙江中部丘陵的版图上，义乌像一块被青山绿水包裹的璞玉。义乌古称乌伤，建县已逾两千二百年，承载着“亿年恐龙、万年上山、千年双林、百年红色、百年商贸”的深厚文脉。而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中，“忠义”二字始终占据着核心位置。谈及义乌的忠义传统，人们总会最先想起那个名字——宗泽。

宗泽，字汝霖，北宋末、南宋初的抗金名臣。他是义乌历史上第一位具有全国影响的政治军事人物，更是义乌“六义”文化中“忠义”精神的标杆。然而，一个人的精神要穿越近千年的时光而不被遗忘，仅靠其生前的功业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一条代代相传的血脉，需要一批批愿意为之守护、刊刻、传播的后人。宗泽的精神遗产之所以能够绵延至今，正是因为在他身后，有一条从义乌出发、历经迁徙与离散却始终未曾断裂的家族文脉。

这条文脉的关键节点，是一个名叫宗必大的人。

二

宗泽与宗颖、宗必大之间，是直系血脉传承的祖孙关系。宗泽独子宗颖，字思钝，官至兵部郎中，在军中“素得士心”，是父亲最得力的臂膀。宗泽去世后，将士离去近半，东京开封府的百姓和将士纷纷请求朝廷让宗颖继承父亲的留守之职。但朝廷已任命杜充为留守。杜充行事违背宗泽旧制，宗颖多次劝谏未果，遂请辞归乡。此后豪杰之士不愿效力，中原地区终至失守。

宗颖最终归向何处？正史《宋史》记载他“请持服归”，却未明言归往何方。但义乌当地出土的明代刑部员外郎朱湘所撰《重修宗忠简公祠记》，提供了一个更具体的说法：宗颖因为母亲思念义乌老家，侍奉母亲回到了义乌居住。宗颖回到义乌后，被后世奉为宗塘村盘溪宗氏的始祖。在宗塘村，至今仍建有宗忠简公祠，其前身“盘溪宗氏宗祠”始建于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明隆庆六年（1572年）扩建为宗忠简公祠。这意味着，宗泽的血脉在第二代人身上，已经重新回到了义乌故土。

宗必大（又名宗汉广），号英烈，便是宗颖的第六世孙，宗泽的第八世孙。他出生于义乌，成长于义乌宗氏家族，接受的是义乌宗氏世代相传的忠简家风。元末天下大乱，宗必大为了躲避战乱，离开义乌，先至镇江——那是宗泽的安葬之地，也是宗氏家族在江南最初的根基所在；再从镇江迁往高邮茅垛，最终定居于兴化，成为兴化宗氏分支的始祖。

宗必大在兴化城儒学街地段建屋定居。从此，宗必大的后人就在兴化开枝散叶，到了明朝中叶，已经成为赫赫有名的兴化八大家族之一。明代有“后七子”之称的文学家宗臣（第十七世孙），以《报刘一丈书》名垂青史；到了现代，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作为宗泽第三十二世孙，多次回到义乌参加宗氏祭祖活动，他说：“身为一个义乌人，感到很自豪”。

宗必大与义乌的渊源，正是一条被重新接续的脉络：宗泽从义乌出发，宗颖把血脉带回了义乌，宗必大从义乌走向兴化，而他的后人又沿着这条脉络回望义乌。义乌是他的精神原乡，兴化是他的后世开枝之地。一个家族在动荡年代的迁徙与回归，就这样把一座浙中小城与千里之外的兴化，用血缘与记忆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三

宗必大离开义乌时带走的，不仅是宗氏的血脉，更是一种精神遗产——宗泽“孤忠耿耿，精贯三光”的人格与文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宗泽的人格有一段极为精准的评语：“泽孤忠耿耿，精贯三光。其奏札规画时势，详明恳切。当时狃于和议，不用其言，亦竟无收拾其文者。”这寥寥数语，道出了一位老臣的全部赤诚与悲哀。

宗泽的诗文，是其人格的直接投射。他的奏疏是“以文字为刀剑”，试图挽狂澜于既倒。建炎元年（1127年）至二年，宗泽连续上疏二十余次，恳请宋高宗返回故都开封，主持北伐。《乞回銮疏》中，他以老臣的血诚写道：“臣恭惟我大宋深仁厚德，渗漉方夏，几二百年。一旦金贼邀迎二圣，京师士民，皇皇无依，嗷嗷无告，若穷民无所归者，若婴儿而失其慈母者。”他痛陈那些劝阻高宗回京的言论，是“奸憸小人自为身谋”，并反复申明，若陛下回銮汴邑，“是人心所欲也，愿陛下与之聚之”。然而这些凝聚着血泪的奏疏，最终被投降派所阻。宗泽也因此“忧愤成疾，疽发背卒”，临终之际，无一语及家事，只连呼三声“过河！”

他的诗歌是“以韵律为心跳”，记录着从沉稳到悲愤的体温变化。《早发》一诗，写他率军清晨出发的情景：

繖幄垂垂马踏沙，水长山远路多花。

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

马后垂着伞盖，马蹄踩着黄沙，沙沙作响。山遥水茫，沿途见到许多野花。眼观敌我形势，战术方略早已成竹在胸。兵马缓步前进，三军肃静无人喧哗。全诗的核心在一个“静”字——既是清晨的宁静，也是治军严整的体现，更是一位名将在大战前“胸中自有百万兵”的沉稳气度。

而另一首《道逢散遣之卒云讲和退师无所用之矣辄以二十六句道胸臆》，则画风陡转，充满愤慨。诗题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他路遇被朝廷遣散的士兵，听闻“讲和退师”的国策，心中激愤难平。诗中“肉食之谋殊未臧，我愤切骨其谁知”直斥主和派目光短浅，其愤慨深入骨髓。“羽檄向来召貔虎，乃咏出车歌杕杜”尤为痛切——昨日还在以羽檄征召勇猛如虎的将士，今日却高唱起归乡之歌，将朝廷“自毁长城”的荒谬与自己的无奈刻画得入木三分。

他的赋与铭则是“以笔墨为镜鉴”，映照出一生的志节与关怀。这些文字，让后世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名将的武功，更是一位士大夫在国难当头时的全部赤诚与挣扎。

宗必大离开义乌时，宗泽的这些诗文或许已经散佚了大半，但它们所承载的精神——那种“力请高宗还汴”的孤忠，那种“忧愤成疾，疽发背卒”的悲壮——已经通过家族记忆，深深烙印在了宗氏后人的血脉之中。

四

宗泽遗集的刊刻，是一部跨越宋、元、明、清四代数百年的文献接力史。据《宋宗忠简公全集》明确记载，从南宋嘉定年间到清康熙年间，共有“凡八登梓”的刊刻序列。然而，宗必大并不在这份名单之中。若将宗必大作为宗泽嫡裔在家族内部的刊刻行为纳入考量，这条脉络便从“八登梓”扩展为一条更完整的“九次刊刻”史。

第一次，宋嘉定年间，楼昉“缀辑散佚”。楼昉，字旸叔，号迂斋，南宋庆元府鄞县（今宁波）人，吕祖谦弟子，绍熙四年进士。宗泽去世后，文稿散佚严重，“竟无收拾其文者”。楼昉教授金华时，从宗泽曾孙有德处获得遗文若干卷，“为补缀而袭藏之”，后守润州（镇江）时“乃以遗文锓梓，并掇取《遗事》所载表、疏次第其日月而并刻之”，嘉定十四年（1221年）十二月作序。这是宗泽文献首次以文集形式刊刻。

第二次，明洪武年间，方孝孺刻奏疏。方孝孺，字希直，号逊志，宁海人，宋濂弟子，建文帝时官至翰林侍讲。据《宋宗忠简公全集》载，“继刻奏疏于明洪武学士宁海方公孝孺”。方孝孺在序中表达了对宗泽忠义精神的深切认同，其自身后来在朱棣面前“死即死耳，诏不可草”的刚烈，与宗泽“力请高宗还汴”的孤忠，是同一种精神在不同时代的回响。

第三次，元末，宗必大以宗氏后裔身份刊刻。宗必大作为宗泽嫡系后裔，在家族内部对先祖遗集进行了刊刻传播。此次刊刻在传统“八登梓”记载中未被列入——因为“八登梓”记录的是地方官员与全国性文人的刊刻行为，而宗必大的刊刻属于宗氏家族内部的家刻，性质不同。但正是这次家刻，使宗泽的精神文本从“公共遗产”内化为“家族的记忆”。宗必大以“子孙保之”的方式，确保了宗泽的忠义之气在宗族内部代代相传。其刊刻的具体版本细节，因元末战乱和年代久远，今已难以确考，但其行为本身的意义是确凿的。

第四次，明正德六年（1511），赵鹤刻文集。赵鹤，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正德年间任金华府知府。赵鹤“得于王忠文公家”（从王祎后人处获得稿本），序刻以传，刊为《宋东京留守宗忠简公文集》五卷。这是宗泽文集的首次系统刊刻。

第五次，明嘉靖三十年（1551），宗旦家塾刊刻。宗旦，籍贯缺轶，字仲昭，宗泽十五世孙。宗旦将传赞、像赞、题词、诗复、墓田记等合为六卷，“又梓于家塾”，文徵明、彭年、胡应轸、黄姬水及裔孙宗训等各有序。这是宗氏后裔在明代的一次重要家刻，与宗必大在元末的家刻形成了跨越两百年的呼应。

第六次，明万历年间，张维枢刻遗草。张维枢，义乌县令。据《宋宗忠简公全集》载，“万历义乌令温□张公维枢”刻《忠简宗公遗草》。

第七次，明崇祯年间，张文光刻于丹徒。张文光，祥符人，丹徒县令。丹徒（镇江）是宗泽安葬之地，此次刊刻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第八次，明崇祯十三年（1640），熊人霖刻于义乌。熊人霖，进贤人，义乌县令。熊人霖在义乌刊刻《宗忠简公文集》，他还曾刻印《骆宾王文集》和《宗泽全集》，对义乌地方文献的保存贡献甚巨。

第九次，清康熙年间，王廷曾重编刊刻。王廷曾，会稽人，义乌县令。王廷曾“重为编定，增入谏止割地一疏，而以楼昉原序及明初方孝孺序弁于篇首”。此次刊刻为八卷本，是清代最完整的版本，后为《四库全书》所著录的底本。

在这九次刊刻中，宗必大的第三次刊刻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意义。宗必大虽不在“八登梓”的名单之中，却是宗泽遗集“九次刊刻”中一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人物——他以第三次刊刻者的身份，在元末乱世中为宗泽文本的家族传承注入了独立的生命力。他以血脉的延续，为宗泽的精神文本建造了一座永不坍塌的家族堡垒。其他八位刊刻者使宗泽的文字“传于世”，而宗必大使宗泽的血脉“传于家”。前者是文明层面的公共记忆，后者是生命层面的私人信仰。二者共同构成了宗泽遗产传承的完整图景。

 五

    宗必大镌刻在义乌文脉上的印记，不仅关乎一个家族的记忆，更关乎一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义乌的文化基因中，最核心的便是“六义”——节义、忠义、孝义、仁义、侠义、信义。这六种精神绵延千年，汇成了独属于义乌的文化底色。而在这“六义”之中，“忠义”居于核心位置。义乌“三忠”——宗泽、龚泰、王袆——正是忠义精神的历史标杆。宗泽至死不忘北伐大业，守家国之责，是忠义的最高典范。

宗必大所守护的，正是这份忠义精神的“活载体”。他离开义乌时带走的，是宗泽的血脉，也是宗泽的精神。他在兴化开枝散叶，使宗氏后人成为苏北望族，宗臣以《报刘一丈书》名垂青史，宗庆后以“义乌人”的身份自豪。宗必大的迁徙看似是一次离散，实则是一次精神火种的播撒——他把宗泽“孤忠耿耿”的人格，从一座县城的记忆，变成了一个家族世代相传的信仰。

如今，义乌正在深入推进“何以义乌”文化解码工程，全力推动“六义”文化成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符号。在江东街道盘溪社区，忠义主题公园已经落成，忠义文化长廊全方位展现宗泽等“三忠”的忠义故事，宗泽小学的孩子们在宗泽像前齐声诵读“忧国心如奔马，勤王毛有奇兵”。义乌“有情有义 世界义乌”的城市文化品牌已经发布，并广泛应用于公共空间、政务服务、文旅推广等全场景。

宗必大的故事告诉我们：文化的传承，不只是文本的刊刻，更是血脉的延续与精神的赓续。刊刻者使宗泽的文字传于世，宗必大使宗泽的精神传于家。当宗庆后在义乌的宗氏祭祖活动中说出“身为一个义乌人，感到很自豪”时，他不仅是在追溯一段家族的历史，更是在确认一座城市的精神基因。

宗必大镌刻在义乌文脉上的家族印记，最终指向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一座城市的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不仅依赖于伟大创造者的出现，更依赖于无数守护者的存在。宗泽是星辰，宗必大是天空——星辰固然耀眼，但没有天空，星辰便无处安放。一个家族的迁徙与坚守，就这样把“忠义”二字从南宋的朝堂，带到了元末的乱世，带到了明清的兴化，带到了今天的义乌。这脉动，从古至今，从未止息；这脉动，正以新的形式，在当代义乌的文化自觉中焕发新生。

 

附宗泽部分诗文

一、《述怀二首》

其一

忧国心如奔马，勤王毛有奇兵。

一旦立诛祸乱，千载坐视太平。

其二

黄屋肇新巍巍，四方豪杰云来。

片言之误天也，一见而决时哉。

二、《早发》

繖幄垂垂马踏沙，水长山远路多花。

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

三、《道逢散遣之卒云讲和退师无所用之矣辄以二十六句道胸臆》

翁拥麾幢我为儿，剽闻窃睹皆兵机。

其中袭击不容瞬，飙行电掣犹逶迤。

戎人长驱越大河，天下震惊观阙危。

肉食之谋殊未臧，我愤切骨其谁知。

慨然奏疏金马门，力陈盟赂损国威。

严尤下策尤可笑，晁错上书亦奚为。

道路荆棘初剪除，花如步障吾东之。

八年闭户尺蠖屈，一旦渡关匹马驰。

行行侧身听戎捷，忽闻募士诏遣归。

浓书大墨榜教诏，曰敌悔过今退师。

羽檄向来召貔虎，乃咏出车歌杕杜。

櫜兵销刃兵犹怒，却把锄犁农歌舞。

君王神武今艺祖，尔如不归污我斧。

 

四、《乞回銮疏》（建炎二年三月）

臣闻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区夏，以今京师为天下中，故创业垂统，欲传之亿万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庙，奕世圣人，传以相授，皆以京师为本根之地，所以高拱穆清，坐视天民之阜，必于天下之中也。惟奠忱于京，则自西自东，自南自北，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矣。

偶缘玩习，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于骄淫矜誇，忘战守之备，遂致仇方横肆，残破州县，围闭京城，劫迎二圣、后妃、亲王与诸天眷，蒙尘北去，侨寓沙漠。此忠臣义士所以夙夜涕泣，继之以血。

自陛下即位应天，四海万方，欢欣鼓舞，垂髫鲐背，山农野叟，咸以手加额，仰面谢天曰：天下有真主矣，万世永赖，实天祚明德，为无疆之休矣。四方帖然，若远若近，并无盗贼。暨陛下偏听奸邪与仇方为地者之语，移跸淮甸，诸处凶恶强盗，如猬毛起，如蜂鬨聚，纵火杀掠，所在猖獗，罔有悛惧。以谓朝廷在远，无所依归，遽至是尔。

臣于二月十八日，祗授降到黄榜诏敕，云“遂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如是则勤王之人皆解体矣。臣窃谓自敌人围闭京城，天下忠义之士，愤懑痛切，感厉争奋。故自广之东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数千里，争先勤王。但当时大臣，无远识见，无大谋略，低回曲折，凭信诞妄，不能抚而用之，遂致二圣北狩，诸亲骨肉，皆为劫持，牵联道路。当时大臣，不出一语，使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尝有所犒赏，未尝有所帮助，饥饿流离，困厄道路，弱者填满沟壑，强者尽为盗贼，此非勤王人之罪，皆一时措置乖谬耳。

比来奸邪之臣，方尔肆横，仇方自然得势，强梁恶少，无缘殄灭。窃念国家圣子神孙，继继相承，湛恩盛德，渗漉人心，沦浃骨髓。今河东河西，不随顺北敌，虽为髡头编发，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几千万人。诸处节义丈夫，不顾其身而自黔其面，为争先救驾者，又不知几万数也。今陛下以勤王者为盗贼，则保山寨与自黔面者，岂不失其心耶？此语一出，自今而后，恐不复肯为勤王者矣。

噫！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陛下若驻跸淮甸，俾人颙颙之望，皇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之心也，愿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详诏语，岂陛下之意，皆词臣失职，不能敷绎之过。臣愿陛下黜代言之臣，别降罪己之诏，许还阙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

陛下还京，登楼肆赦，则天下之人，尽皆迁善远罪，不犯于有司，岂复更有为盗者？王室再造，大宋中兴，在此一举。-18

延伸阐释：一疏之中的三重沉痛

此疏写于建炎二年三月，宗泽已年届七十。其核心诉求只有一句：“陛下还京”。但围绕这四个字，宗泽写出了三重层层递进的沉痛。

第一重，是“本根”之痛。宗泽开篇即言，京师是太祖“肇造区夏”之地，是“天下中”，是“本根之地”。这不是简单的都城选择问题，而是关乎王朝法统与人心向背的根本。他援引《易经》“天下之动，贞夫一”与《孟子》“定于一”，意在说明：一个王朝必须有一个不可移易的“本根”，人心才能有所归依。放弃开封，就是放弃“一”，就是自断根本。

第二重，是“失心”之痛。宗泽敏锐地指出，高宗南逃的直接恶果，是“诸处凶恶强盗，如猬毛起，如蜂鬨聚” 。这些“盗贼”并非天生的反叛者，而是被朝廷抛弃的忠义之士——他们曾“梯山航海，越数千里，争先勤王”，却“例遭斥逐，未尝有所犒赏”，最终“弱者填满沟壑，强者尽为盗贼”。宗泽的质问振聋发聩：“此非勤王人之罪，皆一时措置乖谬耳。” 朝廷将勤王者污为“聚寇”，等于亲手将忠义之心推向对立面。得天下在于得民，得民在于得心——而南逃的政策，正在系统性地失去人心。

第三重，是“遗言之痛”。 此疏写后不过数月，宗泽便因“忧愤成疾，疽发背卒”。临终之际，他无一语及家事，只连呼三声“过河！ ” 。这封奏疏，因此成了他“孤忠耿耿，精贯三光”的绝命之音。他明知高宗不会回銮，明知这封奏疏大概率会石沉大海，却仍然以七十之躯，写下“臣若有毫发误国大计，臣有一子五孙，甘被诛戮，以谢天下”的誓言。这不是政治博弈，而是一个老臣以全家性命为抵押，向一个不愿听真话的朝廷，做最后一次泣血之谏。

读《乞回銮疏》，读到的不仅是一位名将的军事主张，更是一个士大夫在国难当头时的全部赤诚与绝望。这封奏疏，与宗泽本人的生命一起，构成了南宋初年“主战”与“南逃”两条路线斗争中最悲壮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