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孝感天地”到“义利并举” ---义乌“孝义”文化的传承弘扬与焕新蝶变

印庸

在中国两千多个县级行政区中，很少有城市像义乌这样，其地名本身就镌刻着一个“孝”的传说。据《义乌县志》载：“秦颜孝子氏，事亲丧，葬亲躬畚锸，群乌衔土助之，喙为之伤，后旌其邑曰乌伤，曰乌孝，曰义乌，皆以孝子故。”“义乌”二字，“乌”是群乌衔土助葬的祥瑞，“义”是孝子至诚感天的德行。一座城市的名字，竟源于一个平民的孝行，这在中国地名史上堪称罕见。

2400年来，“颜乌葬父”的传说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其“孝义”文化之所以历久弥新，不仅因为它完成了从“孝亲”到“孝忠”再到“孝治”的三度演进，更因为它实现了从传说叙事到制度建构、从家族伦理到公共治理、从道德感召到信用机制的三重转化。这一转化并非传统的断裂，而是传统道德资源与现代制度建设的相互赋能，为中国传统伦理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义乌样本”。

精神奠基

颜乌的故事，是义乌孝义文化的精神原点。相传战国时期，颜乌随父从齐国避乱南迁至会稽郡乌伤地。父亲病逝后，颜乌无钱安葬，乃“亲负土成坟”，日夜不息，悲恸号泣。其至诚之心感动了群乌，“群乌衔土助之，喙为之伤”。后人感念此事，将此地命名为“乌伤”，后演变为“乌孝”“义乌”。

这个传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塑造了一种“至孝格天”的道德想象。颜乌的“孝”不是富家子弟的厚葬显亲，而是一个贫寒孤儿的赤诚之心。他用双手挖土葬父，鲜血染红乌喙——这种“贫而能孝”的叙事，使孝德不再是士大夫阶层的专利，而成为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践行的伦理。“乌伤”作为义乌的秦代古称，其伦理意涵远超地名本身。它意味着：一座城市的身份认同，不是建立在帝王将相的功业之上，而是建立在一个平民的德行之上。这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一种独特的文化选择。

 颜乌传说的深层价值，在于它完成了义乌“义”文化的第一次关键转化：将“孝亲”这一私人领域的情感，转化为“孝义”这一公共领域的价值符号。

“孝”本是对父母的敬爱，但当这种情感被命名为“义”、当一座城市以“孝义”为精神标识时，“孝”就从家庭伦理升华为社会共识。这种升华，为后世义乌“孝”从家庭走向社会、从伦理走向治理奠定了精神基础。义乌旧县志云：“孝为百行之原，作忠于斯，求忠于斯。”孝义与忠义、仁义之间，由此形成了内在的价值链条。

忠孝两全

如果说颜乌代表了“孝”的原初形态——对父母的赤诚之爱，那么明代名臣虞守愚则将“孝”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移孝作忠”，使“孝亲”与“忠君”“爱民”融为一体，实现了孝义精神的第一次制度性延展。

虞守愚（1483-1569），字惟明，号东崖，义乌华溪村人。他出身医学世家，其祖父正是明代著名医家虞抟。

虞守愚的至孝品格，在少年时期便已显露。21岁时，父亲虞尚礼积劳成疾去世，虞守愚“哀痛至极，即在华溪大坟山父墓旁建草房，设炉灶，立志要守墓10年。他三易寒暑，刻苦攻读经书，虽形容憔悴，也未尝稍有懈怠”。母亲何氏不忍，请族人强行拆毁草房，才迫使他归家。

据族谱记载，虞守愚“性至孝，少失怙，庐墓三年，事母竭力，不析居。刻励家学，以承父志”。这段“庐墓三年”的经历，不仅是个人品格的淬炼，更是义乌“颜宗风流薰被、民多尊长孝亲”民俗的生动写照。

嘉靖二年（1523），41岁的虞守愚中进士，授嘉鱼县令。大器晚成的他，将“孝亲”的赤诚转化为“爱民”的仁政。

在嘉鱼、万安两地任职期间，虞守愚“体恤民情，清廉勤政，剔蠹兴利，政绩斐然”。在万安，他见县城仅四口水井，百姓取水困难，上任第一件事便是“新凿水井三口”，缓解民生之苦。两县百姓对他“十分拥戴”，自发为之生立“怀德祠”“去思碑”。

值得注意的是，虞守愚的“移孝作忠”，并非简单的忠君思想，而是一种将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责任的道德自觉。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乌乌不以子众而代哺，区区菽水之欢岂足以尽无极之报？”——乌鸦尚且不会因为孩子众多就替代雏鸟哺食，我怎能用微薄的奉养来报答母亲无尽的恩情？这种对“孝”的深刻理解，使他为官时能够“推己及人”，将“孝亲”之情转化为“爱民”之政。

虞守愚一生最动人的“孝义”之举，发生在他仕途巅峰之际。

嘉靖十七年（1538），弟弟虞守鲁病故。虞守愚念及慈母年迈，“认为名易求、亲寿难得，遂具疏乞归，侍母终养”。离京前，朝中大臣纷纷挽留，劝他说：子孙满堂，让老母衣食无忧即可，何必亲自侍奉？虞守愚答曰：“乌乌不以子众而代哺。”——乌鸦尚且知道亲自哺育幼鸟，为人子者岂能假手他人？其情其志，令人动容。

归家后仅半个月，母亲便寿终正寝。虞守愚又守墓三年。三年孝满，在亲友的强行劝迫下，才回京复职。清雍正帝为表彰虞守愚功绩，特颁诏赠“忠孝堂”匾一方。

虞守愚的一生，完美诠释了中国传统“孝”文化的深层逻辑：《孝经》云“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孝亲与忠君本为一体。但虞守愚的“孝”，不止于“忠君”，更延伸为“爱民”——这正是义乌“孝义”文化的独特之处。

义乌“孝义”传统强调：“孝义以忠义为方向，以仁义为内涵，以信义为保障。”虞守愚的典范意义在于：他证明了“孝”不仅是家庭伦理，更可以成为社会伦理的起点。“孝亲”之情，可以转化为“爱民”之仁、“忠君”之义、“清廉”之节。这一精神路径，为后世义乌人从“孝”走向“义”提供了可资效仿的范式。

孝义传家

如果说颜乌代表了“孝”的传说时代，虞守愚代表了“孝”的士大夫时代，那么明清时期孝门村张氏家族的孝义实践，则代表了“孝”的家族化、制度化传承。这一“家族型”孝义模式，使孝德从个人品行升华为家风族规，实现了孝义精神的代际传递。

孝门村现位于浦江县郑宅镇东部，浦江在秦朝时属乌伤县管辖，孝门地处乌伤县北部边陲。孝门村的名称源于“颜乌葬父”的传说，与义乌地名的起源一脉相承。据记载，颜乌为方便母亲过溪祭天，四处募钱造桥，桥成后被命名为“思孝桥”。因该桥位于颜乌寓所后门，故又称“孝门桥”，村庄也因此得名“孝门村”。

明代，张氏家族迁居孝门村。选择此地，本身就是对“孝”的一种精神认同——在一个以“孝”命名的村庄安家立业，意味着将“孝义传家”确立为家族的文化追求。明初开国文臣宋濂亦因仰慕此地孝风迁居邻近，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浓厚的文脉底蕴。

在张氏家族孝义传承中，张守羔“伺母吮毒”的事迹最为感人至深，堪称“孝”的极致表达。

据载，张守羔之母患病，毒疮缠身，久治不愈。古代医疗条件有限，面对母亲的病痛，张守羔忧心如焚。在传统孝道观念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基本训条，但张守羔却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亲自为母亲吸吮毒疮，以口吮毒，冀望以此缓解母亲的痛苦。

这一行为的震撼之处在于：它超越了常规的“奉养”孝道，进入了一种近乎“舍身救亲”的伦理境界。吮毒之举，意味着将母亲的病痛视为自己的病痛，将母亲的危难置于自身安危之上。这与颜乌“亲负土成坟”的精神内核高度一致——都是“不计利害、唯求心安”的至诚之孝。

在中国传统“二十四孝”中，有“尝粪忧心”（庾黔娄）、“恣蚊饱血”（吴猛）等极致孝行。张守羔“吮毒救母”与之相比毫不逊色，成为义乌孝义文化从传说到实践的生动印证。

如果说张守羔代表了“孝”的极致奉献，那么张致嵃“持家守孝、辞官尽孝”的抉择，则呈现了“孝”与“忠”在现实冲突中的价值排序。

张致嵃曾通过科举入仕，在仕途上有所建树。然而，当父母年迈需要照料时，他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是继续为官、追求功名，还是辞官归乡、尽孝膝下？

在传统“忠孝两全”的理想叙事中，人们往往希望二者兼顾。但现实中，忠与孝常常难以两全。张致嵃的选择是：辞官尽孝，以孝为先。他毅然放弃仕途，归乡侍奉双亲，承担起持家守孝的责任。

这一选择在孝门张氏家族中并非孤例。据记载，张致嵃“居丧哀毁，不饮酒食肉者三年”，恪守古礼，以极致的方式表达对父母的哀思与孝心。这种“弃官守孝”的行为，与虞守愚“乞归终养”形成跨时空的呼应——二者都体现了“孝高于仕”的价值排序，都是“移孝作忠”伦理的反向实践：当忠孝冲突时，选择孝亲。

 张氏家族的孝义实践，并未止步于家庭内部。张亚居“独修杭州鼓楼”的事迹，展现了孝义精神从“孝亲”向“济世”的外推逻辑。

据传，张亚居凭借经商积累的财富，独立出资重修杭州鼓楼。这一“大义”之举，使孝门张氏的声望远超乡里，成为地方“义行”的典范。从家族孝亲到社会公益，张亚居的“独修鼓楼”与吴圭“独资建塔（大安寺塔）”遥相呼应，共同诠释了义乌“孝义”文化中“由孝生义、由义济世”的内在逻辑。

孝门张氏的孝义传承，不仅有“人”的实践，更有“物”的载体。村中至今保存的永锡堂、张氏宗祠等古建筑，“以精巧工艺与恢弘气势，诉说着昔日望族的荣光”。

这些宗祠建筑不仅是家族祭祀的场所，更是孝义教化的空间。每逢年节祭祖、家族聚会，族中长辈会在此讲述先祖的孝行义举，使孝德通过仪式代代相传。1922年，张氏族人还创办了孝门小学，“曾是浙中名校”，延续着以孝义育人的使命。

孝门张氏家族孝义实践的独特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从个人孝行到家风传承。颜乌之孝是个体的至诚感天，虞守愚之孝是士大夫的忠孝两全，而张氏家族的孝义是“家族化的制度传承”。通过宗祠、族规、家训、仪式，孝德从一代人的品行升华为代代相传的家风。

第二，从“孝亲”到“济世”的扩展。张守羔的吮毒救母是“孝亲”的极致，张致嵃的辞官守孝是“忠孝冲突”的抉择，张亚居的独修鼓楼则是“由孝生义”的外推。这一演进路径，清晰地呈现了义乌孝义文化从家庭走向社会的扩展逻辑。

第三，孝义与文脉的交融。孝门村不仅是“孝义故里”，还因宋濂迁居而增添了文脉底蕴。宋濂“仰慕此地孝风”而择居，说明“孝”作为一种文化磁场，能够吸引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认同。这种“孝义与文脉交融”的传统，为义乌“以文化人、以义立城”提供了历史先例。

现代转化

从颜乌的传说时代，到虞守愚的士大夫时代，再到孝门张氏的家族化时代，义乌孝义文化完成了从“个人德行”到“家风传承”的演进。而进入当代，义乌的“孝义”实践又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传说”走向“制度”，从“家族”走向“社会”，从“个人品行”走向“治理工具”。

义乌近年来系统推进孝义文化的“具象化”工程。苏溪镇作为“孝义故里”，建有孝义公园、颜乌孝子祠、苏溪非遗馆等文化地标。“颜乌的传说”已被列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有形载体使“孝义”从抽象的道德观念，转化为可触摸、可体验的文化场景。

当代义乌的“孝义”传播，一个显著特征是“平民化转向”。2023年苏溪镇孝义文化节表彰的9位“孝义人物”中，有“三十年如一日照顾失能失智丈夫”的应美兰，有“自学护理方法照顾植物人父亲”的朱丽英。2025年苏溪“九月九”孝义文化周再次表彰楼加云、刘宝香等5位孝义人物。这些“平民孝子”的涌现，意味着“孝义”不再是历史典籍中的道德标本，而成为普通人“可学可做”的日常实践。这是孝义文化从“精英叙事”向“大众参与”的深刻转型。

义乌孝义文化最具创新性的转化，是将“孝”纳入制度框架，使其成为可量化、可激励的社会治理工具。

义乌推行的“孝义积分制”，将赡养老人、邻里互助等孝义行为量化为积分，与超市购物折扣、日用品兑换等权益挂钩。这一制度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孝道”转化为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将道德倡导转化为制度激励。这不是对“孝”的异化，而是对“孝”的激活——当“孝”能够被看见、被记录、被激励时，它就从个人的道德自觉，升华为社会的集体行动。

义乌孝义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它与“信义”的深度融合。义乌市委明确提出忠义、节义、仁义、孝义、侠义、信义“六义并举”，而孝义是“根基”，信义是“通天下”的通道。

这一逻辑的内在理路是：孝义培养的是“责任感”与“信任感”。一个人对父母有责任感，推及社会便会对他人有责任感；一个人对家庭有诚信，推及市场便会对交易有诚信。义乌“敲糖帮”创造的“出六进四”规则（利润六成归顾客、四成归己），正是将朴素的“孝亲”伦理嵌入商业活动的结果。

义乌国际商贸城推行的“商户信用星级”管理，将“孝义”等传统美德纳入信用评价体系，使“信义”变成了可量化、可追溯的无形资产。这一转化的深层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孝”与“义”并非两张皮——孝是情感起点，义是价值归宿；孝是私人领域的情感，义是公共领域的准则。从“孝亲”到“信义”，是同一伦理逻辑的逐层外推。

精神谱系

综观义乌孝义文化两千余年的演进，可以提炼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谱系：

第一阶段：奠基期（战国至秦汉）——以颜乌为代表，“孝”成为城市的文化胎记。这一阶段的核心贡献，是将“孝亲”升华为城市的精神标识，为后世“以孝立城”奠定基础。

第二阶段：拓展期（宋明）——以虞守愚为代表，“孝”从家庭伦理拓展为社会伦理。“移孝作忠”“推孝及仁”的精神路径，使“孝”与“忠”“仁”“义”形成价值链条，孝义从私人情感走向公共责任。

第三阶段：绵延期（明清）——以孝门张氏家族为代表，“孝”从个人德行发展为家族传承。通过宗祠、族规、家训、仪式，孝德实现代际传递；“吮毒救亲”“辞官守孝”“独修鼓楼”等多元实践，展现了孝义从家庭向社会扩展的丰富路径。

第四阶段：转化期（当代）——以制度创新为代表，“孝”从道德倡导转化为治理工具。“孝义人物”评选、“孝义积分制”“道德银行”等制度创新，使孝义从“说教”变为“激励”，从“个人德行”变为“社会资本”。

这一演进的核心逻辑是：“孝”不断被“外推”——从家庭推向社区，从社区推向市场，从市场推向社会治理。每一次“外推”，都不是对“孝”的稀释，而是对“孝”的激活。

城市密码

2025年，义乌正式发布“有情有义 世界义乌”城市文化品牌。这一品牌的核心，正是对“六义”文化的凝练与升华。而“六义”之中，“孝义”居于根基之位——它既是“义”的情感起点，也是“义”的价值原型。

从颜乌“负土葬父”的血泪，到虞守愚“庐墓三年”的坚守，再到孝门张氏“吮毒救亲”“辞官尽孝”的家风传承，再到当代苏溪“孝义人物”的平凡善举，义乌的“孝义”传统历经两千余年而弦歌不辍。这条精神长河之所以能够奔涌至今，不是因为义乌人善于“讲述”传统，而是因为他们善于“转化”传统——将传说转化为制度，将伦理转化为治理，将道德转化为信用。

这或许就是“有情有义”的义乌最深层的文化密码：它不是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而是传统与现代的相互赋能；它不是东方伦理与西方商业的对立，而是“孝亲”之情与“信义”之约的内在统一。在义乌，“孝”从不只是一己之私情，而是“义”的源头活水；“义”也从不只是冰冷的契约，而是“孝”的温情外推。

从“孝感天地”到“义利并举”，义乌用两千年的实践回答了“义利之辨”这一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命题：真正的“义”，不是否定“利”，而是赋予“利”以正当性；真正的“孝”，不是固守家庭，而是从家庭出发，走向社会、走向市场、走向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