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诤臣·虞复

印庸

华溪虞氏的文脉长河中，虞复是那根最先挺起的脊梁——他不仅是华溪村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更以其铮铮风骨为后世近三十位进士立下了精神的标杆。

家学与师承：一条文脉的起点

虞复，字从道，号远斋，一号东岩，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生于华溪村。他的早年求学经历，奠定了他一生学术与人格的基础。

他向东阳人倪千里求学，得永嘉《春秋》之学真传。倪千里是当时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学“以经术饰吏治”，强调儒学的经世致用。虞复在倪千里门下，不仅研习《春秋》大义，更深受浙东学派“务实”、“重民”思想的影响。这种学术训练，使他日后的为官之道始终以儒家的“仁政”、“爱民”为核心。

嘉定十六年（1223年），三十五岁的虞复由太学生登进士第。那一年，与他同榜登科的进士中，还有一个日后将与他产生深刻交集的名字——史嵩之。

从县尉到酒官：仕途肇始

虞复初入仕途，授迪功郎，任南康军都昌县尉，负责一县的治安与刑狱。县尉是个基层官职，负责缉捕盗贼、维护治安，直接与百姓打交道。正是在这个岗位上，虞复初次体验了基层治理的艰辛，也积累了最真实的民间经验。宝庆元年（1225年），他改任临安府杨村酒官，一个负责酒务税收的小官。从县尉到酒官，看似仕途平淡，但正是在这个不起眼的位置上，他做出了震动朝野之举。

《四十八规》：一篇千文言策的震撼

宋理宗刚刚登基时，年轻气盛，欲谋求一番作为，每天都请儒臣讲解治国安邦之道。恰逢朝廷诏令臣子为缉熙殿收藏的《四十八规》撰写疏注，虞复以杨村酒官的身份，为这份帝王箴言逐条作注上呈。宋理宗阅后大为赞赏，将其在文武大臣中传阅，又令学士抄录备案。

《四十八规》的原文分为四十八个条目，涵盖了为君为政的方方面面。虞复的疏注本得以完整保存至今，成为研究南宋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其条目包括：“敬天命、法祖宗、事亲、齐家、亲硕学、精六艺、崇节俭、惜名器、谨言语、戒喜怒、恶旨酒、远声色、伸刚断、肃纪纲、核名实、明赏罚、广视听、守信义、惧满盈、究远图、开公道、塞倖门、待耆老、奖忠直、储人才、访屠钓、尚儒术、保勇将、知勤劳、抑贪竞、进廉退、斥谄佞、鉴迎合、绝朋比、察谗间、禁苞苴、杜请讬、议释老、谨刑狱、哀鳏寡、伤暴露、罪亡为民、捐穷抚军、求善使过、宽民力、饬边备、旌死事、惩偷生。”

时任丞相叶梦鼎在《尚書吏部知瑞州府事遠齋虞公墓志銘》中评价虞复的注本“敷畅厥旨，有劝有戒”。这篇注疏使默默无闻的杨村酒官一跃进入最高决策者的视野。此后，虞复历任籍田令、武学谕、宗正寺正簿、太常博士，累迁大宗正丞。

北山四先生：承前启后的学术推手

在学术传承史上，虞复还有一个鲜为人知却至关重要的角色——他是连接南宋后期浙东学派与“北山四先生”的关键桥梁。

北山四先生是指由朱熹亲传弟子黄幹传入浙中后形成的理学传承谱系——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四人相继传承朱子之学，是婺州理学的中流砥柱。虞复与何基、王柏等人过从甚密，互为学术知交。他由浙东经制之学的路径研习《春秋》，与北山四先生以性理之学诠释经典的进路虽有差异，但同样尊奉朱熹的学术正统，在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中相互启发。

这条人脉网络在虞复归隐后尤为活跃。退居东岩的十五年里，他虽自号“远斋”，却并未与学术隔绝。他与何基、王柏的往来，使华溪虞氏与婺州主流理学圈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系。虞氏家族后来的“耕读传家”之所以能扎根深厚，不仅有赖于自身科举的成功，也与虞复时代建立的这层学术网络密切相关——华溪文脉之所以能在宋末元初的战火中存续不断，与虞复时代织就的这一学术人脉网络密不可分。

两度抗争：刚正不阿的权力书写

虞复一生中最具分量的篇章，是他与权相史嵩之的两次正面交锋。

第一次交锋发生在他任信州知州时。史嵩之主持都督府，欲以御札独揽列郡利权，独断专行。虞复不为权势所惧，毅然上表《爱养根本之说》，直言进谏，强调“爱养根本”——即以民为本、以国为重的执政原则。这次抗争使他被降为都郎官。

第二次交锋紧随其后。淳祐三年（1243年），御史金渊秉承史嵩之意旨弹劾虞复，他奉命“奉祠台州崇道观”，归隐家乡东岩，长达十五年。这十五年，是对南宋士大夫风骨的极致考验。

他到底在反对什么？当时的真实困境是这样的——蒙军压境，边防危急，史嵩之以“开督府”名义集中军政大权，“以御札画收列郡利权”。这背后隐藏着一个致命危险：在军事紧急状态下，以“权宜之计”的名义侵夺地方自主财权与军权，一旦开了先例，就会成为常态——中央集权过度膨胀，地方治理瘫痪，最终朝廷被权臣挟持。这正是汉唐以来中国政治的周期律。虞复的《爱养根本之说》，正是要戳破这层“权宜之计”的迷障。

对比史嵩之的治术——在外主持和议以妥协求苟安，在内以“御札”操控人事、排挤异己；虞复的《四十八规》和《爱养根本之说》则是一套完整的吏治与治国方略。两者的分野，本质上是士大夫气节与权臣权术的斗争。

归隐与复出：东岩岁月的光华

归隐东岩的十五年间，虞复自命书斋为“远斋”，拒绝与权贵结交。史书记载他“筑室东岩，累召不起”，每逢官府征辟，他都以病辞谢。这种“不合作”的姿态，是一种士大夫道德的自我认定——不仕暗主、不事权臣。他用沉默和笔耕，完成了对史嵩之政权的终极否定。

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大量著述。《成己集》四十余万言，史称“茹涵古今，啸咏泉石裕如也”。此外，他还编纂了《告蒙》《告忠》《远斋集》《孔峰集》等，总卷数达八十余卷。其中《告蒙》十三篇是为儿童编写的启蒙读物，自序曰：“今余作此十三篇以教儿子，亦家教之类也。”这种将儒家教化从庙堂延伸到家庭、从成人延伸到儿童的尝试，体现了他作为教育者的远见。

宝祐二年（1254年），丞相董槐力荐，虞复复出任尚书郎官，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三年任期中淡泊名利，屡屡要求到基层做官为民造福。后授宁国知府，将改知瑞州时诏命未下即被罢免，积阶至朝议大夫致仕。开庆元年（1259年），虞复卒于家，享年七十二岁。

诗文言志：《远斋集》中的泉石之音

虞复虽以气节直谏名世，其诗文造诣同样深湛。他归隐东岩后所作诗文，被时人誉为“茹涵古今，啸咏泉石裕如也”。

现存文献中虽难觅虞复诗作全貌，但从其《远斋集》的创作背景与仅存的序跋、奏议文字中，仍可窥见其诗文的若干特质：

其风格当以“清刚”二字概之。归隐后身处泉石之间，诗歌多写山林清趣、溪云松风，格调清雅淡远，是对世俗喧嚣的超脱；而他骨子里的士大夫气节使这些山水吟咏不落纤弱，往往在描摹自然中暗藏家国之思，形成一种“清而不弱、刚而不戾”的独特诗风。

他为《远斋告蒙》所作自序，是现存难得的直接文字：“授童蒙以经、子诸书，其句读长短不齐，或弗便于诵习；书坊印行小诗杂文，又非启迪性窦所宜。……今余作此十三篇以教儿子，亦家教之类也。”短短百余字中，既有对教育现状的精准观察，也流露出儒家“幼学为王道之基”的深沉理念。语气平实简古，不事雕琢，与其人风骨如出一辙——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全篇81卷著作虽历经战乱散佚大半，但其高度已见一斑。

“父子三进士”：文脉的接续

虞复一生最大之欣慰，是其两个儿子虞琼、虞理皆登进士第，成就了华溪虞氏历史上“父子三进士”的佳话。这不仅是科举功名的传承，更是家风与文脉的代际延续。当虞复在《告蒙》自序中写下“今余作此十三篇以教儿子，亦家教之类也”时，他的教化之心已然预见，这个家族将在他身后继续开枝散叶、绵延不绝。

虞复去世后葬于义乌十都龙祈乡溪西之原（今楂林施宅村旁）。1990年11月7日，义乌市人民政府将其墓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一座南宋古墓，在近八百年的风雨中依然矗立，见证了华溪文脉的绵延不绝——这是历史对一个正直灵魂最沉默却最有力的肯定。

虞复的一生，是南宋中后期士大夫的典型缩影。他不是政坛最耀眼的那颗星，但他是那盏在黑暗中不熄灭的灯。华溪村的千年文脉之所以能够持续流芳，不仅因为有虞守愚那样官至尚书的宠臣，还因为有虞复这样在国家危难之际坚持原则、不与权臣同流合污的“清流”。

作为华溪第一个进士，他以《四十八规》构建议政框架，以《爱养根本之说》发出政治宣言，以八十余卷著述定义学术格局，更以其刚正不阿的道德风骨为后世虞氏子弟定义了“华溪进士”四个字的真正分量。他留给华溪村的，不是高官厚禄，而是一个读书人的风骨；他留给后世的，不是锦绣文章，而是一个时代士大夫的良心。

正如华溪村文化礼堂负责人所说：“虞复为官清廉，施政有方，在我国历史上都留有可圈可点的功绩。”一个“酒官”出身的进士，以一种近乎偏执的刚直，书写了华溪虞氏文脉的第一页。此后数百年，华溪村走出了近三十位进士，他们或许比虞复官做得更大，但谁也超越不了他那份“宁折不弯”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