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义乌方氏自北宋元丰年间迁居以来，历经近千年繁衍生息，形成了以方大宗祠为精神坐标、以“义门方”精神为文化内核的宗族体系。本文以方大宗祠为纽带，全面考证义乌方氏流源，梳理始迁祖方沉、“三进士”及历代先贤的作为与贡献，探讨宋濂《义乌方府君墓志铭》与翁同龢、方聚星忘年交的文献印证与人文连接作用，阐释匾额楹联的文化意蕴，进而揭示“义门方”精神与义乌“六义”文化同根同源、涵濡互摄的内在关联，论证方大宗祠作为中国乡村家族宗祠精神标识与文化高地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义乌方氏；方大宗祠；“义门方”精神；“六义”文化；宗族文化
一、引言：一座宗祠与一座城市的精神对话
义乌市后宅街道塘下村，草色婆娑，溪水潺湲，方大宗祠端然伫立，白墙黛瓦，飞檐起落。八百年光阴在砖木之间沉淀为一种静谧的力量。不远处，高铁与高速凌空交汇，现代化的交通动脉从这片古老土地的边缘呼啸而过——静默与喧嚣，在同一片天空下各自奔流。2019年，方大宗祠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真正让这座宗祠超越一般文保单位的，是其以砖石木瓦写就的一套完整而精妙的建筑语言体系，以及这一语言体系所承载的千年文脉与精神标高。
方大宗祠并非孤立的文化遗存。它前有香溪如练，源自香山岭——那里是南宋“乌伤四君子”之首喻良能读书交游的洞天福地；后有戚岭如屏，蜿蜒直通浦江——相传为戚继光招募义乌兵的必经之路。而方大宗祠的左后方，稠岩（德胜岩）巍然耸立，这座山峦的“稠叠”之姿，曾为义乌赋予“稠州”之名——方氏的宗祠，恰好坐落在城市命名的源头之侧。一水一山一岩之间，是文脉、武魄与城市精神的三重护佑。方大宗祠本身，正是义乌方氏千年流源的精神坐标，也是“义门方”精神与义乌“六义”文化涵濡互摄的鲜活见证。
二、稠岩巍峨：义乌的精神坐标与方氏的地理根脉
（一）稠岩：义乌之“稠”的千年记忆
在义乌城北后宅街道，海拔381.7米的德胜岩因山峦稠叠又称稠岩。唐武德四年（621年），朝廷以此山“山峦稠叠”之景，将当时的“乌伤县”改置为“稠州”——义乌的城市之名，由此山而来。德胜岩“它的山川既美，不仅在于它的风景，而在于它是义乌的开端，更是义乌的精神象征”。每逢重阳佳节，义乌人总要登上稠岩，“不仅仅是为了登高，更是为了体验一种说不清道不完的思绪”。
稠岩之于义乌，正如方大宗祠之于方氏——都是“根”的所在。
方大宗祠位于后宅街道塘下村，稠岩在方大宗祠的东北方向，直线距离不过数里。始迁祖方沉正是受梦兆指引来到“川塘山背”——这一带正是稠岩脚下。换言之，方氏在义乌的开基之地，恰恰是义乌这座城市名称的起源之地。方氏扎根义乌的时间——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距稠州得名的唐代已过去四百余年，但方沉选择在这片“山峦稠叠”的土地上落脚，冥冥中完成了家族命运与城市文脉的第一次接续。
明代大儒宋濂在《义乌方府君墓志铭》中开篇便写道：“宋元丰间，有讳沉者，自严陵白云原徙居义乌之稠岩。”一个“稠岩”二字，将方氏的家族史与义乌的城市史紧紧捆绑在了一起。方大宗祠的子孙，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座“义乌开端”之山的脚下——他们的血脉里，流淌的不仅是方氏的血，更是这座城市的根。
（三）香溪与戚岭：山水之间的文武之道
方大宗祠前有香溪，源自香山岭——那里是南宋“乌伤四君子”之首喻良能读书交游的洞天福地。香溪全长十五公里，流经毛店桥头、双溪、龙回、后深塘等地，最终在井头山东北汇入义乌江。喻良能的学养化作涓涓细流，润泽了方大宗祠的根脉。
方大宗祠后有戚家岭，蜿蜒起伏，连通义乌与浦江，全长约3500米。相传戚继光招募义乌兵时，无数青壮年正是经由这条山道奔赴抗倭前线。这一文一武、一柔一刚的山水格局，恰如天地为方氏子孙精心布置的生命寓言——前有文脉滋养，后有武魄支撑。
三、流源考：从白云源到稠岩川塘的千年迁徙
（一）姓氏起源与远祖谱系
方姓之源，可上溯至黄帝时期。《世本》及《风俗通义》均载方氏为方雷氏之后——方雷氏乃炎帝神农氏八世孙帝榆罔之长子，因助黄帝伐蚩尤有功，被封于方山，子孙以地为氏。另有《通志·氏族略》云“周大夫方叔之后，以字为氏”。无论采信何种说法，方氏皆为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
义乌方氏的直接远祖，可追溯至晚唐著名诗人方干（809-888），字雄飞，号玄英。方干布衣终身，隐居桐庐白云源，以诗名世而不慕荣利。他虽一生未仕，但“诗书传家、孝义立族”的精神，为方氏注入了深厚的文脉基因。北宋名臣范仲淹为其画像配享严子陵祠，南宋高宗赵构亲笔题诗御赞。义乌方氏两大支系——川塘方氏与香山方氏——均出自方干之后。
（二）川塘方氏：方沉开基与“龙凤”之兆
义乌“稠岩石川塘方氏”，始迁于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始迁祖方沉（1027-？），字实之（一说宝之），世居睦州白云源（今杭州桐庐一带）。
关于方沉迁居义乌的缘由，方氏宗谱记载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传说：方沉在一天夜里梦到高人指点——“看到有龙凤栖息之地，即可住下。”他一路行来，至川塘山背（今德胜岩一带），看见一只雉鸡与一条蛇，顿时悟出这便是梦中“龙凤”，于是决定在此定居。这一“梦遇龙凤择地而居”的传说，不仅是方氏家族记忆的起点，更赋予方氏在义乌的开基以天命所归的神秘色彩。
方沉定居后，家族繁衍日盛。到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时，方氏家族已颇具规模，开始编纂族谱。据现有史料查核，从南宋至民国，族谱共修25次。方沉公生于1027年，2026年恰逢其诞辰一千周年——千年基业，由此发端。
（三）香山方氏：同源异流的另一脉
义乌方氏的另一重要支系为“香山方氏”。其始迁祖方洙于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为躲避兵祸，同样从睦州白云源迁至义乌，定居于“香山之西”的“西方”。两大支系迁居时间相差约四十年，迁居原因一为主动择居、一为避兵祸，但同出方干之后、同源白云之根，血脉相连、文脉相通，共同构成了义乌方氏的主体。
（四）方大宗祠的兴建与沿革
方氏宗祠始建于南宋时期，由方伯达（字通钦）营建，建于上方村镇圣殿之东。方伯达作为方大宗祠的始建者，其功绩虽在历史长河中鲜有详载，但他主持营建宗祠的开创之功，为方氏家族在义乌的千年基业奠定了最核心的物质与精神基石。
明嘉靖年间（1522-1566），宗祠迁至塘下村现址。明万历甲辰年（1604年）曾予扩建。清咸丰十年（1860年），宗祠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同治六年（1867年）始在原址重建，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方告建成——从焚毁到重生，历时三十六年。
值得注意的是，方大宗祠在明万历基址上重建，建筑平面“基本上仍保存明代晚期的风格”，飨堂、门厅台基、方池栏杆等均为明代遗物。这种“建筑层累”的文本特征，使得方大宗祠本身就成为了一部不用纸张、不靠文字的家族编年史。
祠建成后未曾大修，1997年由宗族筹资对方大宗祠进行保养维护。2025年，宗祠管委会主持修缮了门前的“五石桥”与“旗杆石”。
（五）方大宗祠周边村落与人口
方大宗祠周围现有14个自然村，都住着方氏子孙。据村民介绍：“如上方、塘下、李祖、倪村、杨畈田、杨树下，等等。”目前已有约18000族人在附近定居。每年都有来自河南、安徽乃至香港、台湾等地的方氏后人前来寻根祭拜。
四、人物志：先贤的作为与名儒的陪衬
（一）“三进士”：方氏科举的璀璨星辰
方大宗祠“山面纵贯三座五花马头”，乡人相传寓意方氏族中“连中三进士”。这“三进士”即方应龙、方文彬、方聚星，他们分别代表了方氏在不同时代的辉煌。
方应龙是义乌方氏第一位考取进士的先祖。南宋嘉定癸未年（1223年），方应龙登进士第，官终大冶丞。据宋濂《义乌方府君墓志铭》记载，“当五世时，又有讳应龙者，登嘉定癸未进士第，官终大冶丞，其族望尝显矣”。方应龙“以进士起家而族益大”，他的成功让方氏一族声望日隆，真正成为义乌当地的显赫家族。
方文彬是上方村的始迁祖。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方文彬由科举入仕考中进士后，看中上方村的风水，在此定居开基。上方村自此成为义乌方氏的重要聚落，迄今已有八百余年历史。
方聚星是清代武进士的杰出代表。清咸丰六年（1856年），方聚星考中武进士，与晚清著名政治家翁同龢状元及第是同一年。方聚星曾任两江总督部堂武巡厅，分管长江下游一带防务。他为官36年，始终治军严明，与士卒同甘共苦，是百姓口中的清明官。
方聚星与兄弟五人于清咸丰乙卯年（1855年）建造了“五常堂”（又名进士第），整座建筑由东西并联的正屋与横屋组成，共36间。“五常”取自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体现了方聚星深受正统儒家价值观影响。五常堂如今已成为上方村的文化礼堂和红色文化传承基地。
（二）方天瑞与宋濂：姻亲之缘与家族记忆
方天瑞（字景云）是方氏第九世孙。他的母亲喻氏是“绍兴丁丑进士工部郎中喻公良能五世孙也”——喻良能正是“乌伤四君子”之首、号“香山先生”的那位大儒。方氏家族不仅通过方沉完成了地理上的扎根，更通过与喻良能家族的通婚，完成了文化血脉上的深度融合。
方天瑞以孝义与诚信闻名。据宋濂《义乌方府君墓志铭》记载，他六岁时勇救落水同伴；成年后“昏定辰省，虽大暑寒不废”，父母劝阻，他跪答“子职当如是，不为劳也”；与人交往“重然诺”，曾在暴风疾雨中冒雨赴约，笑曰“吾与人期，不欲爽信耳”；对借贷无力偿还者“置不问”。
撰写这篇墓志铭的宋濂（1310-1381），是明初“开国文臣之首”，其子宋璲娶了方天瑞之女为妻。方天瑞临终前特意嘱托宋璲向父亲求铭，宋濂“泣下沾襟”后郑重执笔。这篇墓志铭因此有了超越一般应酬文字的情感重量与历史温度。
（三）方天与、方天锡：墓志铭中的贤兄
宋濂的《义乌方府君墓志铭》不仅记录了方天瑞的生平，还以相当篇幅记述了他的两位兄长——方天与（字景贤）和方天锡（字景范）。
方天与“博通书传，善滑稽，士无贤不肖，皆乐与游”，尤其精通《黄帝内经》之学，“有疾者恒依之”——他不仅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儒者，更是一位悬壶济世的医家。
方天锡则“渊深而简默，遇胜友论诗，辄抵掌剧辨，衮衮如泉源发，不见其穷”——他是一位沉默寡言却才华横溢的诗人，遇到知音便滔滔不绝，诗思如泉涌。
宋濂感叹道：方天瑞作为弟弟，“固难为弟矣，亦复翘然与之抗衡，非聪明绝伦不能也”——作为弟弟固然很难超越两位兄长，但他却卓然挺立、与兄长们不相上下，若非聪明绝伦是做不到的。
方天与、方天锡、方天瑞三兄弟，一精医术、一擅诗文、一以孝义著称，各有所长、各成气象，共同构成了方氏家族在宋明之际的文化高峰。
（四）翁同龢与方聚星：帝师与武官的忘年之交
方聚星与翁同龢的忘年交，是方氏家族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段佳话。
翁同龢（1830-1904），字声甫，号叔平，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先后担任清同治、光绪两代帝师。他是晚清著名的清流领袖，以刚正不阿、直言敢谏著称。
一位是帝国中枢的帝师，一位是偏居义乌乡村的武官；一位是状元出身的文臣，一位是武科场上的进士——身份悬殊、年龄悬殊，却因共同的儒家道义追求而成为挚友。在方聚星60岁生日时，翁同龢亲自撰写《方聚星六十寿赞》作为贺礼。以帝师之尊为一位地方武官贺寿并作文，本身就是两人深厚情谊的铁证。
这份忘年交的背后，是咸丰六年（1856年）的“文武同辉”——翁同龢蟾宫折桂高中状元，方聚星武科场上过关斩将考中武进士。同一年金榜题名的缘分，让两人在日后相识时多了一份天然的亲近。翁同龢虽为文人，却处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时代，深知武备的重要——他为一位武进士作寿赞，既是对友人个人功业的肯定，也寄托了其对国家强兵卫国的深切期许。
（五）红色双杰：方氏的家国担当
上方村不仅是方氏科举的荣耀之地，更是红色革命的摇篮。这里走出了两位助燃义乌“星星之火”的革命先驱。
方元永（1907-1991）是第一位在义乌本地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共党员。1926年，他回乡投身革命，主编义乌首份革命报刊《乌城报》（一说《乌喊报》），以笔为枪唤醒民众。1927年被通缉，1930年在杭州被捕。抗日战争开始后，方元永回到上方村，在村内办民众夜校，宣传抗日，积极进行抗战活动。
方城顺（1903-？）是川塘方氏二十四世孙。他是义乌党建第一人，领导建立了义乌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前洪村党支部，是中共义乌县委的首位筹建人。1928年4月，方城顺建立上方村党支部。他们被并称为上方村的红色双杰。
（六）文教先驱与杏林名家
1902年，方福祥、方川、方雨亭等塘下村及周边方氏族人共同创办“稠川学堂”（塘李小学前身），开近代新式教育之先河。
清代方起英精于医术，曾以醋熏法救活一名被认为已死的气郁女子，医术高明，传为佳话。
（七）当代乡贤：方豪龙与李祖村的蝶变
方豪龙，李祖村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带领曾被称为“水牛角村”（意为看不到发展希望的角落）的偏僻村落，通过盘活闲置农房、引进专业运营、培育农创客等举措，实现了从落后村到“国际文化创客村”的华丽蜕变。
现李祖村常住人口850人，其中40岁以下青年占比超42%，集聚农创客、设计师、直播团队等新业态从业者282人。落地店铺从2020年不足10家激增至80家。方豪龙以一位当代方氏子孙的担当，续写了“义门方精神”的时代新篇章。
2023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李祖村时指出：“李祖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浙江‘千万工程’显著成效的一个缩影，要再接再厉，在推动乡村振兴上取得更大成绩。”
五、建筑语言：匾额楹联的文化阐释
（一）匾额：门楣之上的家族宣言
方大宗祠的匾额，每一块都是家族精神的“活态史书”。
“方大宗祠”悬挂于大门正上方，字体“雄浑阔厚”，昭告着这座建筑的归属与神圣。它不仅仅是一个名称，更是方氏家族在义乌立足千年、开枝散叶的物理与精神坐标。
“孝义流芳” 是方大宗祠最具分量的匾额。传说明万历年间（1573-1620），杨畈田村方氏孝子因父母过世，守孝三年。守孝期间，他无心打理仪容，头发髯须留得很长，这一举动感动了当时的皇帝。于是，皇帝派大臣授匾嘉奖他。孝子为表尊重，便束起长发，修剪髯须，拜见大臣。皇帝得知后，将原拟的“忠孝节义流芳百世”改赐为“孝义流芳”。这块匾将方氏“孝悌为本”的伦理准则凝固为可视的符号，成为“义门方”“义、忠、勤、和”四字精神中“义”的物化呈现。
“敦叙堂”是川塘方氏的堂号。“敦”即敦厚、勉励，“叙”即叙伦、有序。“敦叙”二字出自《尚书·皋陶谟》“敦叙九族”，意为敦厚和睦地叙理九族亲属关系。这块堂号匾是方氏家族“以和聚族”精神的最凝练概括。
（二）楹联：立柱之上的家国情怀
方大宗祠的楹联与木雕，共同构成了家族价值体系的文字载体。
祠内梁枋之上的木雕镂花，雕工精湛、寓意深远，镌刻着“忠义、孝悌、诗礼传家”的家风祖训。它不是独立的匾额，而是与建筑融为一体的文化符号——抬头可见、触手可及，让祖训成为建筑的一部分，也成为族人生命的一部分。
祠内正厅悬挂楹联：“本支百世承孝德，奕叶文光耀祖堂”。上联强调孝道是家族延续的根本，下联寄望文脉代代相传、光耀祖先。方氏将“孝德”与“文光”并置为家族两大支柱——对内以孝治家，对外以文兴族，构成完整的家族发展观。
另有楹联四副，悬挂于二进“孝义流芳”堂与三进“敦叙堂”，各有深意，层层递进。
二进“孝义流芳”堂悬联三副——
其一：“敦宗睦族连根同气，叙戚和亲一脉相承。”此联将“敦叙”精神具体化，“敦宗睦族”是行为，“连根同气”是缘由——族人同出一源，血脉相连；“叙戚和亲”是目标，“一脉相承”是根基——同受祖泽，共承家风。十六字道尽了宗族伦理的实践路径与内在逻辑。
其二：“稠岭灵青依山作障，川场含碧饮水思源。”“稠岭”即德胜岩（稠岩），是义乌的发祥地和方氏的地理坐标；“川场”即“川塘”，是方氏在义乌的发源地。上联写地理形胜——稠岩灵秀青翠，如屏障般护佑着方氏子孙；下联写感恩情怀——川塘含碧水，饮水当思源。一山一水之间，将方氏的地理根脉与精神传统融为一体。
其三：“系出中州元戎世胄，还由南宋处士家风。”上联追溯方氏源自中原的显赫源流——“元戎世胄”彰显方氏先祖中曾出过统兵元帅的武将；下联则回归方氏“处士家风”的文化本色——“处士”指隐逸不仕的读书人，正对应远祖方干“布衣终身、隐居白云源”的精神传统。上联写“武”的源流，下联写“文”的根脉，一文一武之间，勾勒出方氏“崇文尚武”的完整家族基因。
三进“敦叙堂”悬联一副——“祖灵追百世若见若闻，子姓萃一堂序昭序穆。”上联写祭祀时的精神感应：追念百世先祖，仿佛他们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就在耳畔——“若见若闻”四字，将孝子对祖先的深切追思与幽冥之隔的感通写得如在目前；下联写宗族聚会时的伦理秩序：子孙汇聚一堂，按昭穆秩序列位——“序昭序穆”四字，将古代宗庙祭祀中父子异列、左昭右穆的庄严秩序凝固为文字。一虚一实，一“追”一“序”——追的是跨越百代的血脉之情，序的是当下眼前的人伦之位。此联既是祭祀场景的白描，更是宗族伦理的纲领，与“敦叙堂”的堂号精神完全同构：敦者，厚也；叙者，伦也。敦厚其情，叙理其序——情与理在此联中达成了完美的统一。
方大宗祠的匾额与楹联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家族价值体系：“方大宗祠”确立身份归属；“孝义流芳”树立孝义的道德标杆；“敦叙堂”规定宗族内部敦睦叙伦的相处之道；“祖灵追百世”联则将孝道从现世的“晨昏定省”提升到“慎终追远”的超越维度，让每一代方氏子孙在祭祀中完成与百世先祖的精神对话；三副堂联从宗族伦理、地理根脉、家族源流三个维度层层展开；木雕祖训从忠义、孝悌、诗礼三个维度规训后人。匾额是宗祠的眼睛，楹联是宗祠的脊梁——每一块匾、每一副联，都是一句无需言说的家训，与这座八百年古祠的白墙黛瓦一起，构成了一部刻在木头和石头上的家族史诗。
六、精神标高：“义门方”精神与“六义”文化的涵濡互摄
（一）“义门方”的千年传统
“义门方”并非一个简单的家族名号，而是一种跨越千年的精神传统与文化符号。它指的是一支以孝义、忠节、诗书传家为核心价值，累世受到朝廷旌表的方氏宗族。
“义门方”的荣耀源自官方的旌表。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方亮公因家族三十四代同居，特获旌表“义门方氏”。北宋景德二年（1005年），方纲公因出谷五千石赈济灾民，经转运使冯亮奏报，宋真宗特诏旌表其门为“义门”。元代元贞元年（1295年），方时发一族延续至十一世同居，经查核后依例获得旌表。“义门方”历经唐、宋、元三代屡受帝王旌表，在中华“义门”谱系中地位独特。
“义门方”精神的核心内涵可概括为：以“义”治家（孝义传家）、以“忠”报国（家国情怀）、以“勤”立身（诗书传家）、以“和”聚族（敦睦叙伦）。这一精神始于官方的旌表，成于历代先祖的身体力行，最终内化为一种深刻的文化基因。
（二）义乌“六义”文化的谱系
义乌之“义”，源远流长。在2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义乌积淀了深厚的“六义”文化——忠义、节义、仁义、孝义、侠义、信义。
“孝义”是义乌的伦理起点。秦代颜乌“父死负土葬亲，群乌衔土助葬”的传说，为义乌打上了“孝”的文化胎记。此后，唐代骆宾王的“节义”、宋代宗泽的“忠义”、元代朱丹溪的“仁义”、明代义乌兵的“侠义”，以及商业文明中“出六进四”的“信义”，共同构建了这一精神谱系。“义字当头、义利并举、义在利先”成为义乌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
（三）涵濡互摄：家族精神与城市文脉的双向奔赴
“义门方”精神与义乌“六义”文化，是一脉相承、同频共振的关系。“六义”是义乌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与宏大叙事，“义门方”精神则是这幅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忠义报国：从南宋方应龙以进士起家，到清代方聚星武进士出身、为官三十六载，再到近代方元永、方城顺投身革命，无不彰显忠义。
节义守正：方天瑞的诚信守正、方氏“诗书传家”的祖训，都是“节义”的体现。
仁义待人：方天瑞冒雨赴约、对借贷无力偿还者“置不问”；李祖村“先李后方”的礼让佳话，都是“仁义”的生动写照。
孝义传家：宗祠内高悬的“孝义流芳”御匾，正是方氏以“孝”治家的最高褒奖。
侠义担当：方氏子弟经戚家岭古道投身戚继光麾下抗倭，是“侠义”最热血的注脚。
信义立身：方氏将信用视为立身之本，宗谱中“重然诺”的记载比比皆是，与义乌商业文明中的“信义”准则一脉相承。
“义门方”精神与“六义”文化的关系，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同根共源——两者都扎根于义乌这片“山峦稠叠”的土地；家国同构——方氏家族是义乌社会的缩影；相互赋能——方氏族人通过科举、从军、经商、治学等，将家族精神融入城市发展，义乌的开放与奋进也为方氏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七、结语：一座宗祠的精神家园
方大宗祠以其独特的建筑语言，将历史的纵深、宇宙的秩序和人伦的准则完美融合。它不仅仅是一座宏伟的建筑，更是一套完整的、可见的、可感的精神价值体系。
在义乌这座以商业闻名的城市里，方大宗祠以白墙黛瓦的沉默姿态，守护着一个家族近千年的精神标高。稠岩在望，是城市之根的历史坐标；香溪在前，是文脉之源的润泽；戚岭在后，是武魄之魂的支撑。一山一水一岭之间，方氏子孙在这一文一武、一柔一刚的护佑下繁衍生息，既能写出锦绣文章，也能挺起不屈脊梁。
“义门方”精神并非孤立存在，它既是“六义”文化的家族版本，也是其活态传承。一座城与一个家族，就这样在“义”的旗帜下，完成了跨越千年的双向奔赴。方大宗祠的每一块砖、每一根梁、每一座桥，都在诉说着同一个真理：建筑是凝固的哲学，宗祠是石写的家谱。当高铁从方大宗祠不远处呼啸而过时，我们不妨在塘下村稍作停留——去触摸明代方池的石栏，去仰望三座五花马头的天际线，去聆听“七厅七堂九门栏，九级踏步五石桥”的民谚在风中吟唱。那里面，藏着一个民族关于“根”的全部答案。
附宋濂《义乌方府君墓志铭》全文
府君讳天瑞，字景云，姓方氏。宋元丰间，有讳沉者，自严陵白云原徙居义乌之稠岩，今九世矣。当五世时，又有讳应龙者，登嘉定癸未进士第，官终大冶丞，其族望尝显矣。
府君曾祖讳渊，祖讳菘之，父讳汝霖，母喻氏，绍兴丁丑进士工部郎中喻公良能五世孙也。
府君六岁时，与群儿戏于池滨，一儿俯身攀藕花，忽堕水中，群儿皆惊奔，府君急执其足，扬声大呼，人闻而抱儿还其父。逮长，读书穷旨趣，孳孳弗少懈。其父以食指之繁，故庐迫隘，不足以容，别买宅一区于三里外，命府君居之。府君昏定晨省，虽大暑寒不废。父母怜其勤，力止之，府君跪对曰：“子职当如是，不为劳也。”
府君之配曰朱氏，承直郎广德路总管府经历讳约之女也。府君相敬如宾，终其身无片言戾，或者媲之梁伯鸾。朱殁，府君一念之辄垂涕。
与人交，重然诺。一旦暴风疾雨，府君担簦蹑屩，仓皇欲就涂。家人谓曰：“非有至急之故，何遽往也？”府君笑曰：“吾与人期，不欲爽信耳。”其遇宗族内外姻，多煦煦有恩意。有称贷者，或不能偿，置不问。
府君长身鹤立，美髯，乐宾友过从，当酒酣耳热，高谈雄辨，惊动四筵。徐而察之，皆根据经史，出人思虑之所不到，时论多之。
府君有兄二人，孟曰天与，字景贤；仲曰天锡，字景范。景贤博通书传，善滑稽，士无贤不肖，皆乐与游，尤精黄帝内经之学，有疾者恒依之。景范渊深而简默，遇胜友论诗，辄抵掌剧辨，衮衮如泉源发，不见其穷。府君固难为弟矣，亦复翘然与之抗衡，非聪明绝伦不能也。
府君年七十九，疾病颇侵，知其不可治，乃绝医，赋诗一章示子孙，大意以为：吾读孔氏书，死生终始之说，粗若知之，万事悠悠，当同一梦。彼浮屠氏所谓天堂地狱，不过托是化为善而已，吾家素绝之，不必用也。今死矣，与明月清风浮游于天地间耳，尚何道哉？书毕而终，实洪武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
府君生平嗜吟，有诗集二卷，藏于家。妻即朱氏，无子而先卒，鞠景贤次子樵为嗣。既而少房马氏生子男子二人，曰士龙，曰士信。子女子一人，曰丑姬，征事郎中书舍人宋璲其婿也。孙男二人，某、某。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
初，予与府君二兄交甚洽，识府君于白麟溪上。府君方为女择配，予儿璲始九岁，操觚作蝇头细字，誊于所造文辞，府君心悦，遂成婚姻家。府君当有疾时，璲将来南京省余，往谒府君道别。府君执璲辟言曰：“汝尊公当代文士第一流，吾旦暮死，不复与子相见，愿为求墓上之铭足矣。”璲泣而别。未几，果以讣闻，予亦为泣下沾襟。今予致政还家，府君从孙衡备书其事行，士龙持以来请，予恶得不为之铭？
铭曰：稠岩阳，三凤翔，一凤后逝云为乡。梧桐菶菶空高冈，缅怀德辉人可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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