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牛“新义乌人”：熊人霖与义乌文脉的系统化建构

印庸

一

崇祯十一年秋，一个江西进贤人走进了义乌县衙。他叫熊人霖，字伯甘，号鹤台，是兵部尚书熊明遇的儿子，那年三十四岁，刚刚考中进士不过一年。

他接手的，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县城。

“我闻邑无城，我其城之。”他在《义乌县鼎造七门城楼碑记》中记下了自己下车伊始的惊讶。义乌自秦置县以来，千余年间竟始终以“折柳樊圃”为界，以“众心成城”为凭。这在一个“地当孔道”的浙中要冲之地，是难以想象的。然而熊人霖没有急着下令筑城，他先“朝于老谋，夕于掌故”，把县中的父老、士绅请到明伦堂上，问计于众。有人担心“兴版筑，我民用荡析离居”，他引《诗经》“实墉实壑”，引《易象》“重门击柝”，一一道来，最后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点头的话：“我其曷敢不彻于桑土？”

这句话出自《诗经·豳风·鸱鸮》，意思是：我怎敢不在天晴时就把门窗修缮好？一个知县，把自己的职责比作风雨来临前修补巢穴的鸟，这个意象本身就有一种朴素的担当。

筑城历时一年多，经费近三千两，熊人霖“捐俸薪为倡”，缙绅“捐赐余为倡”，富而好礼者“咸终事焉”。城成之日，“黎民晏安，无骚扰也”。一座无城之县，从此有了七座巍峨的城楼。

在此基础上，熊人霖还捐俸建造了西江桥、绣津桥，留下了“十里湖香接芰荷，萧萧竹树绣轻罗”的美妙诗句，将桥梁建设与文化景观融为一体，进一步夯实了义乌文脉的物质根基。

 二

熊人霖主持廓建义乌城池，创建了七门敌楼，大大提升了城市的防御能力，为义乌在动荡时局中守护文脉提供了安全保障。这七座城门，各有其名，各有其位，各有其义：

东曰朝阳门。“朝阳”二字，取日出东方、万象更新之意。熊人霖在《城堞建威》一诗中，特意选择了以朝阳门为代表来描绘城楼的气派——“凌虚雉翥石楼雄”，金色的阳光照在城门上，巍峨壮丽。朝阳门是义乌县城最东面的门户，每日最先迎接晨光。

东北曰卿云门。“卿云”出自《尚书大传》中的《卿云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卿云，即祥云，是太平盛世的征兆。此门朝向东北，以祥云之名寄寓对安宁的祈愿。后世也写作“金麟门”。

南曰文明门。“文明”二字，直指文教昌盛。南门为“文明门”，寓意义乌的文脉如南风般和煦绵长。后世也写作“南薰门”。

西曰迎恩门。这是七门中熊人霖着墨最重的一座。他在诗中写道：“国有诏书至，则从此门入，题其外曰‘迎恩’，内曰‘德布丝纶’”。西方为朝廷所在的方向，皇帝的诏书从西而来，故西门取名“迎恩”，意为迎接皇恩。外匾题“迎恩”，内匾题“德布丝纶”，一外一内，一迎一布，把皇权的恩泽与地方的承接写得极为庄重。

西北曰湖清门。“湖清”之名，取自其地势——西北高楼雄踞，远吞云影，俯瞰平湖。湖清门一带，正是义乌文脉汇聚之地。熊人霖在《湖清门》诗中写道：“鲁颂释丁天作泮，越谣跋巳水传觚。”他特意点出湖清门是“出人才的地方”，因为明代名臣金世俊、学者陈熙晋均出自此处。

东北曰通惠门。“通惠”二字，取“通达惠泽”之意。城门通的是道路，惠的是百姓。此门朝向东北，是商旅往来的通道，以“通惠”为名，寄寓着货畅其流、惠及万民的期许。

北曰拱辰门。“拱辰”出自《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即北极星，众星拱之，象征四方归附、秩序井然。北门取名“拱辰”，既是对朝廷的尊崇，也是对地方秩序的期许。

七座城门，东迎朝阳，西接皇恩，南启文明，北拱北辰，东北有祥云与通惠，西北有湖清。每一座城门，都是一个文化坐标；每一个命名，都是一次精神定位。

 三

七门既成，熊人霖写下《七门诗》（现存三首）以颂之。这组诗，不是单纯的城市礼赞，而是一个地方官在皇权、民生、文脉之间的自我省思。

《迎恩门》诗云：

越东甲县枕青川，稠岭通源沃野偏。

春到山城开汉诏，秋祈社鼓祝公田。

即看棠墅卿才见，遥俯潜溪学士传。

独愧书生承世赏，催科难答赐餐钱。

“春到山城开汉诏”——春天来到这座山城，仿佛打开了汉朝的诏书。一个“开”字，把城门与皇恩、天时与人事连在了一起。义乌在明代是金华府“甲县”，赋税折色，民力颇苏，熊人霖把这归于“圣主恩崇”。但末句“独愧书生承世赏，催科难答赐餐钱”却陡然一转：我一个书生，承受着朝廷的恩赏，却连催缴赋税这样的事都觉得难以报答那份俸禄。这不是客套，是一个地方官在皇权与民生之间的真实不安。

《卿云门》诗云：

竹箭曾传《禹贡》文，千岩万壑会稽分。

朝随沧海三秋月，旦上蓬莱五色云。

百二山河秦县迹，六千君子越臣勋。

朝廷有道修封守，日暮城楼鼓角闻。

“百二山河秦县迹，六千君子越臣勋”——他把义乌置于秦县的历史纵深与越国臣民的精神谱系之中。一座城门，被他写成了一部微缩的地方史。

《湖清门》诗云：

西北高楼雄古都，远吞云影入平湖。

人夸草木明如锦，我识山川聚可图。

鲁颂释丁天作泮，越谣跋巳水传觚。

却缘婺女金针妙，绣谱难将巧手摹。

“鲁颂释丁天作泮”这句诗，是一个典故的运用，“泮宫”是西周诸侯所设的大学，与天子所设的“辟雍”相对。《诗经·鲁颂》中有一篇《泮水》，专门歌颂鲁僖公“能修泮宫”。所以，“泮宫”在古典语境中，就是地方学宫、文教昌盛的象征。熊人霖写“鲁颂释丁天作泮”，意思是：《鲁颂》里歌颂的泮宫，在义乌这片土地上，仿佛是天意所设的学宫，赞美其是环境优美的学习胜地，兼指湖清门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果然，金世俊和陈熙晋的诞生与成就，用他们的人生“验证”了这句诗的预言——湖清门确实是“天作泮宫”之地，是出清官、出人才的地方。一座城门，在他笔下成了文脉的坐标。末句“却缘婺女金针妙，绣谱难将巧手摹”，以婺女星的金针为喻，说义乌的文脉如刺绣般精巧，难以摹写。这是对义乌人文底蕴的最高礼赞。

四

城门是骨架，景观是魂魄。熊人霖在义乌做的另一件事，是为这片土地“命名”。

崇祯年间，他品题并确定了“华川十景”。华川是义乌的古称，这十景不是单纯的风景罗列，而是一套精心构建的文化命名系统。每一景，都对应着一段历史、一个人物、一种精神。

步虚寓望，居十景之首，位于德胜岩的制高点步虚岭。德胜岩因岩峦稠叠又称稠岩，唐武德四年（621）义乌置县称稠州，就因稠岩为名。步虚岭地处义乌与浦江交界，向远处眺望，北可望浦江仙华山，西可望金华洞天，山岭陡峭，“林涧幽邃”。古时友人送别、远行都在此处。熊人霖选此为第一景，是因为步虚岭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守望”的意象——站在义乌与浦江的交界处，望向更远的地方。

南营讲武，指的是城南下埠渡的练兵营地。熊人霖特意设计了点将台上的武将铜像。这一景纪念的是嘉靖年间知县汪道昆在此建营练兵的传统。“南营”二字，指向的是义乌“尚武勇为”的精神底色。汪道昆在嘉靖年间任义乌知县，“以弦歌兴教化，每于农隙，讲武悬赏格三年，人人能投石超距，世称义乌兵”。熊人霖把汪道昆的练兵传统列入十景，是在告诉后人：这座城市的灵魂里，有戚继光招募义乌兵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勇武基因。

桥阁汇秀，指的是西江桥与文昌阁的景观。崇祯己卯（1639年），熊人霖捐赠俸禄造西江桥于此，并迁文昌阁守之，还在桥旁修建普渡禅林，形成了“桥、阁、寺”三位一体的独特之景。桥是交通，阁是文脉，寺是信仰——三者合一，正是义乌文脉“政、文、教”一体的微缩景观。

东江渡春，指的是东江桥的立春民俗。旧时立春日，义乌人在东江桥举行“打春牛”的迎春仪式，故名“渡春”。熊人霖把这一民俗写入十景，把一座桥与一个节令、一种农耕传统连在了一起。他还为此景写下一诗：

江桥东去海西涯，海曙江春转物华。

著草初浓苍鹊雾，凭阑闲绕赤城霞。

村庄贴就栖双燕，驿使书来见一花。

无限韶光随马首，散分雨露与桑麻。

“散分雨露与桑麻”——春天的恩泽，最终落实到了最具体的农事上。一个知县的春天，是和桑麻一起到来的。

泮宫绣绕，指的是义乌学宫一带的景观。“泮宫”即学宫，寓意文教昌盛，人才辈出。学宫周围，绣水环绕，文气氤氲，是义乌文脉最集中的区域。

棠茇青垂，取“甘棠遗爱”之典，颂扬有惠政于民的地方官。棠茇，即甘棠树下，是百姓感念清官德政的象征。此景承载的是义乌人对良吏的集体记忆。

稠岭祥云，指的是稠岩一带的景观。“稠岭”即稠岩，因山峦稠叠得名。唐武德四年（621）义乌置县称稠州，即由此山而来。这一景把义乌的建县史与一座山连在了一起。

钓矶瑞石，指的是钓鱼矶的景观。钓鱼矶在义乌江畔，是一处天然石矶，相传有仙人在此垂钓。熊人霖将此列入十景，把一处自然景观转化为承载传说的文化符号。

慈航祇林，融入佛国洞天、莲花桥等佛教元素，纪念高僧惠约。义乌是南朝高僧惠约的故里，佛教文化源远流长，此景是义乌佛教文化的地理坐标。

城堞建威，以朝阳门为代表的城门景观。崇祯戊寅（1638年），熊人霖肇造七门敌楼，金色的阳光照在城门上，巍峨壮丽，气派非凡。这一景把城市的防御工程转化为审美对象，体现了“以武立威、以文传世”的治理理念。他为此景写下的诗句，现存版本虽有缺字，但仍可感受到城楼的气象：

初县封疆古越东，凌虚雉翥石楼雄。

遥遥岭势千重，出漠村烟百道通。

戊角夜闲斜浦月，寒旌昼静隔溪风。

河襟带闾阁暇，圣主恩崇户牖功。

(注：原诗第三、七句各缺一字，此处依原文呈现)

“凌虚雉翥”写城楼之高，“戊角夜闲”写戍守之静，最后仍归于“圣主恩崇”。熊人霖的诗里有一种模式：无论写景、写事、写情，最后总会落回对朝廷、对秩序、对责任的确认。这不是谄媚，是一个明末地方官在乱世将至时，对“秩序”本身的执着。

十景之中，有山有水，有城有桥，有武有文，有古有今。熊人霖用一个“景”字，把义乌的军事传统（南营讲武）、文教传统（泮宫绣绕）、民俗传统（东江渡春）、建县历史（稠岭祥云）、佛教渊源（慈航祇林）全部串了起来。十景，就是一部立体的义乌文化志。

五

熊人霖的文化工程，不止于命名。他做了一件更根本的事：为义乌的先贤立言。

崇祯年间，他刻印了《骆宾王文集》和《宗泽全集》。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之一，宗泽是南宋抗金名臣，一位代表“文采”，一位代表“忠义”。熊人霖同时刊刻这两位义乌先贤的著作，等于为义乌文脉确立了两大精神坐标。

他为骆宾王建立“唐杰流风坊”，把一位诗人的文采风流转化为可以瞻仰的城市地标。他在序言中梳理义乌的文脉谱系，明确提出“唐有骆宾王，宋有宗泽，元有黄溍，明有王祎”的传承脉络。这个谱系，从此成为义乌人理解自身文化传统的标准框架。

而《崇祯义乌县志》的增修，是熊人霖文化工程中最厚重的一块基石。崇祯十三年（1640年），他以万历年间周士英主修的县志为底本，增补了万历之后四十余年的新数据、新变化，成书二十卷。这部县志被誉为“古代义乌方志之上驷”，体例严谨，内容详实。更重要的是，它在刻版时采用了“在万历志刻版的基础上，直接挖改删除原版个别字句段落，再根据新增内容特意制版续补”的方法，使万历志的初刻板得以部分保留，成为后世研究义乌明代历史的珍贵文献。

六

熊人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每一项文化工程，背后都有一个义乌士人网络在支撑。

《崇祯义乌县志》的编纂阵容，本身就是一份义乌文化精英的名单。金世俊，万历丁未进士，官至工部左侍郎，是当时义乌籍官员中职位最高者，担任“增订”。虞国镇，翰林院简讨，同样参与“增订”，并曾为熊人霖修建的西江桥撰写《西江桥记》。傅岩，徽州府歙县知县，也是“增订”人员之一，他是义乌人，后侨居钱塘，最终在明末的战乱中回到义乌，征集子弟兵勤王，死于故乡。王士元，本县举人，参与“增辑”。吴之器，本县官生，负责“监修”，他还写有《秋西江阁二首》，与熊人霖的西江桥工程形成诗文呼应。

这个网络的运作方式，不是简单的“官命民从”，而是一种双向的协作。熊人霖需要义乌士人的地方知识、文献资源和文字能力；义乌士人需要熊人霖的官方身份、行政资源和刊刻条件。金世俊的“天官第”在湖清门内，虞国镇的翰林身份，吴之器的藏书楼，都是熊人霖文化工程得以落地的具体条件。

熊人霖与吴之器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吴之器是义乌著名的藏书家，“家有藏书十余楹，坐卧其间垂十年”。熊人霖在其古籍上题写“南州社弟熊人霖伯甘氏敬题”，自称“社弟”，说明两人不仅是官民关系，更有文社层面的交往。这种“社”的关系，是晚明士人网络的基本单元，也是熊人霖融入义乌地方文化圈的通道。

七

如果把视野拉长，熊人霖在义乌的作为，其实是三位外来知县的接力。

汪道昆在嘉靖年间任义乌知县，他的贡献是“教民讲武”。史载他“以弦歌兴教化，每于农隙，讲武悬赏格三年，人人能投石超距，世称义乌兵”。汪道昆的“教民讲武”，把义乌民间自发的尚武传统，转化为有组织、有规范的军事训练。后来戚继光招募义乌兵抗倭，所招募的正是汪道昆当年训练过的子弟。汪道昆塑造了义乌的“武”。

周士英在万历年间任义乌知县，他的贡献是“文治”。他编撰了《万历义乌县志》二十卷，为义乌保存了系统的历史记录。他“为官清廉，爱民如子”，革除了当时义乌“以子女作抵押借钱”的陋习，被百姓建“周公祠”祭祀。他还重修了文庙和明伦堂，为义乌的文教事业奠定了制度基础。周士英奠定了义乌的“文”。

熊人霖在崇祯年间任义乌知县，他的贡献是“文脉的系统化”建构。他刊刻先贤遗集，为义乌的文脉确立了“骆宾王—宗泽—黄溍—王祎”的精神谱系；他品题华川十景，为义乌的山水赋予了文化坐标；他重建七门城楼并写下《七门诗》，把城市的物理空间转化为文学空间；他增修县志，把周士英的“文治”推进到“文脉整理”的新阶段。

三人各有所长：汪道昆以武立威，周士英以文安民，熊人霖以脉传世。他们都不是义乌人，却都以义乌为舞台，完成了一场跨越近百年的文化接力。

八

熊人霖在义乌的四年，留下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个地方官，如何成为地方文脉的“推手”？

他的实践，可以概括为一种“文化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不是把文化建设当作“政绩工程”，而是把文脉整理视为治理本身的一部分。他筑城、修桥、编志、刻书、命名，所有这些行为，在他那里是统一的：筑城是为了“守”，修桥是为了“通”，编志是为了“记”，刻书是为了“传”，命名是为了“识”。守、通、记、传、识——五个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治理链条。

这个模式的底层逻辑，是对“秩序”的信仰。在明末那个动荡的年代，熊人霖相信，一个地方的“安”，不只是没有战乱，更是有清晰的历史脉络、有可识别的精神坐标、有可以被后人反复回望的景观与文本。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义乌建立一种“可以被记忆的秩序”。

九

熊人霖的一生，最终归于隐逸。福京失守后，他与儿子们“隐居不出”，在进贤的乡间度过了余生。他的学术著作《地纬》与父亲熊明遇的《格致草》合刻为《函宇通》，成为晚明中西地理知识交融的代表性文献。

一个曾经在义乌筑城、修桥、刻书、命名十景的知县，晚年退回了书斋。但他在义乌留下的那些文字，那些景观，那些被重新接续的文脉，并没有因为他的退隐而消失。

“春到山城开汉诏”——四百多年后，当义乌人走过迎恩门旧址，读到这句诗，依然能感受到那个来自江西的知县，在崇祯十一年的春天里，对这座浙中小县城投注的全部热忱。他没有生于义乌，却把义乌的文脉当作自己的责任；他没有在义乌终老，却把义乌的精神刻进了自己的文字。一个地方的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不仅依赖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血脉守护者”，更依赖于那些愿意以“他者”之身，把异乡当作故乡来守护的人。

熊人霖，就是这样的“他者”。熊人霖，更是史上最牛“新义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