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茶喝一百年 · 发表于 18 小时前

每当清明细雨或是冬至寒风袭来时，我作为晚辈，总要年复一年地来到逝去的亲人墓前进行祭奠。这是一次灵魂与往昔的深情对话，更是让那些温暖的记忆——奶奶的笑脸，母亲的疼爱、父亲的叮嘱，在时光中永不褪色。

冬至前夕，我手上拿着一个刚洗好的苹果，突然间想起了已经逝去55年的奶奶，仿佛她正从记忆深处走来，身影清晰如昨，连那带着城里人乡音的呼唤都近在耳畔。

水果是奶奶生前最爱吃的，她总说吃水果要选应季的。苹果皮薄汁甜，要是奶奶还活着，把这个苹果切成薄片，让她尝尝味道那该有多好。

这时候，奶奶、父亲和母亲在世时的点点滴滴，就像是一部老电影，不同的画面在我脑海里像潮水般涌来……

生于1893年7月的奶奶龚爱兰，老家在浙江义乌城区绣湖西北侧的石塔吴头村（今北苑街道复兴社区），而我家住在佛堂镇起鸣村山脚下自然村，两地距离有20多里路。

爷爷跟奶奶怎么认识，已经无法考证，以前只听奶奶说起过，爷爷身材魁梧，身强体壮，而且还是个大帅哥。爷爷年轻时，经常走南闯北，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他为人热情、好客，做事干脆、利落，平时喜欢喝点小酒，朋友也特别多。

我奶奶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在辈分上应该叫他们舅公或者姨婆。大舅公和二舅公两家住在老家红泥山上的两层土坯房里，小舅公一家住在县城老义乌中学与县人民医院之间的那条里弄内；两个姨婆的家分别在如今江东街道的樊村和塔下洲村。

奶奶健在的时候，每年正月初五左右，我们姐弟几个都要跟着叔叔去舅公和姨婆家里拜年。因为路上来回要走30多公里的土路，还要过两个渡口，为了不耽误拜年时间，必须早早出发，回到家里时，已经半夜。从前的拜年方式总是这样长途跋涉，但是对于我们小辈来说却是一年的期盼。

小时候过年，年味儿很浓。听说要去亲戚家里拜年，心里特别高兴，再远的路程也不怕。从正月初一就开始盘算，有多少家亲戚可以走，这就是多少农村小孩子向往已久的新春佳节。也正因为有亲友之间拜年的风俗习惯，亲戚越走越亲，朋友也越走越近。

每逢佳节倍思亲。过年，是家人大团圆的日子；过年，游子思乡心切。为了过年团圆，在外漂泊的亲人，他们只要时间允许，再远的地方，也会从四面八方赶回家。

过年，是孩子们最期盼的，也是最高兴的。一家人还在吃年夜饭的时侯，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等待长辈给自己包压岁钱。

但是，大人怕过年。为了过年，家家户户都要办一些年货，要给家里的小孩做套新衣服。过年是大事，还要给小孩包压岁钱，给拜年的亲戚朋友小孩包一个红包。

要过好一个年，算来算去也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开资。平时，有的家庭连日子都过不下去，哪里有钱过年买年货。到了年关，许多人家愁眉苦脸，真不知道过年该怎么办。

我们小的时候，商店里还没有包红包的袋子销售，替代红包的是一张红色的小纸条。要过年了，母亲买来了几张大红纸，除了写春联用纸之外，特意将红纸剪成小纸条，包裹在崭新的钞票中间，当作包压岁钱的红包使用。

压岁钱起源于汉代，最初是作为辟邪的“压胜钱”存在，后来逐渐演变为春节里传递关爱的象征。过年通过给予压岁钱，表达长辈对晚辈的祝福与守护，强化家族亲情，寓意孩子们在新的一年里健康成长、长命百岁。压岁钱还具有驱邪避灾‌的含义，红色包装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效果。压岁钱不仅是节日乐趣，更是中华文化中祈福纳祥、家族温情的生动体现。

百善孝为先。父亲给奶奶和母亲各包了1块钱的压岁钱；姐姐已经开始挣工分了，还是母亲的好帮手，父亲给她包了5角压岁钱；而我们兄弟三个，每人的压岁钱都是2角。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家家户户日子都不好过，父母亲过年时能包给孩子们一两毛钱压岁钱，已经是很不错了。压岁钱虽然不多，但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和希望；我们一拿到红纸包，就高高兴兴地往村子里跑，与小伙伴们一起放鞭炮去了。

母亲平时从来不上桌吃饭，也只有过大年的这顿饭，忙好之后在家父的再三催促下，才上桌跟家人一起吃个团圆饭。此刻，父亲便会率领我们姐弟四人，共同举杯，向奶奶和母亲致以敬意，感激她们多年来为维系家庭所付出的艰辛，以及对我们悉心抚育的恩情。

奶奶长得很清秀，双眼明亮有神，年轻的时候一定很漂亮。那双承载着旧社会的残酷及风霜的小脚，总是裹在厚实的布鞋里；奶奶常年穿的衣服通常蓝色或黑颜色的传统款式‌，衣服前襟向一侧偏斜，从领口斜着系到腋下，用手工盘扣固定，而不是使用金属钮扣。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衣服在农村很普遍，尤其是农村老太太，基本上都穿这样的服装。这样款式的服装宽松，方便活动，冬天穿这样的棉袄或夹袄很保暖。在我小的时候，也常常穿着这样款式的棉袄去学校上学，同学们穿得都是这种着装，所以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奶奶很爱干净，穿着得体、整洁。虽然年岁已高，但她每天都会将一头银发挽成精致的发髻，显得异常优雅有气质。

奶奶出生的那个年代，是一个讲究“三寸金莲”的时代，女人们为了美，为了嫁个好人家，好端端的一双脚，从小就不得不忍受脚骨的折断与皮肤的溃烂，用缠足布紧紧裹着不让其生长，这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折磨和奴役。

因为每天裹着小脚，全身力量都只能集中在被压迫变形的小脚前端，使得走起路来时总是脚步微小，发出咚咚咚的声音。

望着奶奶的小脚，仿佛看到了无数个像她一样的女性，用她们的坚韧与付出，撑起了一个旧时代的天空。奶奶的双脚，见证了一段岁月的沧桑与变迁，她那双被缠裹的小脚丫，不仅是一个老人的伤痛，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家父长年在外地工作，平时难得回家一次，所以家里的事都是由奶奶和母亲打理。母亲每天起早贪黑在生产队里干农活挣工分，一回家就忙于自留山种植农作物和各种蔬菜。奶奶虽年迈体弱，但家里烧饭、炒菜，做豆瓣酱、加工豆腐乳，腌制咸菜、以及喂养家禽家畜等都得由她操劳。

母亲跟奶奶相处得非常好。从我记事起，从来没有看到母亲和奶奶红过脸。奶奶把母亲当成亲闺女看待，总是心疼她，要她多休息；母亲也很有耐心，一直细心地照顾好奶奶，即便是奶奶重病在床期间，仍然每天坚持给奶奶喂食、洗脸、擦身，端屎、端尿等。

在邻居们看来，奶奶和母亲俨然是一对亲生母女，大家都很羡慕，常常听到赞扬的声音。父亲身在外地，为家里有这样的贤妻良母持家和顾家而高兴，哪里还会担心烦忧，心里定是充满了成就感和自豪感。

我们姐弟四人年幼时，主要依靠奶奶和母亲的悉心照料，在她们的言传身教中学会了做人做事的道理。

记得10岁那年的一天，佛堂街上正是赶集的日子。前一天晚上，奶奶叫我过去，她指着一篮子鸡蛋说，“孙儿啊，明天佛堂集市，你母亲生产队里干活一时走不开，你把这篮子鸡蛋拿到横街的菜市场去卖了”。她说，“鸡蛋按个卖，如果能卖到6分5厘钱一个就可以了“。奶奶还说，“这是你第一次到街上卖鸡蛋，客人来问价格时要有礼貌，嘴巴甜一点，奶奶相信你能卖个好价钱”。

我数了数篮子里的鸡蛋一共40个，第二天以7分钱一个卖给了两位叔叔。他们看我是个小孩，而且鸡蛋大、又新鲜，其中一位问了一下价格，直接付钱把鸡蛋装入布袋里就走了。

从来没有做过小生意的我，早晨拿鸡蛋去集市里卖，奶奶还真有点不放心，但她没有想到是，我很快就把鸡蛋卖了。卖了鸡蛋后，我赶快往家里跑，并把卖鸡蛋的钱如数交给了奶奶。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便说自家孙子怎么怎么能干。我还清晰地记得，奶奶当时还奖励给我两个黄岩蜜桔呢！

一只鸡蛋多售了5厘，一篮子鸡蛋也就多卖了2角。但是可千万别小看了这2角，按照当时的物价，3分钱一支铅笔，2分一块橡皮，5分一把铅笔刀，三支白粉笔才一分钱……这2角可以多买多少学习用品啊！

良好的家风，是无价之宝。奶奶是一个为人善良、持家有道的农村老太太，尽管她没有文化，不识一个大字，但在治家方面还是很有一套。她一辈子勤俭节约，从不浪费任何食物，衣服总是穿了补补了穿。这些朴素的习惯慢慢变成家风，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其力量让后辈心怀敬意，并自觉传承。‌

奶奶待人总是那么宽厚真诚，让每个和她打过交道的人都感到温暖。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上级开展“四清”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公社里召开干部大会或举办工作队培训班，参会的人员都是附近大队干部或党员。他们休息时，特别喜欢来家里坐坐，跟奶奶聊聊家常。由于奶奶的好客，有时参会人员的分组讨论会或者座谈会也放在我家里进行。时间久了，许多叔叔还成为了我们家里的好朋友。

奶奶在村里德高望重，辈分很高。1971年10月15日（农历8月27日）凌晨，奶奶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那年她78岁。奶奶的离世，让我们全家都陷入了无限的悲痛中。出殡的那一天，村里来送行的老老少少排成了长龙，哭泣声此起彼伏。

1971年6月27日傍晚，奶奶因为发高烧送到公社卫生院急诊。母亲、姐姐和我一起搀扶着奶奶去医院，不满14岁的哥哥和7岁的弟弟留在家里。而这一晚村里遭受了百年一遇的狂风暴雨袭击，强台风达到10级以上，天上落下的冰雹如蚕豆大。

若是奶奶再晚一点送去医院看病，后果将不堪设想。但也正因为这场病痛的三个半月之后，奶奶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那个年代村里还没有通电，漆黑的夜晚家家户户都是靠点亮暗淡的洋油灯过日子。扶奶奶去医院看病时，幸好母亲考虑的周全，临行前带上了手电筒。奶奶在医院里检查治疗和打吊针就花去了近两个小时，再加上等待暴雨狂风的停歇，回到家里时已经很晚了。

按照医生建议，奶奶还要留在医院里观察治疗，但她坚决要求回家。打吊针的时侯，奶奶就一直唠叨着，这么大的暴风雨，两个孙子还在家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母亲和姐姐心里也和奶奶一样着急，但还是不停地安慰她，并跟奶奶说，家里不会有事的。

我们村是公社所在地，公社卫生院设在村的最北边，我家却住在村的最南端，距离医院有一里多路。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我照着手电筒，母亲和姐姐搀扶着奶奶，在连泥带水的村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里走。到家里就这么一点点路，却足足走了半个多小时。

我们一到家门口，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门前到处都是碎瓦片和树枝，家门口的三棵白杨树被连根拔起，粗壮的杏子树也被拦腰折断……

这下可出大事了。母亲连忙叫喊哥哥和弟弟的名字。哥哥听到母亲的叫喊声，赶紧把门打开。这时7岁的弟弟还躲在四方的太公桌子下面；房顶上的瓦片基本上被龙卷风卷走，天地之间已经连成了一片。在手电筒的照明下，房间里的积水已全然映入眼帘，满地都是断砖碎瓦，家里的坛坛罐罐也都被打了个粉碎……眼前所见到的一切，家已经不像家，奶奶和母亲伤心至极、欲哭无泪。

哥哥说，“晚上的暴风雨吓死人了，一听到刮大风，我和弟弟赶紧躲到了太公桌子下面。不一会儿功夫，龙卷风来了，风的声音像狼嚎鬼叫。突然间，屋顶的大部分砖头和瓦片也被龙卷风卷了起来。这时我把弟弟紧紧抱着，眼睛也不敢睁开，只听到家里霹雳哗啦乱响一团，太公桌上也有厚厚的一层砖石瓦片”。

那天晚上，村里许多毛草房被台风卷走或倒塌，路边的大树也被连根拔起倒在地上。我家的位置正是龙卷风的中心点，三间好好的土坯瓦房，变成了无砖无瓦、只剩椽子和四周墙体的空壳子。

讲到哥哥和弟弟为什么雷雨大风降临时，能及时躲到太公桌子下面避险，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

为了方便祭祖，村里于1840年11月建成了金氏太公“士春”公祠，还专门采用八厘米厚的杂木，做了几十张太公方桌，并在桌面的四个角上，用楷书雕刻了“金士春公”四个空心大字。

1890年初冬，因祠堂管事用火不慎引起火灾，“士春”公祠被大火吞噬，救火中唯一抢出来的只有两张太公方桌。其中一张至今还存留在我家里；另一张存放在族亲樟炉家，据说这张桌子又在后来的一场大火中被烧毁。

关于这张太公方桌，父亲曾经跟我们说过，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桌子，一定要保管好。他还告诉我们，如果遇上雷雨大风，因为桌子结实坚固，躲在下面可以避险情、救人命。小时候家父说的话，我还不以为然，这次哥哥和弟弟遇到危险，这张原来用于祭祀的太公方桌，果真成了哥俩的“救命桌”。

家里的三间土坯瓦房是1961年建造的。当时父母亲想，虽然家里穷，但是要能把房子建起来，能够住人和遮风挡雨就可以了，不然上对不起爷爷奶奶，下对不起孩子们。所以，建这幢房屋时，建筑结构上并没有什么讲究，屋顶就是再普遍不过的人字形架构。农村房子新外观，也许就是从我家建房这个时侯开始，基本上改变了原来的徽派建筑风格。

小时候听父母亲说过，一家人原先住在先祖传下来的十八开间（下称“十八间”）二层砖木结构的老房子里，里面一共住了十几户族亲。据说，这幢老屋建于清乾隆年间，当时金氏太公有五个兄弟，其中**和老四（“士春”太公）在这里建房，两家各占一半，各造各的。造房时，“士春”太公手头并不富裕，靠东侧的九间房屋，主要通过老岳丈家的支助才建造起来的。

十八间老屋结构粉墙黛瓦、马头墙，是典型的徽派建筑，不过房屋内部的配置很简单，没有精美绝伦的木雕工艺。两百多年来，这里居住的人家，既没有名门望族，也没有富贵人家，世代都是耕作的族亲。听村里的老人说，十八间这幢古民居的命运还算不错，太平天国时期，战乱频发，部分清军行为激烈，导致当地房屋损毁严重，这幢老屋也险些被焚毁。

本世纪初以来，十八间老屋内除了一位婶婶还住在里面，其他族亲在外建了新房都已经搬走。由于无人居住、年久失修，房屋内部有的地方开始倒塌，并成为了危房。2019年上半年，因为雨水较多，为了安全考虑，十八间被上级责令拆除。

十八间老屋是太公手里建起来的，传承到爷爷奶奶这一辈时，家里分到过两间房子，后来又在老屋的北侧靠墙边扩建了一间面积不大的平房，当作厨房和养殖用房。

爷爷奶奶生有四儿一女，我父亲排行第三。据父亲说，大伯没有成过家，年轻时就因病去世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父亲兄弟三个又分了家，老屋中的两间房子分给了二伯和叔叔两家，爷爷奶奶跟我父母亲一起过，一家6口就挤在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平房里。

父亲几个兄弟分家时，我和弟弟还没有出生。我上面有一个姐姐和哥哥。父亲一直在外工作，平时也很少回家，但每次回家休息，看到一家人拥挤在一起，连转个身都困难，心里直发酸，想想这样下去总不是滋味。

在那个困难的年代里，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可想而知想要建房有多么艰辛。但是，一家人在这样的住房条件下生活，怎能不让在外地工作的父亲担忧呢！

于是，父母亲脑海里出现了建房的念头，并把想法告诉爷爷和奶奶，又与外公外婆和四个舅舅商量，最终决定再苦再累，即便是不吃饭、饿肚子，也要把房子建起来。

房子的地基就选在“士春”公祠后面紫荆山南侧的自留山脚下。家里建房，幸好有几个舅舅帮忙，从挖地基、打炮眼、抬石头，到买石灰、拉沙子、挑红泥，还有拌沙灰、垒墙体等苦活、累活和重活都是由他们承担。

母亲曾经跟我们姐弟四人说，“舅舅来家里帮忙建房，自己家的事情都耽误了，而且一日三餐还要回去吃；他们付出的实在太多了，你们要永远牢记，要懂得感恩”。

家里建的三间房屋，说是两层楼房，其实里面既没有楼板，也没有隔墙，是一座一眼就能看到房顶瓦片的土坯房。在那个年代，家家都很困难，父母亲在这样的条件下，勒紧裤腰建房子，是多么地不容易。在这里作为子女和晚辈，在感谢父母亲和爷爷奶奶的同时，也十分感激四个舅舅的鼎力相助和其他族亲的大力帮忙，他们的恩德我们永远铭记于心。

新建的房子，位置很偏僻。房屋背靠紫荆山，正对面也都是小山丘，山上除了看到零零散散的一些枣树外，几乎看不到其它树木。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前后山上到处是坟茔，安葬的都是村里或附近村庄世世代代的先祖。

房屋周围没有邻居，家门口只有一条村里通往田野的山路。白天，路上人来人往，大多是集体土地或自留地上干农活的村民，但一到傍晚，路上便冷冷清清。

晚上，家的周边很安静，连青蛙、蛐蛐儿的鸣叫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母亲每天早早把门关得紧紧，不但门栓栓上，而且还反锁着，另加两条长凳顶住两扇木门。

偶尔听到有人走过的脚步声，家里的那条土黄狗叫个不停，生怕“小偷”闯进门来或者曾经送上山安葬的死神在“闹鬼”，直到路人慢慢地走远，爱犬的叫声才停止。

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里，家里养只小狗看家护院或者做个伴、凑凑热闹壮壮胆也是蛮好的。十几年前，我又养过一只“法牛”犬，智商极高，一听到电话铃响，它叫人接电话比谁都积极。

现在，—看到人家在遛狗，就会想起这只法牛犬和五六十年前家里养的那只土黄狗。狗比较通人性、也很讲交情，它们至死都不愿意离开主人的家。

紧靠新建房子后面的就是我家的自留山。自留山是全家人生活中不可获缺的一块山地。

自留山很瘠薄，地表没有泥土，只有一层紫红色的风化石覆盖。父母亲为改变这片山地的种植条件，曾经付出过辛勤劳动，流下了无数汗水。

为了解决家里生活上的困难，及时将自留山进行开垦是当务之急。母亲每天天没亮就要赶去生产队做工，收工后回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后山的自留山地上开荒。

经过长时间开垦和护养，母亲硬是将寸草不生的自留山地，改变成了一垄垄规整肥沃的菜畦，并种上了根系较深、适应性强，而且耐旱性好的萝卜、土豆及其他叶菜类作物。

每年开春，父亲也会去佛堂苗木市场，购买一些树苗或者果树苗，在自留山的分界处或者房前屋后挖上几个大坑，种上梨树、杏子树，还有香椿树和杉木等等。

听村里的老人说，紫荆山上原来都是枣子树，红枣是本地的土特产。从义乌的江东鸡鸣山、樊村一带，一路延伸到我家后面的紫荆山，再到佛堂的双林寺方向，在方圆十几公里的低矮山坡和田间地头的田梗上种植的都是枣树。

一到收获季节，满山遍野的枣子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子，特别是阳光照射下，红枣像是天上闪烁的星星，又像是一盏盏红灯笼，场景极为壮观，欣赏价值和经济价值都非常可观。

据传说，这条北南通道的红枣林带，从南北朝时期就开始种植，成熟后的红枣加工成蜜枣（又叫南枣），是清乾隆年间钦定为贡品上贡朝廷的“金果”。

我小的时侯，紫荆山上还有很多枣树，但它们都是从岩石缝隙里自然生长起来的。据老人说，民国时期，紫荆山前后的山丘上，以及枣叶山一带，还有大片枣树。特别是枣叶山上的那片枣子树，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还在，每棵树龄估计都在百年以上。可惜的是，后来因为劈山造田需要，把这些古树全砍掉了。

枣树有顽强的生命力。我家自留山上原来就有几棵饭碗粗的枣子树，都是古树被砍伐之后，因为根系发达，又从岩石的缝隙中重新生长起来的。每年枣树上结满了果子，有几十斤可以收；枣子个头不大，但吃起来很甜。

听母亲说，1961年是家里日子最难熬的一年。当时建房的时候，家里只有100元钱，为了尽快把房子建起来，全家节衣缩食，父母亲连续几年都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

按照农村风俗习惯，家里房子建好后，要邀请帮助建房的师傅和亲朋好友吃顿便饭，感谢一下他们的辛勤劳动和付出。但是父母亲实在拿不出钱请客。最后，还是由家父出面，挨家挨户去解释，表示日子稍好转一点之后再还上这份情。亲友们也很通情达理，从来不计较这些，只要是我家里有什么困难，之后随时找他们都有求必应。

家里建房是大事，长辈们操尽了心。当时爷爷的身体很不好，家里的房子建成不到两个月，他的病情加重，匆匆地离开了人世。

爷爷的去世，让父母亲措手不及，奶奶更处于极度悲痛之中。母亲说，这时家里穷的叮当响，就连安葬爷爷买棺材的钱也凑不起来。

父亲没有办法，只好赶到十公里外赤岸方向的东朱公社，找到了在那里工作的至交好友丁良义兄长。丁伯伯是边擦着眼泪、边听完家父说明来意；他二话不说，自己掏腰包在当地买了几根杉木，定制了一口棺材，这样才让爷爷入土为安。

安葬爷爷时，没有钱购买垒坟墓的砖块，坟头面只能用大石头垒积而成，最后连木碑也没有留下。直到他老人家去世51年后的2012年12月21日冬至这一天，晚辈们才给爷爷的坟墓进行了重修，立了一块石碑，刻上了碑文，老人家这才真正得到了安息……

曾经帮助家里建房的二舅舅说，房子建好时，从外表上看是一幢漂亮的两层楼房，但房屋里面是空荡荡的，而且内墙也没有刷白，地面还是泥巴地。也因为房顶盖的只有一层土瓦，第二层又没有楼板，一到下雪天，外面下雪籽，屋顶的雪籽照样从瓦缝钻进来落到房间里。

三间房屋总共用了12根杉木柱子；房子的墙体是用沙子、红泥和白石灰直接人工搅拌在一起，再用木墙夹板固定着，将沙和土倒入夹板内，并用木柄锤一层一层地捣实垒起来的。

用沙和土垒墙建房，这是农村最土的办法，也是无奈之举。木墙夹板沿地基垒墙一圈为一层，每层高度30公分左右，每次垒墙只能垒3—4层，要等沙和土垒成的墙体晾干凝固之后才能再动工。要是遇到雨季，垒墙拖延的时间会更长。

房屋从打地基到建成，特别是垒墙体这一环节，不能操之过急，要将一幢三间二层的土坯房建起来，起码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我清晰地记得，屋内中间的两壁隔离墙，都是父亲利用休息时间挑来泥巴，亲自做成一块块泥砖，待晾晒干后再垒起来的。建房过程中，家父精打细算，能节省就节省，绝对不会乱花一分钱。家里房屋建好后，地面一直都是泥巴地，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铺上了水泥地。

那时候农村建房，除了给泥工和木工师傅支付一定的工资报酬外，劳动力都是亲戚朋友或者族亲，他们来帮忙不要工钱，也毫无怨言。

在那个年代，很注重亲情和友情，淡薄利益，谁家有困难，都会积极帮衬。像我家里建房子这样的大事，又因为家里条件差，而且父亲又不在家，担子全都落在了舅舅身上。所以，四个舅舅是我们家最好的靠山。

外公外婆七个子女中，母亲是**，她不仅孝敬父母，而且与舅舅、姨娘之间一直走的很亲近。我家距离外婆家也就几百米，家里无论有什么事情，他们随叫随到。

每天晚上，几个舅舅还会轮换着来家里陪奶奶和母亲聊聊天，看看有什么事情需要帮衬的。尤其是二舅舅，他平时话不多，但对我们家帮助最大。

母亲曾经说过，我小时候经常发高烧，而且一发烧就会抽筋，每次去医院治疗，都是二舅抱着的。母亲讲到这里时，哽咽着话都说不下去，双眼也含着泪水……

家母个子瘦小，家里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既要照顾年迈多病的爷爷和奶奶，又要照料我们姐弟四个，还要一天到晚忙农活。特别是家里老人或孩子遇到各种疾病时，母亲总是急着团团转……写到这里时，我的手在颤抖，再也写不下去了。

一个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波澜，但有说不完的故事。这里的故事，都是被时光温柔包裹的童年生活，泛黄相册的每一页都浸透岁月的温度，深深记在心里。这里的故事，都是那萦绕心头，又轻轻放在心间，深深烙在心底，始终隐隐约约、久久不散的情怀。这里的故事，每当一想起来，心里暖意涌动，也会泛起微酸，有时竟会湿润眼眶，留给我的却是永恒的眷恋。

如今，爷爷奶奶和父母亲都已经不在了，小舅舅、小姨娘也都离开了人世；大舅舅今年90岁，其他几个舅舅也都80多了，大的姨娘也有76岁。回忆起一件件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感触太深，有时甚至难以置信。自己经历的童年岁月和对亲人的这种真挚感情，一时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清楚。

在结束此文时，我只有祈祷和祝愿我的长辈和亲人们，岁岁平安，快快乐乐，健康长寿！

金胜 2025年12月31日于浙江义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