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著述与交游：吴之器的精神世界与长寿之道

印庸

一

在义乌江东街道大元村，吴氏是声名显赫的望族。这个家族在明代出过三位尚书，而到了明末，吴百朋的曾孙吴之器（1596—1686），则以藏书家的身份，为这个家族增添了一脉别样的书香。

吴之器的藏书事业，不是一人一代的偶然之举，而是一个家族四代人持续百余年的文化接力。从曾祖吴百朋的奠基，到祖父吴大缵、父亲吴存中的承续，再到吴之器本人的集大成——这座藏书楼里积累的每一卷书，都承载着一个家族对学问的虔诚。

奠基者是吴百朋（1519—1578），字惟锡，号尧山。他是明代抗倭名将，官至刑部尚书，与戚继光生活于同一时代，为抗倭寇、平内乱、固边防立下了不朽功勋。吴百朋年少时“家中贫寒，幼年丧母”，求学之路颇为坎坷，时常连饭食都难以维系。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深知书籍的珍贵。在各地做官时，他“大力搜集书籍”，每至一地，公务之余便遍访书肆，将所获之书悉心珍藏。回乡之后，他在邑东郊筑起了一座藏书楼，取名“抱瓮园”。

“抱瓮”二字，出自《庄子·天地》中“抱瓮而出灌”的典故，本意是比喻淳朴的生活。吴百朋以此命名藏书楼，寄托了他对一种质朴而丰盈的精神生活的向往——不慕繁华，只愿抱瓮灌园，与书为伴。这座“抱瓮园”，不仅是一处藏书之所，更是一处园林胜景。后世的记载中这样描绘它：“厅堂楼阁错落有致，曲桥亭榭临水而筑，丘壑竹木掩映成趣，颇具江南古典园林之神韵”。吴百朋以一个武将的身份，为子孙后代筑起了一座兼具园林之美与藏书之富的文化殿堂。他从严治家，倡导耕读家风，常教育子孙自立自强、精进修为。他的夫人王氏因相夫教子、贤德闻名乡里，被朝廷封为诰命一品夫人。

吴百朋去世后，“抱瓮园”藏书楼由他的长子、吴之器的祖父吴大缵继承。吴大缵（1553—1616），字子孝，一字介石。史料对他性格的评价是“为人动中绳尺，燕私无破倚容”——为人处世谨守规矩，即便在私密场合也从不失态。这种沉稳而自律的性格，与他守护一座藏书楼的事业，恰相契合。

吴大缵不仅继承了父亲留下的藏书，更以“嗜书如命”的态度不断扩充。他著有《抱膝居稿》，书名中的“抱膝”二字，与父亲藏书楼的“抱瓮”一脉相承——都是一种在书斋中安顿身心的姿态。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义乌发生灾荒，饿殍遍野，吴大缵“舍财赈济灾民，使方圆数十里的灾民能够化险为夷”。一个嗜书如命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能在乡里危难时挺身而出的士绅——这正是“抱瓮园”中滋养出来的品格。

吴大缵之后，藏书楼传到了吴之器的父亲吴存中手中。吴存中（1578—1609），字致之，史载他“生而姣好，通敏异常儿”，文章“清壮有法”，喜好谈论古人的事迹，尤其推崇陆机、王维。他不仅继承了家族的藏书，更以书法家的身份，为这座藏书楼增添了一层艺术的色彩。他著有《书论》一卷、《字学》十卷，以及《抱瓮园稿》。《抱瓮园稿》这个书名，直接以家族藏书楼命名——“抱瓮园”不再只是一个物理空间，而成为吴存中诗文创作的精神坐标。吴存中的一生并不长久——他生于1578年，卒于1609年，年仅三十二岁。但他留下的《书论》《字学》《抱瓮园稿》，以及那座他守护过的藏书楼，都传给了他的长子吴之器。

吴之器，字赐如，号神岳，生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他八岁通读《史记》，十一岁参加童子试便夺得榜首。祖父和父亲积攒的数万卷藏书，成了他少年时代最丰厚的礼物。他从藏书楼中“厘一区为明月斋”，将“抱瓮园”的一部分专门辟为自己的书斋。从“抱瓮”到“明月”，书斋的名字变了，但以书为伴的精神没有变。“明月”二字，既有“明月照书窗”的清雅意境，也暗含“书中自有明月”的自得——书斋的主人，是在月光与书卷的双重照耀下安顿自己的生命。

据记载，吴之器“家有藏书十余楹，坐卧其间，盥栉俱废。如是者垂十年”。“盥栉俱废”四字，道尽了他对书籍的痴迷——洗脸梳头都顾不上，连续十年坐卧在书堆之中。这不是夸张，而是一个藏书家最真实的日常。

从吴百朋的“抱瓮园”到吴之器的“明月斋”，这座藏书楼的名字变了，但它的文化功能没有变：它始终是一个家族的精神中枢，一代又一代人在这里读书、思考、写作。吴氏藏书世家的意义，不止于“藏了多少书”。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四代人共同完成了一次文化的接力。大元村的吴氏，在明代出了三位尚书，功名显赫。但真正让这个家族的文化血脉延续到后世的，恰恰是“抱瓮园”里那些沉默的书卷。吴之器没有成为高官显爵，但他用四代人积累的藏书，写出了一部记录金华一府人物的《婺书》。一个家族的藏书，最终回馈给了整片乡土。从“抱瓮园”到“明月斋”，从吴百朋到吴之器，这个家族用四代人的时间，做了一件事：把书读下去，把学问传下去。在明末清初的乱世中，这种“把书读下去”的坚守，本身就是一种最深沉的文化抵抗。

二

吴之器的人生，起步于一个令人艳羡的高度。

八岁通读《史记》，十一岁童子试夺魁，十八岁进官学，二十七岁享受官费资助，三十四岁恩补曾祖父吴百朋荫，选送进国子监深造。他的才华得到了时人的认可，浙江档案数据库记载他“慨然有医世志”。他立下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不为宰相，则为谏官”。

这是一个典型的晚明士人理想——以学问经世，以言论参与国家治理。崇祯十五年，四十六岁的吴之器中举，因家人催促赴南京应试，获第三十名，朝廷授予兵科给事中。仕途的大门终于向他打开了。

然而，命运没有给他机会。

明朝末年，社会动荡，外族入侵，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吴之器虽胸怀大志，却报国无门，徒生悲叹。他“赴两京游历献策”，试图为南明政权效力，但“无人采纳，大失所望”。他归家后自嘲说了一句极为沉痛的话：“不学之谓贫，无成之谓贱，有所不为之谓耻，有所不取之谓廉，吾何求乎？”

这句自嘲的话，是他人生转折的精神宣言。“不学”是贫，“无成”是贱，“有所不为”是耻，“有所不取”是廉——他把人生的价值从“外部成就”转向了“内在操守”。他不再追求“成事”，而是追求“不取”；不再追求“功业”，而是追求“有所不为”。这是一个儒家士人在王朝崩溃、理想破灭之后，为自己重新建立的意义坐标系。

清初，他曾短暂出任金华、衢州、严州三府巡道，但不久便辞职归隐。此后，他彻底退回了明月斋。

吴之器内心是苦闷彷徨的。这种心态在他悼念抗清殉节名臣张国维的《止庵殉节赋浩然吟》中可见端倪。一个曾经立志“不为宰相，则为谏官”的人，最终只能以诗文的形式悼念故人、寄托哀思。但他的“退”并非消极的逃避，而是一种主动的转型——他从“医世”转向了“存史”，从“立功”转向了“立言”。他四十三岁著成《婺书》八卷，四十六岁刻撰《明月斋稿》，此后又持续著述四十余年，著有《两都游记》《西湖杂咏》《八咏楼稿》《西山集稿》《兰雪篇文稿》《婺书别录》《明月斋后刻稿》等十余种。

《婺书》是金华一府的地方人物传记史，体例完备，“系统地为金华一府的历史人物立传”，为后世研究明代金华地区的社会、文化、人物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现代历史学家吴晗在研究明史时，也曾参考《婺书》并从中获得线索。吴之器的诗文集《明月斋稿》，则详尽记录了他游历两京和西湖的见闻与感悟。吴之器晚年“闭门整理典籍”，直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去世，享年九十一岁。

吴之器的隐逸，不是简单的“退隐山林”，而是一种多层次的、有内容的退守。第一，退而不忘学。他在明月斋中“坐卧其间，盥栉俱废垂十年”，这种近乎苦行僧式的阅读，不是为了科举，不是为了功名，而是为了学问本身。他的《婺书》是在退隐之后完成的，是一部为乡邦存史的著作。这说明他的“退”是有生产性的——他把对国家的失望，转化为了对乡土的责任。第二，退而有选择。他清初短暂出任三府巡道后便辞职，说明他并非完全拒绝与新政权合作，但一旦发现合作不能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便果断退出。这种“可以出而不出”的选择，比“无法出而不出”更具主体性。第三，退而存诗心。他的诗“晚岁则一意汉魏初、盛唐”，在隐逸中追求一种古典的、纯粹的诗学境界。这种诗学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抵抗——在易代的混乱中，退回汉魏盛唐的诗歌传统，意味着在文化上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吴之器从神童到隐逸学者的转变，可以概括为一条清晰的逻辑链条：家学滋养了神童的天赋，科场顺遂为他打开了仕途的大门，但易代之际的“献策未果”关闭了这条通道，于是他选择退回书斋，将“医世志”转化为“存史志”，以《婺书》和诗文著述完成了对乡邦文脉的守护。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臣”——他没有殉国，也没有拒绝与新政权接触。他也不是纯粹的“遗民诗人”——他没有在诗中激烈地表达故国之思。他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以学者的身份在易代之后继续生存，以著述的方式延续文化的命脉。

三

在仕途之外，吴之器为自己构建了另一个世界——八咏楼社。

八咏楼原称元畅楼，为南朝文学家、史学家沈约首倡创建。南齐隆昌元年，沈约以吏部郎拜宁朔将军来金华任东阳郡太守，多次登楼赋诗，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五百年后，李清照在此写下“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的绝唱。又一个五百年过去，吴之器来了。他携文人雅集于此，与斯一绪、龚士骧、陈达德、章有成等六七人结成了“八咏楼社”——这是义乌古代唯一的文学社团。

关于八咏楼社的活动方式，记载称他们“或吟或赋，或读或文，或切磋学问，或慨谈人生”。朱一新在《拟国史儒林文苑传稿》中评价其“诗格严甚”。这四个字极为关键——“严”意味着他们有严格的诗学标准，不是随意唱和，而是在格律、法度、意境上相互砥砺。

社中成员各有面目。龚士骧，字季良，崇祯戊辰进士，官溧水知县。“慷慨有志节，十四补博士弟子，能为古文词，折节读书，造请诸贤豪长者，不避风雨。凡星气、握奇、博射，暨形家轩岐诸方伎，一见即能习试，而绝出者莫如诗，遗编数卷，精苦沉细，在唐人诸家中不多见也”。但他“性情放荡不羁，沉迷于丹砂，英年早逝，享年四十三岁”。陈达德，字大孚，“慷慨负意气”，明季以贡生授淳安训导，“与吴之器诸人结八咏楼社，负诗名，有《八咏楼稿》《青溪草》《汾草》《燕游草》”。斯一绪则被吴之器评价为“诗格精，使事后忽悟一切去之，兴寄超然矣”——从精严的法度中忽然悟道，超越技巧，达到超然的境界。

吴之器本人的诗风，“宗尚七子，晚岁则一意汉魏初、盛唐”。时人评价他的诗“犹西华有青柯坪，黄河有碣石，蜀江有滟滪堆，有削夷为阻之功”。这个评价很有意思——“削夷为阻”意味着他的诗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在险峻处见功力，有法度，有原则。这种“严甚”的诗学训练，锻造了他日后面对历史书写时的严谨态度。更重要的是，八咏楼社为他提供了一个超越科举功名的文人身份。当仕途走不通时，他还有一个“诗人”和“学者”的身份可以退守。

八咏楼社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义乌唯一的古代文学社团，更在于它在一个王朝崩溃的时代，为义乌士人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精神共同体。当外部世界分崩离析时，他们以“诗格严甚”的共同标准相互要求、相互砥砺。这种“严”，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抵抗——在一切都在崩塌的时代里，他们选择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诗、自己的学问、自己的人格。

四

吴之器的诗，是他精神世界最直接的投射。

他的《秋西江阁二首》，写于知县熊人霖修建西江桥之后。诗云：

畜阁临江秋，秋色迥不极。

隔堤千万树，树树云霞色。

野旷阳江清，细烟少白鸸。

无近远萧然，点空皛。

“畜阁临江秋”——西江阁蓄势临江而立，一个“畜”字，写出了阁楼与江水之间那种欲收还放的关系。“隔堤千万树，树树云霞色”——江堤对岸，千万棵树在秋色中同时变色，每一棵都染上了云霞般的色彩。这是何等壮阔的秋色！但诗人的目光随即从壮阔转向空寂：“无近远萧然，点空皛”。“萧然”是寂寥，“皛”是洁白明亮。从“千万树”的繁盛，到“一点空皛”的寂灭，这正是吴之器诗的结构特征——他总在描绘最盛大的景色之后，让读者听见一声叹息。

另一组诗《秋兴》，写于晚年。据记载，他“晚年郁悒不乐，尝为秋兴。诗曰：江干飒飒黯西风，末暮赏心谁与同。映水丹枫侵晓变，饭牛白石到宵穷。露寒郊甸收禾黍，箨净林原伏蛰虫。回首旧游渐零落，清尊多覆菊花丛”。更令人动容的是他吟诵诗句的方式：“酒间辄自歌之，或夜半自歌吟，曼声长啸，继之以泣，达量不能自已云”。

一个耄耋老人，半夜独自吟唱自己的诗，长啸之后继之以哭泣——这个画面本身就是一首诗。“映水丹枫侵晓变，饭牛白石到宵穷”——丹枫映水，从拂晓就开始变色；牧牛人坐在白石上，一直到夜深。这两句写的是时间的流逝，也是生命的消磨。“回首旧游渐零落，清尊多覆菊花丛”——回望当年的朋友，一个一个凋零了；酒杯倒在菊花丛中，无人收拾。八咏楼社的成员们，龚士骧四十三岁早逝，斯一绪“兴寄超然”，陈达德“负诗名”于乱世——他们都走了。只剩下吴之器一个人，活到鲐背之年，在秋夜的西风中，独自饮酒，独自长啸。

吴之器还曾为纪念义乌孝子颜乌留下诗作《过乌伤墓》：

秦颜孝子氏，事亲丧，葬亲恭畚锸。

群乌衔土助之，喙为之伤。

后旌其邑曰乌伤，曰乌孝，曰义乌，皆以孝子故。

这首诗的语言极为素朴，近乎白话，与吴之器其他诗作的“削夷为阻”风格截然不同。但正是这种素朴，与颜乌故事的民间性高度契合。全诗的核心是一个地名诞生的过程：颜乌葬父，群乌衔土相助，乌喙为之伤——于是这个地方被称为“乌伤”，后来又叫“乌孝”“义乌”。一个县的名字，来自一只鸟的伤口，来自一个孝子的眼泪。吴之器用最简净的语言，把这个故事刻进了诗里。他不是一个旁观者在“吟咏”颜乌，他是在为一个县名的由来作证。

五

吴之器以九十一岁高龄辞世，这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明清之际，堪称极为罕见。他的长寿，自然不能排除基因、医疗条件、物质生活等基础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藏在他数十年如一日的藏书、著述与交游生活所塑造的独特心态之中。这种心态，可以概括为一种“沉浸式的精神自足”——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他以书为城，以文为命，以友为灯，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精神生态系统。

藏书为他提供了认知世界的广度。曾祖吴百朋建“抱瓮园”，祖父吴大缵、父亲吴存中相继扩充，到他本人时，藏书已达“十余楹”。他将其中一区辟为“明月斋”，“坐卧其间，盥栉俱废，如是者垂十年”。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一个人全身心投入一项自己热爱的活动时，会进入一种被称为“心流”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时间感消失，自我意识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满足感与愉悦感。吴之器在明月斋中“坐卧其间”的十年，正是持续处于“心流”状态的十年。藏书楼为他提供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精神宇宙——在明清鼎革的乱世中，外部世界充满了战乱与不确定性；而在明月斋中，秩序是稳定的，意义是明确的。当外部世界无法安顿一个人时，藏书楼就成了他的“精神锚点”。

著述为他提供了安顿生命的深度。吴之器早年怀抱“医世志”，想“为宰相，为谏官”，但明清易代粉碎了他的仕途梦想。他没有沉溺于失落，而是转向了另一个“立言”的战场。他四十三岁著成《婺书》八卷，这是一部系统记录金华一府人物的传记史，体例完备，分名臣、节义、儒林、孝友、文苑、逸民、仙释、方技、游寓、循迹、附传、家传等类别。这部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保存了珍贵的地方文献，更在于它为吴之器本人提供了一种新的“事功”形式：他不能再为朝廷“立功”，但他可以为乡邦“立传”。这种从“立功”到“立言”的转换，在心态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立功”依赖于外部条件，“立言”则完全依赖于内在积累。吴之器在《婺书》的编纂中，获得了对自身价值的重新确认。

交游为他提供了连接他人的温度。八咏楼社的成员们“或吟或赋，或读或文，或切磋学问，或慨谈人生”，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精神共同体。在明末清初的乱世中，这样的文人社团具有极为重要的心理功能——它不仅是文学交流的平台，更是情感支持的系统。当外部世界分崩离析时，八咏楼社的成员们依然在诗酒唱和中维系着一套稳定的价值体系：诗要有格律，文要有法度，做人要有操守，交友要有信义。这套体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预测的、有秩序的微观世界。

藏书是“输入”，著述是“输出”，交游是“连接” ——三者合一，构成了吴之器长寿心态的完整结构。输入让他有东西可写，输出让他有理由持续输入，连接让他在输入和输出中获得反馈与支持。这个闭环，使他不需要依赖外部世界的承认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他自己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六

吴之器的“沉浸式精神自足”，不仅是他个人的长寿密码，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生命智慧。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一个人最好的投资，或许不是房产、不是股票，而是构建自己的精神生态系统。

第一，以“深度沉浸”对抗“注意力碎片化”。吴之器在明月斋中“坐卧其间，盥栉俱废”的十年，本质上是一种全神贯注的沉浸。现代人最缺的，恰恰是这种沉浸。我们习惯了同时处理多件事，习惯了在吃饭时看手机、在走路时听播客、在陪家人时回消息。每一次注意力的切换，都是一次微小的精神损耗。吴之器的启示是：给自己一个“明月斋”。不一定是物理空间，而是一段完整的时间、一个专注的领域、一件你真正愿意沉浸其中的事。专注带来的不是疲惫，而是深层的休息。

第二，以“为乡邦立传”对抗“意义感缺失”。吴之器从“立功”转向“立言”的选择，启示极为深刻：当“大意义”不可得时，就去做“小意义”。你无法改变世界，但你可以记录你所在的城市；你无法拯救时代，但你可以为你的家族、你的社区、你的行业留下点什么。意义不在于事情的大小，而在于你与它的连接深度。一部《婺书》记录的是一府人物，但它让吴之器每天都有明确的目标，每天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

第三，以“八咏楼社”对抗“连接感断裂”。现代人最缺的，是有纪律、有深度、有共同追求的人际连接。我们习惯了“点赞之交”，却很少与人“切磋学问、慨谈人生”。吴之器的启示是：找到一群和你“诗格严甚”的人。不一定是写诗，可以是读书会、跑团、志愿者团队、任何有共同标准和追求的社群。这个社群要有“严”的一面——有标准、有纪律、有持续投入的要求。因为在“严”之中，才有真正的信任和归属。

七

清康熙二十五年初春，吴之器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一岁。他走的时候，明月斋的藏书还在，八咏楼社的诗友大多已经凋零，《婺书》的刻版还静静地躺在葆真堂的藏书架上。

他这一生，经历了明清鼎革，经历了仕途失意，经历了战乱流离。这些外部条件，换成任何一个心态脆弱的人，都可能成为致命的打击。但他没有被打倒。他用藏书、著述、交游，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在这座堡垒里，他找到了自足、归属和意义。

吴之器曾自嘲说：“不学之谓贫，无成之谓贱，有所不为之谓耻，有所不取之谓廉，吾何求乎？”这二十八个字，是他一生的注脚。他“有所不为”——不向新朝屈膝，不出卖自己的操守；他“有所不取”——不取不义之财，不取违心之名。他退回了明月斋，退回了书卷，退回了诗句。正是这种“退”，让他在九十一年的漫长岁月里，始终守住了自己。

吴之器用九十一年的生命告诉我们：长寿的秘诀，或许不在于吃什么、喝什么，而在于心里装着什么。当一个心中装着数万卷书、一部待写的史书、一群可以唱和的诗友时，他的生命就有了足够的重量去抵抗时间的侵蚀，有了足够的光亮去穿透时代的黑暗。他的福寿康宁，不是因为幸运，而是因为他找到了值得为之活下去的东西。

这就是吴之器的“一个可以复制的长寿密码”的真正分量所在——它不承诺你活到多久，但它承诺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更平和、更充实、更像一个完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