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在《文宪集》卷十《叶由庚传》的末尾，写下了一段令人动容的赞语：“婺传朱子之学而得其真者，何基则受经朱子之高第弟子黄幹，而王柏则基之门人也。至若徐侨，亲承指授于朱子，而由庚从侨游者最久，又尽得其说焉。”将叶由庚与何基、王柏并置，分别以“醇”“明”“通”三字概括三人的学术品格——“何基深潜冲澹，得学之醇；王柏通睿绝识，得学之明；叶由庚精详畅达，得学之通”。
这三字评语，字字千钧。而叶由庚所得之“通”，恰是其一生学术品格最精准的写照。读罢《叶由庚传》，我久久不能释怀的，正是这个“通”字——它既是一个人的学术风格，也是一条道统的宿命。
一、口吃者与“通”斋
叶由庚生而口吃。这是一个令人心颤的细节。一个口吃的人，偏偏嗜书如命，偏偏走上了一条以讲学传道为志业的道路。口吃意味着表达的艰难，意味着每一个字从唇齿间挣脱出来都要经历比常人更多的挣扎。而他偏偏选择了最需要表达的职业。
他早年从周大亨学习《春秋》，预备科举，“试有司不中，遂绝意进取”。科举的失利，对一个口吃者而言，或许还夹杂着面试时的窘迫与屈辱。但他没有沉沦，而是转身走向了另一条路——当时徐侨正在家乡倡明朱熹之学，“四方人士多集其门，由庚执经从之”。
徐侨传授给他“中、诚、仁、命、性、心”六字之说。叶由庚得此后，“蚤夜磨砺，探穷经旨，验之于躬行，期凝合而无间”。一个口吃的人，用最笨拙也最诚实的方式——昼夜不息的磨砺、身体力行的验证——去消化那六个字。徐侨观察了许久，对人说：“成父从侨最久，静愿无他好，讲学意趣殊深，吾道为有所托矣。”
于是徐侨为他题写了斋名：“通斋”。并且告诫他：“心体之流行，即天运之流行也。无乎不通而塞之，其人物矣。”
这句话值得反复咀嚼。徐侨说的不是学术上的“博通”，不是知识上的“贯通”，而是更根本的东西——心体的流动就是天道的流动，如果哪里不通畅而堵塞了它，那就不成其为人了。“通”在这里，首先是一种生命状态：心不被外物堵塞，理不被私欲隔断，人与天之间没有障碍。一个口吃的人，徐侨却给了他一个“通”字——这是何等的期许，又是何等的慈悲。
叶由庚“佩之终身”。这四个字，轻描淡写，却是一个人用一辈子去兑现的承诺。
二、“真”从何来：师承之正与为学之诚
宋濂说叶由庚“得朱熹之学真传”，这个“真”首先来自师承的纯粹性。
朱熹之学传入婺州，有两条脉络。一条是黄幹—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的“北山四先生”一系，被官方推为“理学正宗”。另一条是徐侨—叶由庚一系。徐侨是朱熹的亲炙弟子——“亲承指授于朱子”。叶由庚从徐侨游“最久”，“尽得其说”。这意味着他所接受的朱子学，未经中间环节的转述与稀释，是朱熹之学在婺州最原初的面貌。
但师承之“真”只是起点。真正的“真”，需要为学之“诚”来守护。
叶由庚的为学之诚，体现在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原则上：“不立异，不苟同，虚己精索，必求真是之归”。不标新立异，不盲目附和，虚心地、精细地探索，一定要找到真正的道理——即使“十往返不厌”。
他与何基、王柏的学术论辩，最能体现这种品格。
何基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弥补了伏羲《先天图》的未尽之处。叶由庚则提出了不同看法：“《太极图》与《先天图》实相表里，固不待预见《先天图》而暗与之合。”他进一步指出：“《先天》乃伏羲所图，无非法象自然之妙；《太极》乃周子自出心思，拟形画象而为之者。”二图各有其独立的义理价值，“图虽不同，而其理则未尝不一”，正“不必将《先天图》比并参较也”。
这场论辩的意义在于：叶由庚不因为何基是朱学正传就放弃自己的判断，也不因为要与何基“保持一致”而隐藏自己的见解。他以“虚己精索”的态度独立思考，以“必求真是”的标准据理力争。何基最终“深服其言”。
另一场论辩更为关键。王柏试图重新编纂《论语》，将其按主题分类合并为《鲁经章句》，以《大学》《中庸》《孟子》为传。叶由庚直言：“记录之书，非经体也。移易固未为不可，第《论语》乃孔子之微言，与他记录者实殊，非可以绪分类合也。”他引述朱熹的担忧：南轩张栻曾按程子之意分类汇集孔子论仁的言论，朱熹尚且担心这会“长学者欲速好径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更何况孔子的言论，“诚有不可破坏者”。
叶由庚的观点，表面上是关于经典编纂的学术讨论，深层却关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如何对待圣人之言？是按我们的方便去重新编排，还是以敬畏之心保留其原初的样貌？他的答案斩钉截铁：“夫欲尊之曰经者，以其大公至正，为万世常行之道，不可下同诸子并称，不必类合而经始尊也。”经典的尊严，不在于我们如何编排它，而在于它本身就是不可破坏的。
这种对经典的敬畏、对真理的执着、对独立思考的坚持——三者合一，才是叶由庚“得朱子之真”的真正内涵。他得到的不仅是朱熹的学说，更是朱熹治学的精神：不盲从、不固守、不逢迎，只服从真理本身。
三、“通”的三重维度
“精详畅达，得学之通”——宋濂的这个评价，需要从三个维度来理解。
第一重：贯通经旨。叶由庚从徐侨那里接受了“中、诚、仁、命、性、心”六字之说，但他不是死记硬背，而是“探穷经旨”——将这六个字放入整个儒家经典体系中去理解，使其相互贯通、彼此发明。六字殊名，其理则一。他看到的不是六个孤立的概念，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第二重：贯通知行。叶由庚最著名的教诲是：“古之人知行并进，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若缠蔽于文字间，待其知至而后行，是终无可行之日也。”这段话击中了理学的核心命题。朱熹讲“知行相须”，但后学往往走向两个极端：或空谈义理而不践履，或盲目行动而不明理。叶由庚的“知行并进”，强调的是知与行的同步性——不是知先行后，也不是行先知后，而是在生命的每一个当下，知与行同时发生、相互滋养。“闻善即行”，听到就去做，不等待、不拖延、不为自己找借口。如果被文字所束缚，等“知至”了再去“行”，“是终无可行之日也”——因为“知”永远没有“至”的时候。
第三重：贯通天人。徐侨告诫叶由庚的那句话——“心体之流行，即天运之流行也”——揭示了“通”的最高境界。人心不是孤悬于宇宙之外的独立存在，心的流动就是天道的流动。当人心不被私欲堵塞、不被外物遮蔽时，它自然与天道同流。这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状态；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法。
叶由庚“为人端重寡言笑，燕居谨独，盛服不去身。暑月则冠云巾，衣素纱深衣，终日澄坐”。他谨守朱熹《家礼》，“四时之祭，豫戒内外祗事，具馔必丰洁，冥币必署名封识”。“问道考德者，户外之屦常满”。他的学问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活在他每一天的起居坐卧、祭祀冠婚之中的。
叶由庚的悲剧性，在于他守住了一条道统，却没能传下去。
宋濂在《叶由庚传》之外的另一处记载中写道：“徐公游最久，而尽传公之学者，曰通斋隐君叶由庚。公既没，隐君与文定、文宪皆以道学为东南之望。及隐君没，而其学遂莫之传。”
“其学遂莫之传”——六个字，是一个道统的终结。
叶由庚并非没有弟子。王炎泽、黄溍等都曾从他受学。但“其学遂莫之传”的意思是：那种从朱熹到徐侨再到叶由庚的、未经中间环节转述的、原初形态的朱子学，随着叶由庚的离世而永远消失了。“北山四先生”一系当然辉煌，但那已经是经过何基、王柏等人发展改造后的朱子学。徐侨—叶由庚这一脉所守护的，是朱熹之学在婺州最原初的面貌。这个面貌随着叶由庚的离去，再也没有人能够完整地传递下去了。
宋濂在《叶由庚传》的赞语中感叹：“九京可作，濂当为执鞭焉。”倘若九泉之下可与之交往，我宋濂情愿为他执鞭随行。这不是客套，这是一个后来者对一条已经断绝的道统的深情追慕。
但叶由庚的“通”，并没有真的断绝。它通过另一种方式延续了下去。
石一鳌—黄溍—宋濂这一脉，走的是一条将“举子业”与“理学”相融合的道路。石一鳌既教出了状元王龙泽，又培养了大儒黄溍；黄溍既是进士，又是“儒林四杰”；宋濂既是开国文臣，又是理学大师。他们找到了让理学在世间延续的方式——以书院为依托，以人才培养为路径，将纯粹的理学精神注入可传承的制度与文本之中。
而叶由庚所守护的那种纯粹——不涉仕途、不求闻达、不务著书、唯以躬行践履为学的纯粹——则在更隐秘的层面上，成为这条脉络的精神底色。石一鳌晚年“其为说不皆本于徐氏”的学术创新，黄溍在《墓表》中对“彼”与“此”的深刻辨析，宋濂对叶由庚“得朱子之真”的郑重确认——都可以看作是对叶由庚所守护的那种“真”的遥远回响。
叶由庚一生不务著书，“仅有《论语纂遗》若干卷、诗文若干卷、《瘦叟自志》一卷，藏于家”。他的著作大多散佚了。但他留下的那个“通”字，却在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心中，继续流动。
五、通斋之“通”的当代启示
掩卷沉思，叶由庚的一生给我最大的震撼，不是他的学问有多精深，而是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回答了那个古老的问题：一个人如何在喧嚣的时代里，守住内心的“通”？
他生而口吃，这是一个生理的“不通”。但他用一生的磨砺，将这种“不通”转化为了“通”的起点。因为口吃，他少了许多无谓的言辞；因为口吃，他更专注于内心的澄思；因为口吃，他更懂得每一个字的分量。徐侨给他的“通”字，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预言——真正的“通”，往往始于最深的“不通”。
他科举失利，这是一个命运的“不通”。但他转身走向了徐侨的门下，走向了一条更寂寞的道路。他没有何基、王柏那样的学术声名，没有金履祥、许谦那样绵延的传承谱系。他更像一个孤独的守夜人——守着朱熹—徐侨传下来的那盏灯，灯没灭，但周围的人越来越少。真正的“通”，往往需要穿越最深的孤独。
他的学问“遂莫之传”，这是一个历史的“不通”。但他的精神通过石一鳌、黄溍、宋濂这条脉络，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了下去。真正的“通”，从来不以看得见的方式流通。
七百多年后，义乌后宅的“芦塘通斋”文化客厅已然建成。人们在那里散步、赏景、了解家乡的历史。那个口吃的老人，那个孤独的守夜人，那个“精详畅达，得学之通”的理学家，终于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他生长的那片土地上。
通斋之“通”，终究没有被堵塞。
附宋濂《叶由庚传》全文
叶由庚，字成父，义乌人。伯祖维芑、祖维休，连擢进士第。父蓁，字实之，以世科累迁太常寺主簿。轮对，言中书政本，宜清心正已以求贤为务，时宰不乐，改军器监丞，差知荆门军。建堡栅，开沟洫，蒐练民兵，人思奋厉。会京西帅幕建议筑城东、蒙两山之巅，蓁以山无水泉且非敌路，条其不便者六。制置使赵方主先入之说，不从，蓁叹曰：“敝民误国，宁有避耳！”遂解印绶去。有旨除夔路转运判官，俄复予祠，寻差知武冈军，未上而卒。
由庚生而口吃，嗜读书。从周大亨习《春秋》为举子业，试有司不中，遂绝意进取。时丹溪徐侨倡明考亭朱子之学，四方人士多集其门，由庚执经从之。侨授以中、诚、仁、命、性、心六字之说。由庚早夜磨砺，探穷经旨，验之于躬行，期凝合而无间。侨谓人曰：“成父从侨最久，静愿无他好，讲学意趣殊深，吾道为有所托矣。”遂以“通”名其斋居，且戒之曰：“心体之流行，即天运之流行也。无乎不通而塞之，其人物矣。”由庚佩之终身。
金华何基、王柏，皆宗朱子学，次第相传，远有端绪，皆慕由庚造诣真切，相与贻书辨析，至无虚月。基疑周子《太极图》补《先天图》之未备，其辞多云云。由庚则曰：“《太极图》与《先天图》实相表里，固不待预见《先天图》而暗与之合。《先天》有图，其辞已具于《大传》、《说卦》中，亦不待邵子别为论议而后明。况《先天》乃伏羲所图，无非法象自然之妙；《太极》乃周子自出心思，拟形画象而为之者。《先天图》当作《先天图》观之，《太极图》当作《太极图》观之，图虽不同，而其理则未尝不一也。若曰周子之为图尽在于‘修’之一言，使学者可以用功，谓之随时立教，至是益备则可耳，切不可谓阴有以补《先天图》之未备也。《先天图》自太极生两仪，加倍而为四、八以至于六十四，左自一阳而六阳，右自一阴而六阴，自然生生不穷，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太极图》止于四象，以为火、水、木、金，即其中以为土，说至五行辄止。各有其义，未易优劣，正不必将《先天图》比并参较也。”
柏以《论语》属词联事，集为《鲁经章句》，而以《大学》《中庸》《孟子》为之传，已整比成卷，质之由庚。由庚则又曰：“记录之书，非经体也，移易固未为不可。第《论语》乃孔子之微言，与他记录者实殊，非可以绪分类合也。南轩张子以程子之意类聚孔孟言仁，朱子犹恐长学者欲速好径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又况孔子之言，诚有不可破坏者。以今第一卷首条‘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类为夫子出处，若入门人记孔子德容之盛，未为不可。第二卷首条‘尧曰：至公则说’，乃弟子于终篇特记圣学之传，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与《孟子》篇终历叙道统同一意，亦恐不但思古伤今而已也。今欲尊四书为《鲁经》，唯以孔子格言大训与问答之语为经，门人所自言及子思、孟子之书为传，则庶几尔。夫欲尊之曰经者，以其大公至正，为万世常行之道，不可下同诸子并称，不必类合而经始尊也。”基、柏皆深服其言。
由庚于讲切义理，不立异，不苟同，虚已精索，必求真是之归，虽十往返不厌。然其为人端重寡言笑，燕居谨独，盛服不去身。暑月则冠云巾，衣素纱深衣，终日澄坐。四时之祭，豫戒内外祗事，具馔必丰洁，冥币必署名封识，如期行事。命弟子为傧，赞奠献，告庙成，彻俎而退，则以馂馀飨宗人。若冠、若昏、若丧，亦皆遵朱子《家礼》。
问道考德者，户外之屦常满。其诲学者曰：“古之人知行并进，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若纒蔽于文字间，待其知至而后行，是终无可行之日也。”人以为名言。
县大夫过门问政，多以谨义利之辨及视民如伤告之，邑民阴被其赐。部使者蔡抗及郡守赵汝腾、赵孟傅，先后具书币请由庚摄丽泽书院山长，虽皆力辞，而名闻益显，妇人女子亦知其为修身践行之士也。
前至元己卯（1279）五月，年七十八卒。无子，以族子遐孙为后。平生不务著书，虽研濂洛诸家之说以教人，仅有《论语纂遗》若干卷、诗文若干卷、《瘦叟自志》一卷，藏于家。
赞曰：婺传朱子之学而得其真者，何基则受经朱子之高第弟子黄幹，而王柏则基之门人也。至若徐侨，亲承指授于朱子，而由庚从侨游者最久，又尽得其说焉。及侨既没，由庚与基、柏遂以道学为东南倡。评者谓基深潜冲澹，得学之醇；柏通睿绝识，得学之明；由庚精详畅达，得学之通。考其一时化迪之盛，入其室者殆如春风和气之袭人，从容一言之加，辄晬面盎背，而鄙吝为之消尽。呜呼，何其盛哉！九京可作，濂当为执鞭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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