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伤文化系列文章之二
在浙江中部，有一个名字贯穿了九千年历史：乌伤
它不是传说，而是真实存在的古地名， 是今天义乌的前身， 更是金华地区最早设立的县级行政区之一， 被学者称为“八婺母县”—— 是金华八县（市、区）的文化与行政源头。
但“乌伤”二字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从何而来？为何能成为浙中文明的起点？
它的设立，又对中国东南地区的开发史意味着什么？
今天，我们从三个维度来理解“乌伤”：
一是文明的奠基——它承载了万年稻作文明；
二是行政的奠基——它是浙中最早的“母县”；
三是精神的奠基——它孕育了“孝义”为核心的地域文化基因。
这三重奠基，共同构成了“乌伤”作为地名之始的深层意义。
一、文明之基：桥头遗址揭示万年稻作社
要理解乌伤，不能只从“设县”开始，
而必须回溯到它成为地名之前—— 那片土地上早已存在的文明。
2019年，浙江义乌桥头遗址的考古发现，
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浙中早期文明的认知。
该遗址属于上山文化中晚期，距今约9000年， 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出现定居农业社会的区域之一。
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炭化稻米， 经检测为人工驯化稻，而非野生稻。这意味着，早在一万年前，这片土地上的先民， 已经从采集、渔猎走向了主动耕种。更关键的是，他们不仅种稻，还掌握了选种、育种、收割与储存的技术。 在遗址中发现的陶器内壁，残留有稻谷痕迹；
一些陶罐被用于储存粮食，说明已有“余粮意识”—— 这是社会复杂化的前提。此外，桥头遗址还发现了多座地面式房屋基址， 以及一条宽达15米、深约2米的环形壕沟，
表明当时已有有组织的公共工程能力， 社会结构不再是松散的部落，而是具备初步治理的聚落共同体。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精神文化的萌芽： 出土的彩陶上，出现了太阳纹、十字纹、网格纹等图案，
其中一件陶罐肩部刻有六组对称符号，
被部分学者认为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之一， 至少是某种记事或祭祀符号系统。
这些发现说明： 在“乌伤”这个名字出现之前数千年， 这片土地已经发展出成熟的农业经济、稳定的社会组织和初步的精神信仰体系。文明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桥头遗址正是乌伤文明的“史前序章”。
二、行政之基：乌伤设县与“母县”地位的确立
“乌伤”作为地名，最早见于正史，是《汉书·地理志》：
“会稽郡，县二十六，其一曰乌伤。”
班固所记，时间为西汉时期（公元前2世纪左右）。
但这并不意味着“乌伤”是从那时才开始存在的。
恰恰相反，设县是国家对既成事实的承认。
当中央王朝将“乌伤”列入郡县体系时， 意味着这片土地已具备以下条件：
- 有一定规模的人口
- 稳定的农业产出
- 初步的地方治理结构
- 可纳入赋税与兵役系统的社会组织
换句话说：不是国家创造了乌伤，而是乌伤达到了被国家“看见”的标准。
更重要的是，乌伤初设时的辖区极为广阔。
据《水经注》《元和郡县志》等史料推断，
其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
- 义乌市全境
- 东阳市
- 浦江县
- 兰溪市东部
- 诸暨市南部
- 永康市北部
- 武义县部分区域
-金东区孝顺付村一带
这一大片区域，在汉代统归“乌伤县”管辖。
后来随着人口增长与行政细化， 才陆续从中析置出东阳、浦江、永康等新县。
因此，乌伤被称为“母县”，实至名归。
在金华“八婺”格局中，
至少有五县（义乌、东阳、浦江、兰溪、永康） 可追溯至乌伤的行政母体。
这就像一棵大树， 乌伤是主干，后来的各县是枝杈。 虽各自生长，但根脉相连。
三、“乌伤”之名从何而来？两种解释的融合
关于“乌伤”这个名字的由来， 历来有两种主流说法，分别代表了语言学与文化记忆两个维度。
1. 古越语音译说：地名的底层密码
“乌伤”在古汉语中的发音，接近“于羌”（*a-a*）， 这与古代越人语言中的地名高度相似。在东南地区，许多带“乌”“于”“句”“姑”字的地名， 如乌程（今湖州）、于潜（今杭州临安）、句吴（苏州古称）、姑苏， 都被认为是古越语的音译，而非汉语本义。
“乌伤”很可能原本是当地越人部落对某条河流、山丘或聚落的称呼， 汉人南下后，用汉字记录其音，形成“乌伤”二字。 这种“名从主人”的做法，在秦汉时期非常普遍。
因此，“乌伤”最初可能并无“乌鸦受伤”的字面含义， 而只是一个语音符号，代表某片特定区域。
2. 颜乌孝义说：文化意义的建构
另一种说法来自东晋虞预的《会稽典录》：
“颜乌，义乌人，父亡，负土为坟，群乌衔土助之，乌口皆伤，因以为名。”
这个故事说： 有个叫颜乌的孝子，父亲去世后，他亲自背土堆坟。 一群乌鸦被他的孝心感动，纷纷衔土来帮忙，结果嘴巴都磨破了。 人们因此称此地为“乌伤”。
这个传说虽最早见于东晋（比设县晚了四百多年）， 但影响深远。 自汉代“以孝治天下”以来，孝子成为地方道德典范。 颜乌被写入方志、列入祀典，
“乌伤”也因此被赋予了“孝义之乡”的文化标签。
两种说法可以并存
事实上，这两种解释并不矛盾， 反而体现了地名的“历史层累性”：
- 第一层：古越语地名（乌伤 = 某地名音译）
- 第二层：汉文化附会
（乌伤 = 乌鸦受伤，因孝得名）
就像“杭州”原为“余杭”，是越语音译， 但后人附会为“禹航”（大禹停船处）， 地名在传播中不断被赋予新意义。“乌伤”也是如此： 它从一个语音符号， 逐渐演变为承载道德价值的文化符号。
四、精神之基：从“孝义”到“八婺共祖”
如果说桥头遗址代表了“物质文明”的奠基， 乌伤设县代表了“行政文明”的奠基，
那么“颜乌传说”的流传， 则标志着“精神文明”的正式确立。
自汉代起，孝道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若能出一位“孝子”， 不仅是道德荣誉，更是政治资本。 因此，地方政府有动力去挖掘、塑造、传播这类故事。
颜乌被“选中”，并非偶然。 他的行为——守孝、劳作、感天动地——
完美契合儒家价值观。
“乌鸦衔土”这一细节， 又带有神话色彩，易于传播。久而久之，“乌伤=孝义之乡”成为共识。 这种共识，反过来影响了当地的社会风气。 人们以“乌伤后人”自居， 在行为上也更倾向于推崇诚信、守诺、重家庭。
这种文化心理， 随着人口迁徙与政区分置， 被带到了东阳、浦江、永康等地。
例如：
- 东阳素有“建筑之乡”之称，其工匠走南闯北，但极重乡谊与契约；
- 浦江郑义门“江南第一家”，以“孝义传家”著称，十五世同居不分家；
- 义乌商人“鸡毛换糖”，千里跋涉，靠的正是信誉与坚持。
这些看似不同的地方特质，
其底层精神结构却高度一致：
重农、崇文、尚义、守信。
而这，正是从“乌伤”时代就开始孕育的文化基因。因此，我们可以说： 乌伤不仅是地理上的母县，更是精神上的共祖。
五、结语：地名之始，是文明的“加冕礼”
今天我们回望“乌伤”， 不应只把它看作一个古地名， 而应理解它所承载的三重历史意义：
1. 时间之始：从桥头遗址到汉代设县，九千年文明绵延不绝；
2. 空间之始：从单一聚落到“母县”辖域，奠定八婺格局；
3. 精神之始：从稻作生产到孝义传承，塑造地域文化内核。
“乌伤”之名，看似始于西汉， 实则是对早已存在的文明的一次正式确认。 就像一个人成年时举行“冠礼”， 不是从那天才开始长大， 而是社会正式承认他已具备成人资格。“乌伤”就是浙中文明的“冠礼”。
它标志着这片土地： 从此不再是“化外之地”， 而是正式纳入中华文明体系， 成为东南开发史上的重要一环。
今天，当我们谈论义乌的商业奇迹、
东阳的工匠精神、浦江的家风传承，
其实都是在讲述“乌伤”的故事——
一个关于文明如何从一粒稻谷、一个地名、一个传说中生长出来的故事。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可以评论，勿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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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义乌桥头遗址考古发掘报告》，2020年
2. 蒋乐平，《上山文化：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21年
3. 虞预，《会稽典录》，东晋
4. 《汉书·地理志》，班固，东汉
5. 郑建明等，《上山文化稻作农业的考古证据》，《考古》2019年第6期
6. 王巍，《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三联书店，2022年
7. 《水经注》，郦道元，北魏
8. 《元和郡县志》，李吉甫，唐代
9. 傅林祥，《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10. 陈桥驿，《浙江地理简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11. 《金华府志》（清·光绪刻本）
12. 刘斌，《上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文物》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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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8-25 20: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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