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义乌南乡，有山曰来山，山不高而灵秀，水不深而澄澈。相传五代之际，有凤凰栖止于此，乡人以为祥瑞，遂名其地曰“凤林”。明朝集国史总裁、文坛领袖、忠烈之臣、“江南二儒”之一于一身的王祎在《凤林亭记》中写道：“凤林，乡名，在义乌之南鄙。故老相传，尝有凤凰至，因以名其乡。”
凤凰是否真的来过，已无从稽考。但一个家族的到来，却让这片土地真正成为了一只栖息千年的凤凰。
唐末五季，天下板荡。一位名叫王彦超的将军，自会稽避乱而来，择居义乌凤林乡来山之阳水月塘——即今日赤岸镇朱店村一带。据《凤林王氏宗谱》记载，王彦超“行孝二，五代吴越王钱镠时，任越州节度使”。他一生征战，历仕四朝，官至右金吾卫上将军，封邠国公。然而他偏偏选择了一个有凤凰传说的地方安顿余生——这似乎是一种隐喻：一个以武功起家的家族，将在这片土地上完成向文治的华丽转身。
王彦超以“知机”著称，不仅能在乱世中以战功立身，更以深远的眼光和谨慎的处世之道，为家族的绵延奠定了基础。他曾拒绝落魄投靠的赵匡胤，又在其登基后“杯酒释兵权”的酒宴上第一个主动响应，交出兵权，急流勇退，率子孙迁居义乌凤林。这种“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明哲保身和生存智慧，让他安享晚年，得以善终。
王氏的祖先，本是太原人。有学者考证，义乌凤林王氏属于琅琊王氏的一支，是号称“中国第一望族”琅琊王氏的后裔。从太原到会稽，从会稽到义乌，这条迁徙之路，走了数百年。而当他们终于在凤林落脚时，一个新的传奇就此展开。被誉为“一代之儒宗，百世之师表”的黄溍在《南稜先生墓志铭》中写道：“先生姓王氏，讳炎泽，字威仲……其先系出太原，五季时自会稽徙婺之义乌者彦超，官至节度使。”王祎则在《凤林亭记》中追述：“王氏之先，太原人。唐末五季之际，有讳彦超为节度使者，自会稽来居焉，是为始迁之祖。厥后子孙日蕃以衍。”
明嘉靖年间的《义乌县志》曾把凤林亭与金华八咏楼相媲美，称之为婺州四大名楼之一；凤林亭的碑刻上，还镌刻着明初谋臣刘伯温手书的八个大字——“江南望族，海内名家”。据《崇祯义乌县志》记载，凤林亭始建于宋代，由王氏族人立亭于凤林山上，作为宗族岁时聚会的场所。王祎在《凤林亭记》中这样描述：“宋之季年，尝即山之麓作亭焉，以为宗族岁时之所会聚，即所谓凤林亭也。”岁月流转，旧亭荒废，直至元代，王祎的族侄王德生又在故址上将其重建。如今，凤林山（即莱山）上重修了凤林亭与凤林碑记，它们以实物的姿态，继续昭示着凤林王氏发祥地的昔日繁华与文脉绵延。
二
凤林王氏的科举之路，始于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
那一年，一个叫王固的年轻人登上了进士科的红榜。这是义乌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消息传回凤林，乡人荣之，将他居住的里巷改名“折桂里”。王祎在《凤林亭记》中郑重记下这一笔：“至宋皇祐五年，固登进士第，仕为恩阳令。义乌有进士，实自恩阳始。”
从此，凤林王氏走上了以科举兴家的道路。从北宋到南宋，凤林王氏在宋代共出了二十名进士、二十九名举人，据不完全统计，担任各级官职的多达一百三十余人。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的数字。在科举竞争日趋激烈的宋代，一个家族能持续数百年不断产出进士，绝非偶然。
王固之后，凤林王氏在同一居地又相继走出四位进士，加上王固本人，前后共五人科举折桂。乡人最初因王固一人而改名的“折桂里”，至此更显得名副其实。宗谱所载“父子进士”“兄弟进士”之盛，在凤林王氏中亦不乏其例。
更令人惊叹的是迁居金华的那一支。太师鲁国公王本一脉，自政和二年（1112年）王登高中进士之后，到淳祐七年（1247年）王璪中进士止，在这136年间，连续六代共出了十五名进士、十四名举人，其中探花两名、解元一名。这就是“六代进士双探花”的奇迹。
探花，殿试一甲第三名。短短六年之间，王氏家族竟连出两位探花——王公迈（淳熙十一年）、王价（绍熙元年）——这在科举史上实属罕见的盛事。王价之后，王氏家族又走出了王埜、王璪等进士，代不乏人。
而这条科举之路的巅峰，是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凤林王氏后裔王龙泽高中状元。这是宋朝第一百一十八位、也是最后一位状元，更是义乌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状元。王龙泽，字极翁，一字潜渊，号静山，义乌市赤岸镇南青口村人。高中不久，南宋王朝即告覆灭。当时有民谣唱道：“龙在泽，飞不得；万里路，行不得；幼而黄，医不得。”——“龙在泽”即指王龙泽，“万里路”指榜眼路万里，“幼而黄”指探花胡幼黄。这首歌谣，道尽了末世状元的尴尬与无奈。
明代嘉靖年间，凤林后裔王仁民写过一篇《仕宦记》，为凤林王氏的祖德懋功颇引以为豪。文中记载，宾湖公王宗圣谈及义乌人物，喟然叹曰：“乌之才盛而凤林之才尤盛。”这句话的意思是：义乌的人才已经很多了，而凤林的人才尤其繁盛。这不是自夸，而是事实。
三
科举的成功，最终转化为仕宦的显赫。
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王淮登进士第。此后他步步高升，最终官至左丞相，封鲁国公，赠太师，赐谥文定。他是南宋孝宗朝任职时间最长的丞相。南宋著名文学家朱熹曾称赞王淮：“奇英天赋，既粹且温。士民信服，惟妥真诚。诚宏功于社稷，贻德泽于后昆。”
更令人惊叹的是，王淮的曾祖父王本被封为太师鲁国公，祖父王登为太师魏国公，父亲王师德为太师楚国公，均官居一品。祖孙四代，皆获一品之封——这就是“四世一品”的由来。
“四世一品”，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极为罕见。这不仅需要每一代人都身居高位，更需要朝廷对这一个家族持续数代的认可与信任。王淮之后，凤林王氏又走出了吏部尚书王师心（谥庄敏）、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礼部尚书王埜等朝廷重臣。“一丞相二尚书”的豪华配置，让元代学者吴师道在编纂《敬乡录》时，不禁发出浩叹：“衣冠之盛，为婺州冠。”
明代，凤林王氏又贡献了一位国史级的文化巨匠——王祎。明洪武初年，朱元璋召王祎与宋濂同为《元史》总裁官。书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
洪武五年（1372年）五月，太祖朱元璋以“天下一统，惟云南未服”，遣翰林待制王祎赍诏出使云南，招谕故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王祎至云南，面见梁王君臣，慷慨陈词：皇上聪明神圣，若亟奉版图归职方，可保高爵厚禄、声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之地与中国抗？梁王不听，馆于别室。王祎数日后再见，历数陈友谅、张士诚、陈友定、明玉珍、扩廓帖木儿等败亡之事，反复谕以天命。梁王君臣相顾骇愕，已有降意，遂改馆王祎，饩廪有加。
然而，局势陡转。是年十二月，故元遗孽自沙漠遣使脱脱自西番入云南，征梁王粮饷，欲连兵以拒明师。脱脱知有中国使臣在，以危言胁迫梁王，令杀王祎。梁王狐疑，持两端，令其参政达里麻将王祎匿于民间。脱脱闻知，诮让梁王曰：国家颠覆不能救，反欲附他人邪？欲跃马而去。梁王不得已，出王祎与脱脱相见。
脱脱欲以威屈王祎。王祎厉声骂道：“天讫汝元命，我朝实代之。爝火余烬，尚欲与日月争光耶？我天 朝大使，岂为汝屈？有死而已！”有人从旁劝解道：两国兵争，不杀来使，主公材器天下无双，宜全之。脱脱却悍然回应：“今虽孔子在，义不可留。”梁王终不能救。王祎回顾梁王，凛然说道：“汝朝杀我，大兵夕至。”遂被害，时洪武六年（1373年）十二月，年五十二岁。达里麻为具衣冠，敛而焚之。
一个以文章名世的文人，以如此刚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的死，为凤林王氏的仕宦史画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
王祎死后，其子王绅远赴云南求父遗骸，不得，乃作《滇南恸哭记》以述其事。建文初年，朝廷追赠翰林学士，谥文节——开国以来，文臣之有谥者，自王祎始。正统六年（1441年），复以义乌知县刘杰之请，改谥忠文。明太祖曾将他与宋濂并称“江南二儒”，并亲口评价道：“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这位被皇帝誉为“才思之雄”的文人，最终以生命践行了自己对天命的信仰，也以死亡印证了那句“天讫汝元命，我朝实代之”的凛然宣言。
四
如果说科举和仕宦是凤林王氏的“面子”，那么学术与文化就是他们的“里子”。
南宋末年，凤林王氏出了一位大儒——王柏。他师从何基，一生不事科举，尽力于性命之学。对天文、历算、地理、音韵等均有研究。他主张儒者应“以理财为本”，重视社会现实问题。哲学上遵循朱熹理气“不离不杂”之说，提出“气有变而理不易”的命题。
王柏的学术勇气令人钦佩。他在解释儒家经典方面，不完全遵信朱熹之说。他的《书疑》《诗疑》等著作，对儒家经典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史称其“颇有窜乱，攻驳毛、郑之说”——敢于质疑权威，这正是真正的学者精神。清雍正二年（1724年），朝廷下诏，王柏入祀孔庙，称先儒。
王柏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少年时，他仰慕诸葛亮为人，自号“长啸”。三十岁后，幡然醒悟，认为“长啸非圣门持敬之道”，遂改号“鲁斋”。从“长啸”到“鲁斋”，从张扬到内敛，从慕武到崇文——这不仅是个人心性的转变，更是凤林王氏从武功世家向文脉世家转型的生动写照。
王柏的诗文，同样见其胸襟。他在《和喜雨韵》中写道：“只缘报国推心赤，自是忧民感帝青。”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在《呆官人三绝》中感叹：“直道难行久，前程岂易裁。”对仕途的感怀，直抒胸臆。
而王祎，则是凤林王氏在文学上的另一座高峰。他的《凤林亭记》，不仅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更是研究凤林王氏的核心文献。全文以亭为线索，上溯家族自太原迁徙义乌的源流，中述凤林亭初建、荒废、重建的兴替，下启对子孙“水有源、木有本”的宗族教诲，将一座亭子的物理空间，升华为凝聚家族认同的精神坐标。
王祎还有一首《凤林乡乃王氏初迁之地子孙散处既久至正戊戌兵戈扰攘余至凤林访诸宗族为避地之计因赋诗见意示子姓云》，写于元末至正戊戌年（1358年），当时战乱频繁，他前往凤林拜访宗族并寻求庇护，有感而发：凤林县南鄙，山僻田衍腴。维婺望王氏，吾祖始所居。子孙既散处，往往乡相都。绵延四百载，馀裔犹纷敷。悬知本根茂，枝叶自扶疏。
“本根茂”而“枝叶扶疏”——这正是凤林王氏千年繁衍的生动写照。诗中他还写道：“重维首丘义，讵敢昧厥初。尚思朝阳鸣，瑞世谐贞符。”“首丘”——狐狸死时，头总是朝着巢穴的方向——这是对故土最深沉的眷恋。而“朝阳鸣”，则是对家族未来的期许：他希望王氏家族能像凤凰一样，迎着朝阳鸣叫，为世间带来祥瑞。
名相王淮虽以政治功业著称，但其诗文亦有可观。《清乐轩》中描绘退隐后的闲适生活：“无心涉是非，水屋掩柴扉。俯槛池鱼跃，开门野鹭飞。松花酿腊酒，荷叶补秋衣。向晚看山去，孤筇步落晖。”一个政治家的复杂心绪，在诗句中得到了真实的流露。
晚清，凤林故地朱店又走出一位学者——朱一新。他五岁从师认字，聪颖过人。光绪二年登进士，历官内阁中书舍人、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为官正义刚直，爱国忧民，曾上疏弹劾慈禧宠宦李莲英，因此被降职。罢官后潜心学术，任广东端溪书院主讲及广雅书院山长。他学术上主张汉宋兼采、理学为本，倡导朴学向理学的回转。著有《无邪堂答问》《汉书管见》《京师坊巷志稿》等。他被誉为“浙江理学最后绝响”——一个延续了八百年的学术传统，在他这里画上了一个句号。
清朝咸丰年间的恩科进士、青口人候选儒学教授王万清，写过一组《青口十景诗》，其中《东岭樵云》传诵至今：东岭岹峣迥绝尘，白云深处束荆薪。樵夫且欲谈王道，何况蕉窗苦读人。
此诗借景叙事，表面写东岭风光与樵夫生活，后两句诗意一转——“连不识几个大字的乡野樵夫都会在山间野岭休息之余谈论王道，难道有志于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莘莘学子，不应该加倍努力学习，来报效家国吗？”这正是一首激励王氏后人发奋读书的励志诗。
从王固到王龙泽，从王柏到王祎，从王淮到朱一新——凤林王氏的文化标高，是由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完成的。他们之中，有入祀孔庙的大儒，有国史的总裁官，有朝廷的宰相，有地方的学者。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家族的文化金字塔——塔尖是王柏、王祎这样的文化巨星，塔身是王淮、朱一新、王龙泽这样的各有成就者，塔基则是众多进士、举人留下的诗文篇章。
五
凤林王氏的千年繁衍，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根在义乌，枝蔓四方”。
义乌境内，凤林王氏枝繁叶茂，各支脉迁徙脉络清晰可辨，聚落广布于义乌城乡。
赤岸朱店：凤林王氏之祖庭。为凤林王氏之根基所在。始祖王彦超于五代宋初自会稽迁居于此，初名王村，后因朱姓繁盛，清代改称朱店。此地建有凤林亭，是纪念祖先、凝聚族人之所。
赤岸南青口：状元故里。为凤林王氏之分迁地。因诞生南宋最后一位状元王龙泽（亦为义乌史上唯一状元）而闻名。王龙泽祖上三代皆为进士，村中建有“王龙泽状元馆”以彰其文脉。
赤岸前川、佛堂等地：祖脉绵延。凤林王氏祖坟原在朱店，后迁至附近的前川村，部分族人随迁，遂在前川、佛堂等地形成新的聚居点。
上溪王村：榴山望族。为凤林王氏分支，世称“榴山王氏”。村口立有书“榴山望族”的青石牌坊，彰显其家族荣耀。
义亭王莲塘：敦伦传家。为王氏一支的聚居地，村中王氏宗祠（又称敦伦堂）为义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清代，是研究家族制度的重要实物。
佛堂田心：王姓大村。始祖王如建于南宋末年自东阳画溪迁此，历经七百五十余年，村中仍存30余座明清古祠堂。
城西石明堂：书圣遗脉。此村村民自称书圣王羲之的后裔。据载，其先祖于八百六十多年前从永康迁来，村中九成以上村民姓王，至今仍崇尚书法。
凤林王氏自义乌赤岸朱店开枝散叶，南青口、上溪王村、义亭王莲塘、佛堂田心、城西石明堂等诸多村落皆是其脉，或出状元，或留宗祠，或承书圣遗风，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而清晰的家族聚落图谱。
而外迁的分支，同样繁盛。金华澧浦蒲塘村的凤林王氏宗祠，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嘉靖丁亥年（1527年）。祠内高悬“左丞”、“四世一品”、“礼部尚书”、“状元”、“叔侄登科”等匾额近五十方，庄严肃穆，蔚为壮观。据《蒲塘凤林王氏宗谱》记载，南宋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王彦超南迁第十二世王世宗谢职归乡，为避水患，由义乌下强迁居金华栗山之阳（即蒲塘）。蒲塘村建村已有九百多年历史，素有“一祠、一阁、四寺、十堂楼”之称。
明初开国功臣刘基，曾为凤林王氏题写“江南望族，海内名家”八个大字。明弘治乙卯（1495年），金华知府郝隆了解到凤林王氏家族的情况后，欣然题词：“婺州生道学，宰相出金华。除却王侯外，江南第一家。”明初大儒方孝孺，也曾为《凤林王氏南陵派宗谱》题写诗赞。一个家族能得到刘基、方孝孺这样的当世巨擘的题赞，足见其声望之隆。
《凤林王氏宗谱》自元代延祐年间始修，经王祎等历代重修，至清末共修十四次。它不仅理清了家族脉络，更收录了大量像赞、祭文、墓志铭及诗词创作。宗谱中记载的排行字，从咸丰年间的“创业凤林，勋绩立敬，存诚著贤声”，到同治年间的“文章华国妥先灵，忠孝世家启后人”，再到光绪年间的“乌邑发祥绵世泽，凤林创业振家声”——字里行间，皆是对故土与祖德的深切追念。
朱店村在义乌史上184名进士中，就贡献了8名进士，将军以上武将5人。这里有从武成名的上将军王彦超，也有清末著名学者、一代直臣名师朱一新。因此朱店素有“进士村”、“将军村”之誉。登临五指山，俯瞰朱店村，楼房鳞次栉比，旧房黒瓦、新屋红砖交相辉映，错落在山川盆地上，貌似一只休憩的凤凰，紧紧偎依在凤林山（即莱山）傍。
从王彦超开基，到王固首登进士，到王淮官拜丞相，到王柏入祀孔庙，到王祎修撰《元史》，到王龙泽高中状元，到朱一新赓续理学——凤林王氏的千年历程，几乎贯穿了中国从五代到清末的全部历史。一个家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微缩的中国史。
六
凤林山上，凤林亭中，王祎曾写下这样的话：
“登斯亭者，观夫水之有源，木之有本，尊祖敬宗之念，孝弟之心，其必油然而生矣。且吾祖宗奕世载德，厥维深厚，故其泽延于今，愈久而愈緜。”
水有源，木有本——这是中国人最朴素也最深刻的家族观念。凤林王氏之所以能绵延千年而不衰，正因为一代又一代人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源”与“本”。
王祎一生辗转，晚年奉使云南，最终以身殉国。而他在《凤林亭记》中那句“登斯亭者，观夫水之有源，木之有本”，却是他始终未曾动摇的信念——无论走多远，凤林永远是王氏子孙的根。元末兵戈扰攘之际，他冒着烽烟前往凤林访求宗族，在诗中坦然写道：“所来为宗族，岂以势利趍。”血缘的召唤，永远高于世俗的功利。这种对故土的眷恋，在他身上早已超越了情感层面，内化为一种道德自觉：不忘本，不昧初。无论枝蔓如何伸展，根，始终在凤林。
凤凰是否真的来过凤林，已不重要。因为凤林王氏本身，就是一只栖息了千年的凤凰。它在五代的风雨中落地，在宋代的文化沃土中成长，在元明的历史变局中翱翔，在清代的文化传承中回响。
千年过去了。凤林山上的草木枯了又荣，凤林亭中的碑文斑驳了又新。而那个从太原出发、经会稽驻足、最终在义乌生根的家族，早已枝蔓四方，繁衍成林。
“衣冠之盛，为婺州冠”——这是历史的评价。
“江南望族，海内名家”——这是由衷的赞誉。
“乌之才盛而凤林之才尤盛”——这是家族的自豪。
而对于凤林王氏的子孙来说，最重要的或许只是王祎在《凤林亭记》结尾的那句话：“书诸石以为记，用以告来者云。”——刻在石上，告诉后来的人。
告诉后来的人：我们曾经来过，我们曾经奋斗过，我们曾经辉煌过。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叫凤林的地方，源于一只传说中的凤凰，源于一个叫王彦超的将军在千年之前做出的那个决定——
退一步，海阔天空；隐一隅，凤鸣千年。
凤林栖处是吾乡。
无论枝蔓多远，根，始终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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