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金辉
引 言
“戚家军”一词，在中华军事史中占有特殊地位。它不仅是一支军队的称谓，更是一种战术精神、纪律典范与民族气节的象征。然而，对于这一词汇的历史定位，学界与民间常有模糊之处：是否戚继光统率的所有部队都称“戚家军”？“戚家军”是否特指某一人群？义乌兵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本文基于正史文献、地方志及当代研究，从戚继光生平入手，系统梳理“戚家军”的起源、构成与历史作用，力求还原这一历史概念的准确内涵。
一、戚继光简历：从将门子弟到民族英雄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登州（今蓬莱）人。出身将门，其六世祖戚祥曾随朱元璋征战，战死云南，子孙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幼年家道中落，但戚继光勤奋读书，尤喜兵家典籍。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七岁的戚继光袭职登州卫指挥佥事，正式踏入军旅。至于戚继光与义乌的关系，祖籍是不是义乌？！是不是义乌出生等附表说明！
（本表格以2026年4月9日刋登在公众号《义乌作家》发表的、义乌市志办傅健 所写：《戚继光的祖籍在义乌》为蓝本参考其他资料向上溯源！）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戚继光参加山东乡试，中武举。此后他奉命戍守蓟门，期间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著名诗句。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升任都指挥佥事，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营二十五卫所，负责山东防倭事务。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因浙江倭患严重，戚继光调任浙江都司佥书，次年升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正是在浙江，他开启了组建新军的传奇。
此后，戚继光转战东南沿海十余年，平定倭寇；隆庆元年（1567年）调往蓟镇，总理北方边防十六年；晚年因张居正倒台受牵连，被贬广东，后辞官回乡。万历十六年（1588年）病逝，谥号“武毅”。纵观其一生，不仅有辉煌的战功，更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军事著作传世，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
二、“戚家军”的历史定位：特定人群的专称
在回答“戚家军是否指戚继光所有部队”之前，须厘清一个关键史实：戚继光一生统率过的军队至少有三类：一是他接手的地方卫所军，二是从各地招募的新兵，三是他调任蓟镇后率领的北方边军。其中，只有第二类中经他精心选拔、严格训练、采用全新编制与战法的部队，在当世及后世被明确称为“戚家军”。
具体而言，“戚家军”这一称谓最早出现于嘉靖末年。当时浙江民间及倭寇口中，将戚继光指挥的那支装备精良、纪律严明、善用“鸳鸯阵”的部队称为“戚家军”。明人文献如《明史·戚继光传》记载：“继光至浙时，见卫所军不习战，乃募金华、义乌壮士，教以击刺法，长短兵迭用，由是继光一军特精。” 这里的“一军”即指后来被冠以“戚家军”之名的部队。值得注意的是，戚继光后来调任蓟镇，虽带去部分旧部，但北方主力多是从当地招募的边军，编制与战法也做了调整，这些部队虽由戚继光指挥，但当时并未被普遍称为“戚家军”。后世有些文学或民间叙述将其泛化，但严格的历史定位是：“戚家军”特指戚继光在东南抗倭期间组建并直接指挥的那支精锐部队，其核心成分是义乌兵。
三、义乌兵的来源与招募：一场惊心动魄的“募兵实验”
戚继光为何选择在义乌招兵？这背后有一段著名的历史插曲。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戚继光初到浙江，目睹卫所军的腐朽：士兵多为市井无赖或老弱病残，临阵逃窜成风。他曾感叹：“数万卫所之兵，何异于驱群羊而搏猛虎！” 为此，他决心另起炉灶，招募新兵。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戚继光得知义乌县（今浙江义乌市）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矿工械斗。当地矿山因开采权纠纷，引发了义乌与永康、东阳等地乡民的激烈冲突，死者数千人。戚继光从中看到了一种可贵的精神：义乌人“性悍而质直，有胆气，不畏死”。他认为，只要善加训练，这些矿工、农民可以成为最好的战士。于是，他上书浙江巡抚，请求前往义乌募兵。
招募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起初，义乌百姓对从军多有抵触，加之地方士绅的疑虑，进展缓慢。戚继光亲自深入村落，与族长、乡老对话，并承诺“厚饷、严训、重赏”。他还以“保家卫国，免受倭寇屠戮”为动员口号，激发民众的乡土意识。最终，首批招募约4000人，均为义乌、东阳、永康三县的矿工、农民及部分流民。其中，以义乌籍为最，故后世常以“义乌兵”代指戚家军的核心力量。
从招兵对象看，戚继光有着明确的标准：他不要市井游滑之徒，专选“乡野老实之人”，尤以“矿徒、农夫”为佳。这类人“肌肉坚实，筋骨有力”，且“畏官守法，易于统带”。他还严格规定，家中独子不得入伍，身有残疾或染病者不收。每一名新兵都要经过体格测试、胆气考核（如夜走荒坟、独宿古庙）才能入选。这种“定向招募”的模式，保证了兵源的基本素质。
关于具体人数，史料记载略有出入。据《戚少保年谱耆编》统计，戚继光在义乌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募兵：第一次（1559年）约3000人，第二次（1561年）约2000人，第三次（1562年）约1600人，总计约6600人。但需注意，这些数字仅指从义乌本地招募的骨干，后续从东阳、永康、浦江等地亦补充了部分兵员，且随着战争损耗不断补充。至抗倭后期，戚家军的总兵力常维持在6000至8000人之间，其中义乌籍约占七成以上。因此，“义乌兵”是戚家军的主体，但并非全部——东阳、永康等地士兵同样被纳入“戚家军”体系。
至于具体的招兵村庄，根据义乌地方志及民间口述史料，主要集中在义乌南部的赤岸、佛堂、倍磊、廿三里、苏溪等地。这些村落位于丘陵地带，耕地有限，村民多兼营矿工或挑夫，民风剽悍。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曾提到“义乌之南，矿徒所聚”，指的就是赤岸一带。如今，义乌当地仍有“戚家军屯兵处”“练兵场”等遗址，以及大量“戚家军后裔”的家族谱牒，印证了当年的历史。
四、义乌兵的训练与编制：从矿工到铁军
戚继光深知，单靠招募勇士不足以形成战斗力，必须辅以科学的训练与严格的纪律。他结合浙江地形与倭寇战术，创造性地发明了“鸳鸯阵”——以十二人为一队，队长、火兵（炊事兵）各一，其余十人分别持狼筅、长枪、藤牌、腰刀等长短兵器，相互配合，攻防兼备。这一阵法要求士兵高度协同，任何一人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全阵崩溃，因此对纪律和默契要求极高。训练从最基本的队列、步法开始，再到器械使用、阵法演练。戚继光强调“练心”“练胆”，每日进行“朝练”“午练”“暮练”三次，中间穿插夜战、山地战、水战等模拟训练。他还制定了严苛的军纪：临阵退缩者斩，损坏武器者罚，扰民掳掠者处死。为树立威信，他甚至处死了自己的儿子（此传说虽存争议，但反映了戚家军纪律之严）。
正是这种“科学招募+系统训练+铁血纪律”的模式，使得原先的矿工与农民，在短短数月内蜕变为纪律严明、战无不胜的精锐。嘉靖四十年（1561年）的台州大捷，是戚家军的“成年礼”：九战九捷，斩倭寇五千余，而己方伤亡仅数十人。此后，横屿之战、平海卫之战、仙游之战等，戚家军无不以少胜多，令倭寇闻风丧胆。时人赞曰：“戚家军至，倭贼抱头鼠窜。”
五、历史上的作用：抗倭、卫边与制度遗产
戚家军的历史作用，首先体现在抗倭战争中。自嘉靖中期至隆庆初年，戚家军转战浙江、福建、广东沿海，歼灭倭寇数万人，基本肃清了东南沿海的倭患。更深远的是，它改变了明军的战斗力结构。此前明军卫所制衰败，军户逃亡严重，戚继光通过“募兵制”和“营兵制”的实践，为晚明军事改革提供了范本。他所著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成为明清两代兵家的必读经典，影响了戚家军、俞家军乃至后世的湘军、淮军。
其次，戚继光调任蓟镇后，虽不再直接指挥义乌兵主力（部分骨干随行），但他将义乌兵的管理经验与训练方法应用于北方边防，修建敌台，编练车营，有效抵御了蒙古鞑靼部的侵扰。这些部队虽不再被民间呼为“戚家军”，但其灵魂仍延续着义乌兵的精神。
第三，从社会史角度看，义乌兵的征召与返乡，对义乌本地产生了深刻影响。大量青壮年从军，有的战死沙场，有的立功受赏，回乡后带动了当地尚武风气。更重要的是，戚家军的军饷制度较为优厚，许多士兵将积蓄寄回家乡，促进了义乌的商品经济与手工业发展。有学者认为，义乌人后来“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与戚家军时期积累的机动、冒险、团结精神有一定关联。
六、概念辨析：为什么不能把所有戚继光部队都叫戚家军？
回到最初的问题：戚继光率领的部队是否都叫“戚家军”？答案是否定的。从历史文献看，第一，戚继光在山东时期及浙江初期所辖的卫所军，属于旧制部队，战斗力低下，时人并不称之为“戚家军”。第二，他调任蓟镇后，麾下虽有部分旧部，但主力是招募的北方边军，编制改为车、步、骑、辎等多兵种协同，战法也不同于南方的鸳鸯阵。当时北方军民多称其部队为“戚帅营”“蓟镇兵”，而非“戚家军”。第三，从语义学角度，“戚家军”中的“家”字，带有“私属”“精锐”的意味，类似于“岳家军”“杨家将”，强调的是将领个人的直接掌控与忠诚度。而明朝中后期的卫所制下，军队属于国家，将领难以完全私有化。戚继光之所以能形成“戚家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采取募兵制，兵士由他亲自招募、训练、发饷，形成了较强的个人依附关系。一旦调离，这种关系便逐渐淡化。
因此，严格的历史定义是：“戚家军”专指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至隆庆元年（1567年）间，戚继光在浙江义乌等地招募并训练的那支抗倭劲旅。其核心是义乌兵，也包括东阳、永康等地的补充兵员。此后戚继光统领的其他部队，虽继承其部分作风，但不属于狭义的“戚家军”。
七、结论：历史记忆中的“戚家军”
溯源“戚家军”一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复合的历史符号：它既是真实存在的传奇部队，又是后世对忠诚、纪律、勇武的集体想象。从戚继光的个人奋斗，到义乌矿工的浴血重生；从鸳鸯阵的战术创新，到抗倭卫国的民族大义——戚家军的故事，浓缩了明代中后期军事、社会、文化变迁的多个侧面。
当我们谈论“戚家军”时，不应将其简单等同于所有戚继光部队，而应认识到它特指那支由义乌兵为主力、经过科学训练、在抗倭战争中做出卓越贡献的精英部队。这支军队的历史定位，不仅在于其赫赫战功，更在于它为中国古代军事制度提供了“募兵—精训—严纪”的经典样本。而义乌兵在其中的角色，既是核心（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也是象征（代表了乡土力量与国家意志的融合）。今天，义乌人仍以“戚家军故乡”为荣，这份历史记忆，已成为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认同。也是对义乌“六义”精神深刻的注脚！所以，义乌兵就是绕勇善战、纪律严明的戚家军，从历史到现在，任何史学家都不存在异议的！
参考文献
1.《明史·戚继光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戚继光：《纪效新书》，中华书局，2001年。
2.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3.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4.陈学文：《明代义乌兵与戚家军研究》，载《浙江学刊》1995年第3期。
5.义乌市志编纂委员会：《义乌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6.范中义：《戚继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7.李湖光：《大明水师》，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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