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我,虽说出生时离1942年6月11日的尚经惨案过去才不过20年左右,可一直觉得离那场灾难已是很久远的事了。记忆里,除了大人经常用雷公闪电、水鬼拖小孩、狼叨小孩以及用日本佬来杀人等恐吓小孩不乖,才会提及日本鬼子外,似乎并没什么接触的时候,只是知道曾经确实有过那场灾难。偶尔听说时也是听得快忘得更快,全然不去感受灾难带给全村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那些痛苦。 虽如此,记忆里还是有些模糊的印象。还没有上学前,总喜欢在村里村外玩。总觉得我们村里的茅草房特别的多。相当部分人家还住在那种低矮泥墙砌的茅草坪内。后来知道,这些住户都是在那场焚村灾难里失去家园的,起先还期盼着先搭个简陋稻草房,等有条件后再建新房,想不到的是,许多人家在这样的房子里一住就是几十年。所谓的茅草房,其实就是泥地、泥墙、稻草房顶再加一扇木门,里面几头猪与粪便坑挤成一堆,再加个灶台与一张床,就是一个简陋的家。那时,还是家家户户都使用洋油灯照明的年代,烧饭、喂猪时一不小心就会点燃稻草或死灰复燃引发火灾,所以最怕突然响起的一阵紧似一阵的急促击锣声及越来越响的救火的叫喊声。或许小时候被吓怕了,直到如今还是有种条件反射,一听到消防车的鸣笛就觉得心有余悸、心跳突然加快。 记忆深处,破旧无人修理的倒塌房子很多,碎瓦粒碎石块也非常多,房前屋后小弄堂随处都可以捡上些石头瓦砾。我们随时可以玩抓石子、跳田子格的游戏,用弹弓夹住小石块打麻雀,甚至在水塘边玩个半天的瓦片打水漂……这些毫不起眼的小石块,被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小孩玩到了极致,当然玩着玩着也个个遍体鳞伤。即使到现在,我们的身上或多或少还留着些那时玩石块被砸破头、划伤皮肤、磕碰膝盖后留下的疤痕。而这么多随手可得的瓦砾碎石,其实都是那场惨案遗留下来的“纪念品”。而最终留在我们身上的疤痕,或许就是那场灾难跨时赋予我们的永恒烙印。 义乌拥有的全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市级文保单位至少有300个左右。而长期作为乡级管理部门所在地、在周边十余个村落中较古老的大村落,尚经村却从没获得过任何一级的文保单位荣誉。主要原因就在于那场惨案里共有18幢明清时期古建筑被毁,只留了少数的“廿四间”、“十八间”、“十三间”等较为普通砖房。位于上半村的上世纪二十年代所建“二十四”间是现今村里保存最完整的一幢简易二层建筑(我家曾在大办钢铁时刚建成房被村集体征用而在“廿四间”内暂时居住过一段时间),据现在的住户介绍,日本鬼子焚村时,曾用枪托砸过窗户防护铁条,砸过的痕迹至今还很清晰。 一位如今已经过世的同村亲戚曾与我提起过,村里有个才十多岁瞎子叫黄小银,长得白白胖胖的,就住在下半村的“十三间”里。日寇焚村时因行动不便无法外逃,只能将自己关在家里。房子烧着后,闷热难熬的他只好爬进水缸再盖上盖子。呛鼻的浓烟加上炙热的水里,他最终还是难以逃过此劫。他妈妈回家后看到如此惨状,当场就哭得死去活来,那种悲惨的场面真的无法用文字来表述。烧毁半厢后那幢“十三间”修复回去后至今还依然挺立着,斑驳的墙体上写满了百姓的愤怒。这位瞎子被日寇烧死的事,黄允升先生与陈洪才先生的文章里都有浓重的笔墨触及。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期,生产队安排过几次“忆苦思甜”活动,大人们晚上开展的“不忘阶级苦,不吃二茬罪”讨论会,我总会挤进去听上一两段; 最高兴的当然是品尝生产队煮的“米糠粥”。就是由生产队确定一个具体的时间,那天的晚餐由生产队免费,生产队成员家里的灶台不准起火。所谓的“米糠粥”,就是将磨细后的谷壳“即米糠”,加点碎米后煮成粥,然后大家排队装上一碗,不够还可再添加,吃完才能回家。米糠本是猪食,由于添加了较多的碎米与猪油,因而偶尔吃一顿并不觉得非常难吃,反而大家都吃得兴高采烈,毕竟能白吃一顿,大家还是觉得占了大便宜的。反正喝稀粥、喝玉米糊是那个年代常态,小孩喝稀后晚上尿床也是非常普遍的。 许多记忆都会随时间的消磨而遗忘,尤其是那些自己并没亲身经历过的。但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辈零零碎碎断断续续的述说往事,以及陪伴自己长大过程里的那些艰辛同,每当触及总能让自己忿忿不平久久无法释怀。 尚经村虽然暂时还没进入到相关部门旧村改造计划,但阳光大道与涌金大道已经紧紧将尚经接上了快速发展通道。村边颇有现代气派的福田物流园、深国际综合物流港以及义东北国际数字物流一派繁忙兴旺景象,满载货物的车辆在阳光大道高架与地面通道上川流不息,人流、车流、物流交汇在尚经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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