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潜力学，著述等身：陈熙晋的学术堂奥与义乌文脉的承续流衍

印庸

绣湖之滨，湖清门内，一个书香门第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迎来了一个新生命。他就是陈熙晋，原名津，字析木，号西桥。彼时无人能料，这个呱呱坠地的婴孩日后会以“一代鸿儒”之姿，被《清史稿》列入“儒林”，成为清代嘉道之际浙东婺州朴学的代表人物，更是义乌千年文脉在晚清时期最璀璨的一次绽放。

陈熙晋“从小聪颖好学，博闻强记”。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陈熙晋应贡生试，浙江督学侍郎汪由敦奇其文，视为国士，举为优贡。次年，他经考试被授镶黄旗教习，走上仕途。在京师官学期间，他又得到著名学者、朝廷重臣汪廷珍的悉心点拨，在学问上获益良多。但陈熙晋对故乡义乌的学术传统有着深刻的认同。义乌自宋元以来文脉不绝——宋代有婺学之兴盛，元代有黄溍（1277—1357）这样的“儒林四杰”之一，其学脉绵延至明清。正是这片土地的学术积淀，让陈熙晋在经史考据之学中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他后来为乡贤黄溍《日损斋笔记》作《日损斋笔记考证》一卷，正是这种乡邦学术认同的明证。

家学渊源：湖清门的书香积淀

陈熙晋的学术根脉，深植于义乌湖清门这片土地的文化积淀之中。北宋末年，陈氏先祖为避金兵从山东南迁义乌后，数代一直居住在稠城湖清门。他的四世祖陈珩、高祖陈文章皆“以孝行著闻乡里”，祖父陈凤来亦“以孝友为人称道”。曾祖陈能宽“服持职事，勤劳不懈”，父亲陈敞“以勤俭廉三字教其家”。正是这种代代相承的淳厚家风，滋养了陈熙晋一生“勤以治事，俭以养德，廉以立身”的精神底色。

陈熙晋一生“积书数万卷”，自称“愿规吾过之斋”。他“公余精研古籍，订疑纠谬，务穷原委”。这种“邃於学”的精神底色，使他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完成了十余种著述，构成了一个宏阔的学术畛域。

经学之根：《春秋规过考信》与辑佚之功

陈熙晋的学术成就，以经学为根基，尤以《春秋》学用功最深——从《左传正义》中辑出刘炫散佚之说一百七十三事，著成《春秋规过考信》九卷，又在考辨中确立“申”“释”“证”三例，以精严的考证使隋代经学的重要成果重见天日，其《春秋》学成就，在清代嘉道之际堪称独步。

隋代学者刘炫（字光伯）著有《春秋规过》一书，专门纠正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的失误。此书至宋代已散佚，仅存片段于唐代孔颖达《春秋正义》之中。陈熙晋从《春秋正义》中细心搜采，“将已经散佚的隋代刘炫《春秋规过》辑出173条”，编次成书。同时，他又从同一文献中辑录刘炫《春秋左氏传述义》百四十三条，成《春秋述义拾遗》八卷。  

陈熙晋对辑出的每条刘炫之说进行考辨，确立了“申”“释”“证”三例，使考辨之法各有所归。他陈述自己治学的方**：“其杜氏非而刘氏是者，则为之‘申’，以见其说之可据也；若杜氏是而刘氏非者，则为之‘释’，以见其不足难也；至杜、刘两说义俱未安，则为之‘证’，证之群言，断以己意，以明所言之不敢出入于绳墨也。”通过这种严谨的考证，陈熙晋认为刘炫之说“不合者不到十分之二”。

陈熙晋《春秋规过考信》“申”刘炫之说达136条之多，内容涉及义例、官制、仪礼、史实、名物、语言、句读、人名、地名诸方面，“可谓穷竟原委，去取精审”。因孔颖达《春秋正义》“务主杜预一家之言，凡刘炫所规杜预之说皆遭排斥，故陈熙晋申刘炫之说，客观上对孔颖达《正义》一书多有订疑纠谬之功”。

这一辑佚考辨之功，使陈熙晋成为清代嘉道时期“浙东婺州朴学的代表人物”。如果说元代义乌人黄溍代表了义乌学术“文”的传统，那么陈熙晋则代表了义乌学术“朴”的维度——重考据、精校勘、深辑佚的朴学精神。

除《春秋规过考信》与《春秋述义拾遗》外，陈熙晋还著有《古文孝经述义疏证》五卷、《宋大夫集笺注》三卷、《日损斋笔记考证》一卷等。《日损斋笔记考证》尤为特别——这是他为元代乡贤黄溍《日损斋笔记》所作的注释考证。黄溍是元代“儒林四杰”之一，陈熙晋为其著述作注，展现了义乌学术从宋元到清代薪火相传的精神脉络。

骆宾王研究：《骆临海集笺注》的里程碑意义

如果说《春秋规过考信》代表了陈熙晋经学考据的深度，那么《骆临海集笺注》则体现了他文学笺注的广度与精审。这是陈熙晋一生用力最深、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著作。

骆宾王（约619—约684），婺州义乌人，初唐四杰之一。但骆宾王身世坎坷，所著诗文多有散逸。陈熙晋以整理同乡先贤遗文为己任，倾注大量心血完成了这部十卷本的笺注。

陈熙晋对骆宾王的诗文“分体编年，逐篇笺释”，又作《续补唐书骆侍御传》，“基本上勾画出了骆宾王一生的行踪”。在笺注方法上，他继承并发展了自清初钱谦益以来的“诗史互证”法。“诗史互证”以骆宾王诗文证其生平，以其生平解其诗文——以诗证史，以史解诗，二者互为印证。

他的诗学思想体现了自孟子以来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中国古典解释学传统，当中亦渗透了宋代汤汉注陶诗所发明的以“古典”释“今典”的解读方法。这种方法既注重从历史语境中理解文本（“知人论世”），又注重从文本出发还原作者意图（“以意逆志”），更注重揭示典故背后的深层意蕴（“古典”释“今典”）。

这一方**的深层意义在于：陈熙晋将骆宾王置于唐代政治、军事、社会的大背景中加以理解，从而还原了一个立体、完整的骆宾王形象。例如，他首揭骆宾王从军西域之事，谓“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吐蕃入寇，罢安西四镇”，骆宾王正是在此背景下从军西域。

《骆临海集笺注》共收集骆宾王各体诗歌131首、赋2章、颂1章、文38篇，附录《续补唐书骆侍御传》及骆宾王墓史料。当代学者马茂元先生将其誉为“最为完善”的骆集注本。有学者专门考证该书的成书、刊刻与流传过程。另有学术论文对其编订、辑佚、校勘、编年、注释方法和价值影响做了系统研究。陈熙晋《笺注》本在古今流传递经中具有重要地位，其流布最广、影响最大。

值得注意的是，陈熙晋对骆宾王的学术关注，并非偶然。两人同为义乌人——一个是初唐的诗文大家，一个是晚清的考据名家；一个以诗文名世，一个以笺注传世。陈熙晋通过《骆临海集笺注》，将义乌文脉中“文”的传统，以清代朴学的方式重新接续与发扬。这种跨越千年的乡邦学术认同，正是义乌文脉传承创新的生动体现。

史学与舆地：《贵州风土记》与实学精神

陈熙晋在贵州任职十八年，对当地的地理、风土、水道有深入观察，撰写了多部史学与地理学著作。

《贵州风土记》三十二卷是其篇幅最大的地理学著作。贵州是多民族杂居之地，民情复杂。陈熙晋在深入体察民情的基础上，将黔中风土、民情、物产、习俗详细记录，是研究清代贵州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

《黔中水道记》四卷专记贵州境内的水道源流、走向及沿岸地理状况。《帝王世纪》二卷则是一部关于历代帝王的考证著作。《仁怀直隶厅志》二十卷是他在仁怀同知任上编纂的地方志书，体例严谨、内容详实。

这些史地著作体现了陈熙晋“实践之学”的治学特色——在贵州为官十八年，将学问与仕途经历紧密结合。这种“学问在民间，考据在脚下”的治学精神，正是浙东史学“经世致用”传统在清代中后期的延续。

诗歌创作：《征帆集》与《之溪棹歌》

陈熙晋不仅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诗人。《征帆集》四卷是其诗文的代表作。这部诗集记录了他由贵州押运货船至京，一路九千余里、历时十四个月的所见所感，集中所录诗歌“多是记录作者宦游生活中所经历的诸多事实，观之可以知民风民俗”。

陈熙晋在贵州十八年间，写了六十首诗。其中最具价值的，是他在仁怀直隶厅同知任上创作的52首竹枝词——《之溪棹歌》。这组诗歌“主要以赤水地区的历史、民风、物产、盐运等为主题，其中有16首专门记述赤水河整治和仁岸盐运中仁怀直隶厅城到茅台段食盐运输情况，对贵州总督兼巡抚张广泗开发赤水河，为解决贵州盐荒所起作用进行歌颂”。

他《之溪棹歌》中写道：“经略威名草木知，蜈蚣崖上读残碑。遗民指点停驺处，泪堕金川叫子规。”诗中记述他途径蜈蚣岩时，面对当地人民为张广泗主持整治赤水河水道立下的功德碑，听当地人民述说当年张广泗考察整治赤水河的情况。这些诗篇“真实记录下当年仁岸盐运的场景，也弥补了因《仁怀直隶厅志》重人文、轻经济造成对当年仁岸盐运记述过于简约的不足”。

其中最著名的《茅台村》诗云：“村店人声沸，茅台一宿过。家唯储酒卖，船只载盐多。”短短二十字，记录了盐运对茅台兴起的决定性作用。陈熙晋还写了《咏茅台酒》一诗：“茅台村酒合江柑，小阁疏帘兴易酣。独有葫芦溪上笋，一冬风味舌头甘。”写茅台酒与合江柑、葫芦溪笋的搭配之妙。

陈熙晋的诗歌创作体现了一个学者的“诗史”意识——以诗存史，以诗证史。这种将诗歌创作与历史记录融为一体的做法，与他“诗史互证”的笺注方法一脉相承。

藏书与学术：一位“江浙知名的藏书家”

陈熙晋是“清代江浙知名的藏书家、经史学家”。他“积书数万卷”，藏书之富、读书之勤、考据之精，在当时颇为知名。《清史稿》称他“邃於学，积书数万卷，订疑纠谬，务穷竟原委，取裁精审”，并“列载其著述12种”。

他的书斋名为“愿规吾过之斋”，取“愿以古人之规绳，匡正吾之过失”之意——这既是对学术态度的自我期许，也暗合了《春秋规过考信》一书的学术旨趣。

陈熙晋一生著述宏富，涵盖经学、史学、地理、文学多个领域。据今人整理，其主要著作包括：《笺注骆临海集》十卷、《帝王世纪》二卷、《贵州风土记》三十二卷、《黔中水道记》四卷、《（道光）仁怀直隶厅志》二十卷、《春秋规过考信》九卷、《春秋述义拾遗》八卷、《古文孝经述义疏证》五卷、《宋大夫集笺注》三卷、《古文》二卷、《古今体诗》六卷、《征帆集》四卷、《日损斋笔记考证》一卷、《文集》八卷。其学问兼跨经、史、子、集，方法融考证、辑佚、阐释于一炉。

陈熙晋以一己之身，完成了一个清代学者最完整的学术形态——在经学为考据之精，在文学为笺注之深，在史学为记载之实，在诗歌为记录之真。他沉潜力学，经、史、子、集均有涉猎。他的学术世界既承袭了浙东朴学重考据、精校勘的传统，又融入了义乌“以文载道”的地域文化基因。

《清史稿》将陈熙晋列入“儒林”，是对其学术成就的终极确认。但他真正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个人学术成就之高，更在于他代表了一种地方文脉的传承与创新——从宋元婺学、黄溍之文到清代朴学、陈熙晋之考据，义乌学术传统在陈熙晋身上实现了从“文”到“朴”的丰富与拓展。

陈熙晋藏书数万卷、著述十余种、为官四十载——他身后留下的，是这笔足以穿透时空的精神遗产。他用一生“沉潜力学”的姿态，为义乌文脉在清代的续脉，写下了不可替代的注脚。正如论者所言：“陈熙晋沉潜力学，经、史、子、集均有涉猎，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堪称一代鸿儒。”他的学术疆域，也正是义乌文脉在清代最深厚的积储与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