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伤黄门颂

印庸

一

婺水之阳，有县曰乌伤。

其地多山，山石坚毅；其人多贤，贤者以文。自宋元以降，学术之盛，甲于浙东。而溯其源流，不可不首推一人——黄公溍，字晋卿，世所称“文献”者也。

《元史》本传载其风范，有十六字，可谓定评：“清风高节，如冰壶玉尺，纤尘弗污。”

千古之下，读此十六字，犹觉寒气逼人、清气满纸。然此公之可敬，不仅在“独善”之清，更在“兼济”之厚——其门人王祎、宋濂、傅藻、金涓、朱廉诸子，皆一时之俊彦，承其衣钵，光大师门，使义乌文章之学，蔚为大观。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然黄公之传，非止于章句之末，而在风骨之本。

二

黄公之为师，其道何如？

曰：以身为范，以德化人。

元时设国子学，为官立最高学府。黄公官至国子博士，掌教天子门生。然其为人师，从未以师道自尊、摆先生架子。

史载其“刚中少容，触物或弦急霆震”，然“一旋踵间，煦如阳春”。这十个字，写尽黄公性情——其刚也，如弦上之箭，一触即发；其柔也，如春阳之煦，转瞬即至。刚柔并济，恩威兼施，此真善教者。

弟子王祎后来回忆师恩，尝言：“先生教人，不专在言语文字之间，每以气节相砥砺。”黄公之教，不是填鸭式的灌输，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浸润。他深知，文章可以学而能，气节非学而至，须由内而外、从本到末，方能成就一个“完人”。

故其门人，非徒能文章，更皆有风骨。

三

黄公弟子中最年长者，当推宋濂。

宋濂，字景濂，生于义乌潜溪，成年后迁居浦江。弱冠之年，拜入黄公门下。史称其“博极群书”，黄公深器之。

宋濂一生，最服膺者乃“文以载道”四字。有人问他：“文何为而作？”他答：“文者，道之舆也。”意思是，文章是承载“道”的车驾——没有文章，道无以远行；没有道，文章不过是一堆华丽的辞藻。此说承韩愈而来，至宋濂而发扬光大，成为明代文坛的核心理念。

朱元璋称宋濂为“开国文臣之首”，《元史》由其总裁，《明史》称其“在朝，凡礼乐制度，多所裁定”。然宋濂之可贵，不在其位高权重，而在其始终不忘师门所传。

晚年，宋濂退居青萝山，筑室曰“青萝山房”，闭门著述。有人问他何以不仕，他答：“吾师黄公尝言，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今天下已定，吾之道已行矣，可以隐矣。”

不忘师训，进退有节。此宋濂之所以为宋濂也。

四

若论黄公门下最刚烈者，当推王祎。

王祎，字子充，义乌人。与宋濂同门，年相若，才相侔。朱元璋尝言：“江南有二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一褒一贬之间，可见二人风格之异：宋濂厚重，王祎雄健。

黄公对王祎，尤为赏识。尝语人曰：“子充之文，得江山之助，他日必成大器。”

洪武五年，王祎奉命出使云南，招降元朝梁王。此行之险，朝臣皆知。有人劝其托病不往，王祎慨然曰：“君命也，岂可避乎？”遂行。

至云南，王祎面谕梁王以大义，言辞慷慨，梁王为之动容。后元朝残余势力遣脱脱来，胁迫梁王杀明使。脱脱欲屈降王祎，王祎厉声斥责：“天既讫汝元命，我朝实代之。汝爝火余烬，敢与日月争明邪！”

脱脱怒，欲杀之。有人劝曰：“王公素负重名，不可害。”脱脱竟说：“今虽孔圣，义不得存。”

王祎遂被害，年五十二。

死前，王祎顾梁王曰：“汝杀我，天兵继至，汝祸不旋踵矣！”

这是何等的肝胆！何等的节义！

史载王祎“平生慷慨，长身山立，屹然有奇气。人初见之，若不敢即；及夫一言之入，则情谊蔼然，恨相知之晚”。这段话写尽王祎之人格：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这与其师黄公何其相似！

黄公以“清风高节”传世，王祎以“舍生取义”成仁。师与徒，一脉相承，而后者更将前者推向极致。

五

黄公弟子中，还有两位人物，不可不提。

一曰金涓，一曰傅藻。

金涓，字德原，义乌人。少从黄公游，才气高迈，人难与匹。元代翰林虞集、柳贯皆荐之于朝，金涓辞不受。明初，同门宋濂等皆出仕，又邀其同修《元史》，金涓仍谢绝。

有人问他：“君有经世之才，何乃自甘隐沦？”

金涓答曰：“吾师黄公尝言：‘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今吾观之，出处各有其时，吾之志在著述，不在仕途。”

于是终身不仕，以布衣终老。其所著诗文，清丽婉转，自成一家。黄公门下有如此“隐者”，可见师门之包容——师不逼弟子同路，弟子各从其志，而道一也。

傅藻，字伯长，义乌人。与宋濂、王祎同门，才名亦相埒。明初，傅藻官至监察御史，以直言敢谏闻名。其为人，刚正不阿，有黄公之风。

史载傅藻“遇事敢言，无所回避”。尝弹劾权臣，皇帝怒，欲罪之，傅藻抗辩不屈，终以直声震朝野。

黄公门下义乌四子——宋濂以文载道，王祎以死殉节，金涓以隐守志，傅藻以直立朝。四条道路，四种人生，而皆不失师门所传之“节义”与“文章”。此诚可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六

黄公之教，其泽不止于门人，更播于四方。

永嘉高则诚，慕黄公之名，跋涉千里来义乌求教。高则诚性之所好，在戏曲、在民间文学，对儒家经义不甚用心。黄公以为此乃舍本逐末，谆谆诫勉。

高则诚不能改其志，未满学程，即告辞归去。

离去的那个清晨，黄公上楼，见人去楼空，惘然若失。忽于壁橱间见遗稿一册，取来翻阅，乃《琵琶记》草稿。黄公初时不以为意，及细读之，大惊：“奇才，奇才！”，连声叹惋：“此子之才，非吾所能及也。”

他急忙携书僮，冒雨追出门去。于东阳南桃岩“峰回亭”追上高则诚。黄公倾吐对其歉意和欣赏之情，则诚亦热泪盈眶，情动于衷。师徒俩把酒言欢，谈兴甚浓，各痛饮三杯后，依依惜别。自黄公在此饯别高则诚后，“峰回亭”遂改为“三杯亭”，至今传为佳话。

后人每读至此，未尝不为之动容。

一位老师，学生不合己意而离去，他不但不恼怒，反因欣赏其才而追赶挽留——这是何等胸襟！何等气度！

黄公之可敬，不仅在学问文章，更在此“成人之美”的师者之心。他不要求所有弟子都成为“道学先生”，他尊重每个人的天性与志趣。

这就是师道的最高境界：不是把你变成他要的样子，而是发现你本来的样子，不是塑造，而是成全，推你一把，让你飞得更高。

高则诚不负师恩，科举及第，步入仕途，为官清廉，造福百姓，然其心之念之在于完成《琵琶记》。后索性辞官潜心创作，剧成，轰动天下，被誉为“南戏之祖”“中国戏曲的真正奠基人”。

七

至正十七年（1357年），黄公卒于家，年八十一。

噩耗传出，学士大夫闻之，俱流涕曰：“黄公亡矣，一代文章尽矣！”

门人宋濂、王祎、金涓、傅藻等，皆来治丧。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送恩师最后一程。

宋濂撰写行状，详记师生间诸般往事，一字一泪。王祎虽远在外地，亦驰书致祭，其文曰：“呜呼！吾师其往矣，吾将安仰乎？吾将安仿乎？”字里行间，悲痛难抑。

金涓、傅藻等，皆扶柩执绋，亲视含殓。

这一幕，隔着六百多年的时光，依然令人动容。

黄公一生，清贫自守，家无余财。但他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门人十数，皆一时之选；文章百卷，皆传世之作。而最大的财富，是那份师生之间的真情实义——它不是写在书里的教条，而是流淌在血脉里的传承。

八

黄公之葬，在县城东北三里崇德乡东野之原。

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据说黄公生前常于此地漫步吟咏，与弟子们谈文论道。

而今，墓址尚存，碑碣已不存。但义乌人没有忘记他——城中有“黄大宗祠”，供奉其牌位；历代方志，皆为其立传；乡人至今称其为“黄文献公”，敬仰不衰。

而比祠庙更久远的，是精神的传承。

从黄溍的“清风高节”，到宋濂的“文以载道”；从王祎的“舍生取义”，到金涓的“不仕守志”、傅藻的“直谏敢言”——义乌“文章经世”的传统，由此播撒到千秋万代。

这就是“师”的意义。

一个老师，不只是教会学生读书写字，更是为学生点亮一盏灯。这盏灯，照亮他们前行的路，也照亮他们身后的人。一代传一代，灯灯相续，光光相映，虽千年而不灭。

九

今日义乌，以“世界超市”名闻天下。

商旅往来，货殖繁盛。然义乌人深知，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不是金钱，而是“义”字——“六义”文化，是这座城市最深的根、最硬的骨。

而“六义”中的“节义”与“文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黄公及其门人。

他们用一生证明：“义”不只是战场上的慷慨赴死，也是朝堂上的直言敢谏；不只是“快磨三尺剑”的激烈，也是“冰壶玉尺”的清正；不只是“舍生取义”的决绝，也是“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通达。

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公不只是“儒林四杰”之一，不只是义乌的文化符号，更是中华文明“师道”传统的一个缩影。

他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师者？什么是真正的门风？什么是真正的人文传承？

十

夜深了。绣湖水波微澜，倒映着万家灯火。

我仿佛看见，七百年前，黄公在湖边的书斋中，为弟子们讲授《太极赋》：

“厥初冯翼以瞢闇兮，维玄黄其孰分。爰掲掲于中立兮，配天地以为人……”

那声音，穿越时空，至今犹在耳畔。

黄晋卿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而他的弟子们，如群星般散落于历史的天空，各自发光。宋濂的光芒洒在庙堂之上，王祎的光芒落在云南的山川之间，金涓的光芒隐于书斋之内，傅藻的光芒映在奏折之上，高则成的光芒则充溢在“六百余年流传不绝”的文化生命上。

光不同，源则一。皆从黄门来。

是为《乌伤黄门颂》。

刚者不折，义者不朽。

文脉如川，奔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