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谒大元
丙午仲夏，天光澄澈如洗，我独自驱车驶离义乌城东。出城才五六公里，马路两旁的村落已由密集转为疏落，喧嚣便被远远甩在身后。路渐宽，又渐窄，两旁的香樟枝叶交覆，织成一道幽深的拱廊。偶有村人挑着担子悠悠走过，担子里是新摘的蔬菜瓜果，沾染着露水的清凉。约摸十五分钟，前方忽地敞亮起来，一片白墙黛瓦从绿荫深处浮现——这便是大元村了。
村口一棵老樟树不知伫立了多少年，树干粗壮，要两三人才能合抱，虬枝盘曲如铁，浓荫匝地，像一位端坐千年的长者，不言不语，静观春秋。蝉声疏疏落落，从四面的树荫里断续传来，微风裹着泥土与草木的清气，拂过脸颊，让人心神安然。这正是仲夏午后的时辰——万物最富生命力的时辰，也是最宜追怀往事的时辰。我深吸一口气，踏上村中蜿蜒的青石板路，每一步都踩在光阴的罅隙里，心中不由得浮起那个盘桓已久的问题：这“大元”二字，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玄机？
“大”者，长也；“元”者，始也。据族谱记载，开基始祖吴造是家中长子，故取“大”为长子之意，“元”为起始之意，合而名之曰大元。追根溯源，“大元”之名的由来，要从一位苏州人说起。北宋天圣年间，吴县有个贫寒少年叫吴相。他天资聪颖，刻苦攻读，被乡人称为“神童”。庆历年间殿试，他立就万言，仁宗见他“形神磊落，状貌伟然”，当即钦点为第一名。吴相由此成为自隋炀帝开设科举以来首位吴姓状元。他官至翰林大学士，追赠吏部尚书，谥号庄简公。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曾为这位大元村吴氏远祖的遗像题赞：“酝色酿德，服义扬仁，谭尧舜以匡主，指社稷以谅身，云龙一时，风猷百世，此有志之士，所以想英风而感慨，瞻遗像而激昂悲叱也。”简单翻译成现代文，意思就是：“吴相先生仪表堂堂、德行深厚，他遵循仁义、辅佐君王、心怀天下。他与明君相遇，建立了流芳百世的功勋。这正是我们这些有志之人，追想其风采而感慨、瞻仰其遗像而敬仰赞叹的原因啊！”
而更加值得服膺赞叹的是，吴相虽被后世尊为家族的“状元公”与精神源头，但他本人并未踏足义乌，这一基业实由其后人所开创。
开基建村
大元吴氏家族的源头活水，始于开基始祖吴造（1023–1102）。据记载，他是苏州吴县人，为宋翰林大学士、吏部尚书庄简公吴相之长子。北宋治平年间，吴造以父荫出任义乌主簿，其政绩记载仅寥寥数语：“奉法循理”“劳苦一无所避”。他来到这片土地，本是为官任职，却在一个不经意的机缘中被南山的风光深深吸引。据其曾孙、明末新昌知县吴之文在《赠枢密院使文立公传》中所记，吴造“偶以公务莅吾乡顾南山，曰：‘此山自岷山发脉，秀拔如芙蓉峰，甲于一邑，其间可卜居也’”。一个外来的主簿，在巡行政务之际偶遇此山，竟生出了在此安家立业的念头，这其中的情缘，大约只能用“一见倾心”来形容。史书说他“卒于官，子孙结庐守墓，因自江苏吴县迁居兹地”。吴造幼子吴德在父亲去世后，将其安葬于距邑城十五里的一处风水佳地，自己则徙父墓南半里而居，儿孙们不忍离去，索性结庐守墓，就此落地生根——这便是大元村最初的源头。吴造获封“枢密院使”，其长子吴兆后来也获赠同一官号，成就了父子两人先后获封宋代最高军事长官的佳话。
而真正完成从“开基”到“建村”这一步的，是吴造的长子吴兆。民间传说中，吴兆的功业带有浪漫的传奇色彩。据说他在义乌任主簿期间微服私访，出城东门十余里登上一座小山坡，极目南望，只见南山险峻雄伟，树木苍翠，溪水潺潺。忽然，他指着远处惊呼：“那山像什么？”仆人横看竖看，猜测道：“像鸟。”吴兆兴奋地说：“不是一般的鸟，而是一只正在孵蛋的凤凰！”他认定此为风水宝地，发誓告老后要来此地定居。后来他在真州、青州等地任知州，为官清正、爱民如子，每到一地皆有政声。致仕后，他携家眷回到当初认定的南山北麓，恳请哲宗敕封村名。哲宗念其父子两代忠心耿耿，遂口封“大元”，其意有二——一为状元公长子居住之地，二为状元子孙居住此地，必定人丁兴旺，事业发达。吴兆不但将村后小山坡命名为“尧山”，还为子孙拟定了始、绵、瓜、瓞、修、图、自、小、百、荣、渲、震等46代辈份。数年后，吴兆无疾而终，葬在尧山上当年观“凤凰孵蛋”之处。南宋名臣、理学大家西山真德秀为吴兆书赞：“世家渊懿，仪礼醇词，史才翰学冠当时，退修祖德盛世称奇，希贤治范，四方似之。”
这便是大元村发端的完整脉络：状元公吴相是苏州远祖，虽未曾踏足义乌，却为家族带来了最初的荣光与精神凝聚；其子吴造是义乌开基始祖，在此地为官、安葬，子孙守墓定居，使吴氏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其孙吴兆则是大元村的实际创建者，他为此地命名、定辈、确定风水格局，使一个家族真正有了自己的家园。祖孙三代，各尽其责，共同完成了从“吴县吴氏”到“大元吴氏”的华丽转身。
冠盖相望
基业既成，大元吴氏在此生根发芽，科举仕途之门由此敞开。在近千年的历史中，吴造、吴兆“父子两枢密”的文脉薪火相传，吴氏子弟忠贤辈出，名人荟萃。其中最耀眼的当属被载入史册的“一门三尚书”：吴尧、吴大年与吴百朋。
吴尧（约1054–1131），字师圣，为吴造之孙。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进士及第，官至礼部尚书、端明殿大学士，赠太子太傅。他与同乡抗金名将宗泽相交甚笃，宗泽曾为吴尧之父撰写墓志铭，直言二人有“同年之谊”。宗泽临终三呼“过河”的壮烈声浪，与吴尧在大元村中悠然吟诵的诗书之声，一动一静，却同样构成了义乌这片土地的精神底色。
吴大年（1156–1216），字伯椿，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进士，官至兵部侍郎，后因子吴憬贵赠兵部尚书。常与吴尧、吴百朋并称。宋宁宗念他带兵抗金有功，特准他在义乌建造相当于祖祠的季子行祠——对于一个边地将领而言，这无疑是至高无上的褒奖。
而最令人动容的，无疑是一代能臣儒将吴百朋（1519–1578）。他出生在大元村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父亲吴琼学富五车，却因性情耿直、不善奉迎而一生郁郁不得志，最终被撵回家中当塾师，靠微薄的束脩养活一家老小。吴百朋幼年丧母，七岁时便随父赴江苏盐城读书。清贫与失怙的双重磨难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反而激发了他“穷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品格。在寒窗中苦读多年后，终于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高中进士。后于明神宗万历五年任刑部尚书。
他的仕途生涯，几乎就是半部明朝边疆与海防斗争史。他是与戚继光同时代的抗倭名将，驰骋东南沿海，转战南北，抗倭寇、平内乱、固边防，立下不朽功勋。在扬州抗倭大胜，朝廷论功行赏，吴百朋竟将所赐金帛悉数分与将士；巡抚虔州六年间，按例应得一万七千金，他却全部上交国库；离任时，更以“单车就道，一无所携”八个字，写就了一个武将清廉的最高注脚。就连他所住的房子，也只求“遮蔽风雨”，家人布衣粗食，毫无世家大族的排场。明史称颂他“为政持大体，不事苛细”，更赞其“性刚毅，能任大事”。万历皇帝朱翊钧曾御笔为吴百朋改名——原称“伯朋”从“亻”改从“百”作“百朋”——在封建社会，皇帝御笔改名是一种罕见的荣宠。万历还亲赐御联予以嘉勉：“德尚中行副联心之简托，才堪大用信济世之英贤”。然而，这位功高盖世的尚书留给后人的，却不是金玉满堂的府邸，而是一个朴素到近乎寒酸的背影。他在自己功成名就之后，依然保持着当年大元村那个穷孩子的本色——这正是“耕读传家”最动人的范本：因读书而改变命运，却不因显贵而迷失本心。
在科举功名之外，大元吴氏还有一大批以德行与才干著称的后裔，他们有的孝悌贤良、广施善举，有的才华横溢、著书立说，堪称家族的脊梁与乡邦的楷模。
吴大缵，吴百朋之子，以孝廉闻名乡里。史料评论他“为人动中绳尺，燕私无破倚容”，是一位为人称道的正直君子。明万历十三年，吴大缵以《戴记》中顺天乡试第四名——经魁，皇上传谕将其应试文章列为范文，四处传扬。明万历二十九年义乌发生大灾荒，“饿殍遍野”，吴大缵舍财赈济灾民，使方圆数十里的灾民得以存活。有一次，一股外地流窜盗贼来到义乌抢劫，他们听闻吴大缵的善举之后，相互告诫说：“这是吴公之乡，不可犯也！”于是秋毫无犯，悄然远遁，使这一带百姓免受劫难。义乌人感念其德，家家户户竞相悬挂他的影像，礼拜三十余年而不衰。侍御左宗郢曾上疏向朝廷举荐，称之为“江南贤良第一”。学使周延光也感叹“义乌吴孝廉实在难得”，亲书“真孝廉”匾额相赠。这便是大元吴氏“义”的另一面：在朝为官者戍边卫国，在家乡者则泽被桑梓，无论身在何处，都未曾忘记“义”的初衷。
吴存中，吴百朋之孙，其翰墨才情扬名天下。据说他出生时，祖父吴百朋曾梦见枯木生机，将其视作家族未来的希望。吴存中生性聪慧，自幼饱读诗书，尤其偏爱陆机与王维的诗文，同时在书法上亦有不凡造诣，登门求字者络绎不绝，还著有探讨书法心得的《书论》《字学》。1600年，23岁的吴存中进入南京国子监（太学）。当时国子监由礼部侍郎叶向高主持，他学识渊博，为人方正，待人接物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有一天，吴存中携自己的几篇读书心得登门拜谒，此时天寒，叶向高正拥炉而坐，展读未毕，遂整衣肃立，急忙吩咐侍者道：“快请吴家公子，当具宾主之礼相待，别以师生礼相见。”吴存中以文才打动了权高位重的叶向高，两人由此结下深厚情谊。吴存中所作《万历纪元三大征颂》，因其“汪洋恣肆，气势磅礴”的文采，被当时文豪李维祯盛赞“吾所不及”。可惜天不假年。1609年，吴存中赴京应试落榜，不久便郁郁而终，年仅32岁，留下四个年幼的儿子，长子便是吴之器。
吴之器，吴百朋曾孙，是藏书万卷、以笔传世的文坛砥柱。他8岁便能通读《史记》，11岁在童子试中夺魁，早早显露出惊人的才华。他将曾祖吴百朋创立的“抱瓮园”藏书楼改建为“明月斋”，收藏书籍达“十余楹”之多，数量极为可观。他终日沉浸于书海，废寝忘食，这份痴迷令人动容。吴之器曾立誓“不为宰相，则为谏官”。但因明末时局动荡，他空有抱负却报国无门，直言上谏后未被采纳。明朝灭亡后，他曾短暂仕清，但因强烈的遗民情结而辞职归隐，以实际行动坚守了乱世中的节义。辞官归隐后，吴之器潜心著书，其代表作《婺书》（共8卷）是一部记录金华地区名人行迹的重要地方史志，为后世保留了珍贵史料。此外，他还与友人结成了义乌历史上唯一的文学社团——“八咏楼社”，对当时的文坛影响深远。作为吴存中的长子，吴之器承袭并光大了家族的崇文之风，成为明末清初义乌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人物之一。
开枝散叶
大元吴氏的繁盛，不仅体现在科举仕宦的赫赫功名之上，更深刻地表征于后裔的广衍繁昌。一个家族的真正生命力，不仅仅在于出了多少高官显宦，更在于它能否跨越千年时光，持续开枝散叶，将血脉播撒至四方，将文脉赓续于人心。大元吴氏，正是这样一个在人口繁衍与文化传承两大维度上都创造了奇迹的千年宗族。
随着家族人口渐增，大元吴氏子孙逐渐向四周迁徙，形成了以大元村为中心的“吴氏十八村”——这是大元吴氏在义乌最早的聚居网络，也是其开枝散叶的第一圈层。据《北山寻踪》等资料的梳理，大元吴氏的早期聚居地涵盖了今江东街道的大元、青口、平畴、下湾、青南、西塘、沙溪、白莲塘、船埠头、后湖、寺下、西谷、石塔头、候儿、东新屋、江干等村，以及佛堂镇的吴头等地。这些村落环绕在大元村四周，如同众星拱月，构成了吴氏家族在义乌东部的核心聚居圈。
值得注意的是，大元吴氏的繁衍并非止步于大元周边。根据族谱资料，大元吴氏宗族内纪一世至九世世系显示，早在北宋中后期，吴氏后裔已经开始向东阳、浦江等周边县份迁徙。其中，吴造的后裔吴昆（字子玉），在元代初年便已迁居东阳乌门，将大元吴氏的文脉与家风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
从“吴德徙居”到“吴氏十八村”，再到向全县乃至周边县份的不断扩展，大元吴氏的繁衍模式呈现出清晰的“中心—外围—更外围”梯级结构：大元村是根脉之所系，十八村是第一圈层的枝干，义乌全县及周边县份则是更远的花朵与果实。这样一个层层拓展、步步延伸的繁衍格局，在义乌各大家族中极为少见，也正是大元吴氏千年不衰、绵延不绝的生动体现。
随着吴氏后裔的持续迁徙与繁衍，大元吴氏的势力不再局限于一隅，而是散布到了义乌全县的东西南北中各个方位。民间因此有了“吴半县”之说。所谓“吴半县”，并不是指吴氏人口恰好占了义乌全县人口的一半，也不是单指出了多少官员，而是形容大元吴氏后裔在义乌县境内分布之广、影响之深——“半县”的村落都有吴氏血脉延伸，正所谓“全县东西南北中，均有大元吴氏后裔”。其影响力还进一步扩展至东阳、浦江、武义等周边县份，辐射范围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义乌各大家族中独树一帜。
据史料记载，自吴造开基以来，大元吴氏至今已繁衍近四十代。据2000年统计，义乌吴姓人口已达6万余人；而根据2023年的数据，吴姓已成为义乌第三大姓氏，人口约5.26万人。一个县城能有近5.3万人同出一姓，且这些吴姓人口的绝大多数都可以追溯到大元村这一个源头，这在浙中地区乃至整个浙江省都极为罕见。不少文献提及义乌吴姓人口达8万余人，这一数据包含了周边县份吴氏后裔的总和。
徜徉在大元村中，仰望那块由杨时题写的“枢密院使”匾额，凝视那张泛黄的“吴氏十八村”分布图，不能不为一个家族跨越千年的繁衍故事而深深动容。从吴德徙居、父子相依的简陋茅屋，到六支吴氏遍布四方；从最初的大元一村，到义乌全县的“吴半县”格局——这一条迁徙与繁衍之路，是千年来吴氏子弟筚路蓝缕、代代接续的血脉传承史，更是大元吴氏“崇文尚学、耕读传家”精神最坚实的物质基础。它的目光所及，早已跨越了绵延群山与茫茫岁月，将文脉与义脉融进了义乌的乡土肌理，化为义乌精神的一部分，并将持续流淌下去，生生不息。
一府八院
在大元村中徐行漫步，老墙斑驳，青藤攀缘，处处可见岁月的沧桑。不经意间，一堵高耸的照壁矗立眼前——这正是尚书第照壁，义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明万历年间刑部尚书吴百朋府邸的一部分。照壁用水磨青砖砌成，四柱三间，面阔十余米，高五米，底部青石须弥座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砖石无言，却在砖缝间洇着数百年风雨的浸润。
大元村最为人称道的建筑格局，莫过于“一府八院”。“一府”为尚书府，“八院”分别为上院、下院、枢密院、昭院、中心院、马坊院、花院、前院。这一格局的妙处在于，古婺州有“一府八县”（金华府，辖金华、兰溪、义乌、东阳、永康、武义、浦江、汤溪八县），而在义乌方言中，“县”与“院”同音，于是大元村以“院”代“县”，将行政格局移植于村落布局之中——一座村庄，便是一座微缩的天下。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家与国视为一个统一的精神秩序。大元吴氏将自己的居所划分为“一府八院”，用意在于：这个家族不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封闭势力，而是国家秩序的内在组成部分；家族子弟的读书、做官、行善，都是对国家治理的积极参与。这是一种“家国同构”的价值表达，将八方的命运浓缩为八座院落的走向——向东，向西，向南，向北，每条里弄都通向更广阔的天地。
步入明末清初，这份文脉因为另一位奇女子的到来，增添了格外婉转的光彩。
仰止凝香
仰止堂坐北朝南，建于明末清初，一排五间两层构架，西边另建二间插厢。正堂一方木匾，上书“仰止”二字——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意。堂屋通透，一束光线透过雕花窗棂投在青石地面上。穿过天井，便是一方小小的园子，青石铺地，墙边修竹几丛——这就是香草园。
我推门而入，正堂中有一尊倪仁吉的塑像，清瘦而静穆。倪仁吉（1607–1685），这位从浦江远嫁而来的官宦之女，在十七岁时成为吴百朋的曾孙媳，嫁给了秀才吴之艺。她是明末清初罕见的巾帼奇才，集诗、画、书、绣于一身，时称“四艺俱绝”。她的绣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日本国家博物馆竞相珍藏，所著《凝香绣谱》是中国刺绣史上的第一部专著，早于清代丁佩的《绣谱》一百四十余年。然而，倪仁吉一生的底色，却是浓得化不开的悲凉与坚韧。
婚后仅三年，丈夫吴之艺便英年早逝。二十岁的倪仁吉一夜之间成为寡妇。据载，丈夫去世时她“恸绝复苏”，悲痛至极。她曾想过追随夫君而去，但最终选择了坚守，“白首完贞”五十九年，直至八十五岁高龄离世。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她独自住在这座仰止堂中，以诗画刺绣排解孤寂。
有一则动人的传说流传至今：入夜之后，倪仁吉为排解漫漫长夜的凄清，会抓起一把铜钱撒在楼板上，然后在黑暗中一枚一枚地摸索，捡起来，再撒出去，再摸，再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种将悲苦转化为日常仪式的坚韧，令我肃然起敬。
也正因了这份浸入骨髓的思念与孤寂，倪仁吉将胸中的万千情愫全部倾注于诗、画、绣之间，留下了《凝香阁诗稿》一卷，存诗三百余首，其中《山居四时杂咏》有百余首，细腻地记录了山居生活的点滴与内心的波澜。她的诗风，早期明丽婉转，晚年则沉郁真挚。在那首著名的《悼亡》中，她写道：“晓恶鸡咽暮悲钟，虚却深情我辈钟。孤馆无声犹似梦，空帷有案为谁供？残端点点皆价血，弃履尘尘尚剩踪。君自仙才宜应召，遥天何处更相从。”
“君自仙才宜应召，遥天何处更相从”一句，道尽了生离死别的无尽哀恸。而在《弹琴》一绝中，她以枯桐自喻：
“梨花小院午风轻，谩理冰丝入太清；一片枯桐心未死，至今犹发断肠声。”
“心未死”三字，重若千钧。这是一位失去了所有依靠的女性，依然要活下去的倔强与尊严。为了排遣忧愁，她还在园中遍植方竹。寻常的竹本是圆润的，她却偏爱那带棱角的方竹，种于庭中，以竹自况——她的孤高与坚守，从这方竹身上也可窥见一斑。
尽管哀思绵延数十年，倪仁吉从未忘记丈夫临终的嘱托——立嗣奉姑。她亲自操持家务，悉心照料婆婆龚氏孺人长达十三年。婆婆在临终前紧紧拉着她的手说：“好媳妇，真是难为你了。”这一句朴素的话语，含着一个婆婆对儿媳的全部歉意与感激。她在族亲的主持下过继了三房各一子为嗣，亲自办起家庭书院，孜孜不倦地为孩子们授课，灌输吴氏始祖的高尚品德。她告诫他们“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教育他们从小立志，让他们懂是非、辨丑美、识善恶、分真伪。每逢花朝月夕，她还带着孩子们到香草园浇水种花，到附近的山水胜景踏青写生——三个养子在倪仁吉的精心培育下，皆有所成。据嘉庆《义乌县志》记载：“云将、云亭皆食饩。云津声高黉序，誉满乡梓。”倪仁吉所培养的三个继子，全部在科举或学业上取得了成功。其中两人（云将、云亭）获得了官方的经济资助，是顶尖的秀才；另一人（云津）更是名声在外，誉满乡里。
儒家教化
在仰止堂不远处，有一座继志堂。这里是大元村的文化核心，长期作为“文化礼堂”使用。堂中展陈着吴氏源流、农耕器具、家训名篇，将数百年文脉浓缩于一堂。堂壁上悬挂着吴氏先贤的画像——吴尧、吴大年、吴百朋、吴大缵——他们神态各异的仪容，无声地讲述着一个家族的荣光与风骨。继志堂的名号，正如其字面含义：继志述事，承先启后。每一块牌匾，每一幅挂像，都在提醒着后人：莫忘祖辈的苦心孤诣，莫负耕读传家的初心。
九思堂则坐落在尚书府13号，是一座清代建筑，占地约240平方米，呈“凹”字形三合院，由堂楼和左右厢房组成。堂屋的匾额上，“九思”二字格外醒目。这两个字出自《论语·季氏》：“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吴氏先祖将“九思”刻在堂中，无疑寄望于后代在待人接物、为官持身的一切方面，都能时时以此九条准则自省。
九思堂不远处的承德堂（俗称“七幢”），在2006年由义乌市博物馆和村“两委”共同出资重修，2019年起正式作为大元村新文化礼堂投入使用。七幢始建于明代弘治元年（1488年），总面积达1460平方米，规模宏大，雕梁画栋，巍然高耸，蔚为壮观。堂内正厅悬挂着一块“承恩”匾，低调内敛，既象征着承接皇恩浩荡，也蕴含着承接祖宗基业、不忘根本的文化内涵。承德堂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个“活着的空间”——当一群老人围坐在堂中闲聊，指着墙上陈列的家训与世系图，不厌其烦地向外人讲述“吴半县”的起源时，这里就不再是一座静止的文物，而是一脉流动的宗族记忆。
隐匿在尚书府32号对面的四太婆井，名字里藏着一份温情——村民们口中的“四太婆”，正是那位诗画刺绣冠绝一时的才女倪仁吉。据说倪仁吉嫁入吴家时，陪嫁之物中就有这口井。我用掌心抚摸着被岁月磨得光滑如镜的青石井栏，探头望进去，水面幽深如镜，波光粼粼。井水至今清澈——虽已不再饮用，但村人依旧用它浇园。清冽的水一担一担打上来，浇灌的不仅是瓜果蔬菜，更是数百年来的村风与文脉。我捧起一掬井水尝了尝，清甜，冷冽——仿佛穿越了四百年的光阴，将我与此间的一切拉得很近，很近。
千秋善举
大元吴氏厚生利民、回馈桑梓的善举，跨越了数百年的岁月从未断绝。这种善举既出于仁爱之心，也是“义”在行动中的最佳呈现。
北宋吴圭（1068–1121），一位被乡里尊称为“本县施主”的大元后裔。大观四年（1110年），他慨然出资，在义乌绣湖之畔兴建大安寺塔。这是一座六面五层砖木结构的楼阁式古塔，历经近千年的风雨兵燹，至今巍然屹立。2019年，大安寺塔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义乌现存最古老的标志性建筑。吴圭以一己之财，为后世留下了一座“国保”，让“一人一塔”的佳话流传至今。
南宋吴彭年，出身显赫却毫无骄矜之气。庆元年间，知县薛扬祖筹划建造东江桥，因财政匮乏而向社会募资。吴彭年挺身而出，承诺并承担造桥所需的一半费用——这就是慷慨的“半桥之资”。更为难得的是，其夫人亦全力支持，从上游采购并运送了一半石料。夫妇同心、共担义举，这种朴素而磊落的担当，在乡土文化中尤为动人心魄。
清代吴周士，主要活动于乾隆年间，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乡绅。他不仅首倡捐建，更躬身组织了两座大桥的建造。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因佛堂渡口不便，吴周士与王以琳等乡绅倡议捐建万善桥（浮桥）。他作为主要召集人，毅然承担统筹重任，并首捐白银400两。更早的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因旧西江桥久塌，他出资另造浮桥于旧址西侧，捐建房屋、石亭，还捐田百亩以供常年养护。万善桥的建成，使佛堂镇迅速成为浙东四大名镇之一，铸就了佛堂商贸历史的辉煌。
塔与桥，原是最不起眼的乡土之物。然而，正是这些由吴氏族人亲手捐建、守护数百年的塔与桥，勾连起一幅大元吴氏义脉绵延的全景图：时间在向前推移，世代在更迭变换，那份超越时代、超越功名的仁义与节义，却始终没有断流。吴圭建塔、吴彭年造桥、吴周士捐资——跨越数百年的善举，串联起大元吴氏绵延不绝的公益传统。
义脉流衍
走在大元村的青石巷陌里，我一次又一次地追问自己：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一个家族近千年不衰？答案，或许藏在“义”这个字里。
义乌古称乌伤，得名于秦代孝子颜乌“葬亲躬畚锸，群乌衔土助之”的故事。颜乌葬父，孝感天地，为义乌打下了“孝义”的文化胎记。此后两千余年间，义脉不断扩展：初唐骆宾王以《讨曌檄文》展现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凛然气节——那是节义；宋代宗泽连上二十四道《乞回銮疏》，临终三呼“过河”——那是忠义；元代朱丹溪以“视病患如亲友”展现悬壶济世、仁心仁术的医者情怀——那是仁义。明代戚家军四千义乌子弟转战南北，屡建奇功——那是侠义；“敲糖帮”首创“出六进四”的利润规则，诚信待人——那是信义。这“六义”文化，构成了义乌持久不衰的人文底色。
而大元吴氏近千年的历史，几乎就是“六义”精神在一个家族身上最完整、最活生生的实践样本。
孝义：吴氏大宗祠的祭祀典礼、族人读谱叙系的礼仪，是孝文化从家庭扩展至宗族的体现。从吴造开基创业，到幼子吴德徙墓守居，再到历代吴氏子弟为父母守制、为宗族争光，“孝”在家在，家兴族旺。
忠义：从吴尧辅佐宋廷，到吴大年带兵抗金、特准建祠的朝廷褒奖，再到吴百朋为保卫大明海疆万里奔波、沙场建功勋，再到清初藏书家吴之器编纂《婺书》、保存文化火种的使命担当——吴氏后裔的报国之志绵延不绝。
节义：吴百朋离任“单车就道，一无所携”的清廉操守，吴大缵不慕权贵、赈济乡邻的贤良风骨，倪仁吉守寡近六十年仍以诗画刺绣成就一生的生命韧性与道德坚守——节义在大元村，不仅是一种道德规范，更是一种贯穿生命的姿态，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壮美。
仁义：吴圭建塔、吴彭年造桥、吴周士捐资400两首倡修桥并捐田百亩供养护——这些善举，是“仁”从个人修养走向社会关怀的具体实践。没有一条律法能强制他们施舍万金、捐半桥之资，但他们做了，因为在他们心中，“仁”是比法律更高的律法。
侠义：吴百朋抗击倭寇的沙场功勋，吴存中太学拜谒、敢于直言立论的胆识，吴大缵在盗匪过境时挺身而出保一方平安的义举——侠义在大元村，是一种“路见不平，挺身而出”的勇气，也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即便在和平年代，这份侠义依然化作对弱者的庇护和对乡里的守护。
信义：从宗族内部的血脉认同开始，信义逐步向更大范围的社会与商业秩序扩展，最终汇入义乌“小商品、大信义”的全球贸易版图。大元吴氏的家训与品格，为义乌商业文明的诚信底色贡献了千年的积淀。
古韵流芳
大元村北望青翠的尧山，南眺秀丽的南山——两山在这里深情地对望，见证着这片土地近千年的沧桑变迁。
如今的大元村已拥有历史古建筑14处，其中七幢（承德堂）、仰止堂、枢密院牌匾门楼、尚书第照壁等均列入了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九思堂修缮后将与继志堂、仰止堂等连成一片，形成统一的历史文化保护区。村里还组建了婺剧传承班、舞蹈队、舞龙队等十四支文艺队伍，为文化传承注入新的活力。
我在离开之际回头望去——夕阳的余晖洒在村前的老樟树上，投下长长的影子。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千年前的吴造，正是在这样一个黄昏里驻足南山，发出了“甲于一邑”的感叹。一个家族的几百年，其实就是历史的缩影。人事代谢，朝代更迭，世间的一切都在变，唯独有些东西沉淀下来，成为后人的资产。那便是“义”——一种道义，一种情义，一种信义，一种节义。在义乌，“义”早已超越一村一姓，成为整座城市的精神标识。
它也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图谱。因为，这样的村落，这样的家族，这样的“义脉”，在中国大地上从来不是孤例。从大元村“一府八院”的家国格局，到义乌“敲糖帮”走遍天下的传奇事业；从吴百朋“单车就道”的清廉节义，到当代义乌商人以诚信赢得全球市场的信义圭臬——一以贯之的，是那股跨越千年的义脉。从一家一户的伦理秩序延展到通联四海的商业文明，千年义脉在义乌从未中断。
明代学者吴之文（1600-1691，大元村人，刑部尚书吴百朋曾孙）在《柳洲画舫》中留下了清丽的吟唱：“柳色拖金缕，湖波绿皱分。彩旗堤外袅，画鼓酒中闻。月度千重树，桥穿万壑云。扁舟恣欢赏，人是谪仙群。”数百年前绣湖的明月，与桥上文人的身影，在诗行里一并留存。诗中的桥不是万善桥，诗中的人也非大元村人，但那份恬淡的诗意与家国交融的胸怀，却与大元文脉息息相通。如今的我们站在大元村的土地上，读着四百年前的诗词，看着九百年前的古匾，又何尝不是“谪仙群”中的一分子？
从苏州吴县的状元公吴相，到义乌大元的开基始祖吴造，再到这座村庄的实际创建者吴兆，祖孙三代的接力开基，为一千年的文脉扎下了最初的根。从北宋礼部尚书吴尧，到南宋兵部侍郎吴大年（因“子贵父荣”，朝廷施行“推恩令”追赠为兵部尚书），再到明代刑部尚书吴百朋，三代尚书的赫赫功业，见证着大元吴氏“崇文、尚武”精神的不断赓续与光大。从吴圭一人建塔，到吴彭年半桥之资，到吴周士“两桥一士”，再到吴大缵赈灾济民，代代乡贤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同一个真理：小义在修身，中义在齐家，大义济天下。
从倪仁吉的孤灯吟咏，到吴之器明月斋中的藏书万卷，到仰止堂、继志堂、九思堂、承德堂、四太婆井——这些“活着的文物”，无一不在默默诠释着大元村“崇文尚学、耕读传家”的千年文脉。他们留在青石巷弄间的脚步，活在屋宇井栏中的印记，正是此间最真切的义脉。这股源远流长的义脉，从远古的乌伤大地上渐渐汇聚，又在这个名叫“大元”的古村中汩汩奔涌，最终汇入了义乌“有情有义”的文化汪洋，千回百折，不曾断绝。
回程路上，西边天际的云霞，被落日染成了一片绯红，如火如缎。此时此刻，文天祥为吴相遗像写下的那几行赞词，又一次在心中响起：“酝色酿德，服义扬仁……云龙一时，风猷百世。”
千年了，风还在吹，义还在流。愿这义脉，长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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