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朱丹溪作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其历史形象包含“儒”与“医”双重维度。本文以宋濂《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与戴良《丹溪翁传》为核心史料，从中医思想史与中医文化学两个维度，系统阐释义乌“仁义丹溪”精神丰碑的逻辑构建与历史意义。研究发现：宋濂、戴良与朱丹溪分别结为“忘年交”与“亲缘师徒”两种深厚关系，使两篇文献兼具“内幕知情”的可靠性。宋濂以“道统叙事”将朱丹溪纳入理学谱系，戴良以“医道实录”详述其医学思想与临床实践，两文在“一儒一医”的互补格局中共同塑造了“仁义丹溪”的精神肖像。四重境界——“仁心”源于母教与理学的双重涵育，“仁义”体现为儒者担当在医道中的延伸，“仁术”呈现为“精诚”合一的行医境界，“仁脉”则通过丹溪学派的代际传承与跨文化传播获得历史延续。朱丹溪以“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的生命选择，开创了“儒医”精神的典范。在当代，义乌正以“仁义丹溪”文化品牌为引领，推动丹溪医学走向世界、造福全人类健康，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义乌样本”。
关键词：朱丹溪；仁义丹溪；儒医；宋濂；戴良；六义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何以“仁义丹溪”
朱丹溪（1281—1358），名震亨，字彦修，婺州义乌人，金元四大家之一。在既有的学术史叙述中，朱丹溪的研究多聚焦于其医学贡献——创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滋阴学说，撰《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著作，被后世尊为“滋阴派”创始人。然而，一个被相对忽视的维度是：朱丹溪不仅是医学家，更是“儒医”传统的典范人物。
“儒医”作为中国医学史上的重要概念，指兼具儒学修养与医学实践的医者。其理论预设是：医道与儒道在“仁”的层面具有内在一致性。朱丹溪的独特之处在于，他36岁从理学大家许谦受学，44岁始专业于医——这种“先儒后医”的生命历程，使其成为考察“儒医”精神结构生成过程的理想对象。
义乌“六义”文化中，“仁义”一脉正是以朱丹溪为精神标杆。义乌市委明确提出朱丹溪悬壶济世的仁义是“六义”中“仁义”一脉最鲜活的历史注脚。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朱丹溪中医药文化”已形成集文化传承、能力提升、产业创新、国际传播于一体的独特文化生态。
本文以宋濂《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与戴良《丹溪翁传》为核心史料，从中医思想史与中医文化学两个维度，系统回答以下问题：两篇文献如何建构朱丹溪的“儒医”形象？“仁义丹溪”四重境界如何在文献中获得表达？这一精神范式对义乌“六义”文化与中华医学史具有怎样的意义？
二、渊源与交集：宋濂、戴良与朱丹溪的三重文化纽带
2.1 宋濂与朱丹溪：忘年之交与同乡之谊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明代“开国文臣之首”，与朱丹溪相差近三十岁。两人同为古婺州人，在浦江郑氏家族修书期间交往密切。宋濂在《石表辞》中自述：“盖自加布于首，辄相亲于几杖间，订义质疑，而求古人精神心术之所寓。先生不以濂为不肖，以忘年交遇之，必极言而无所隐”。
“加布于首”是古礼中男子二十岁成年的标志。一位二十岁的青年与一位五十岁上下的长者因“义”而订交、因“疑”而切磋，这不是寻常的请益受业，而是精神层面的平等对话。
宋濂不仅为朱丹溪撰写墓表铭，还为其母戚氏撰《故朱夫人戚氏墓铭》，为蜀墅塘水利工程撰《蜀墅塘记》，并在《题朱彦修遗墨后》中留下追思。这一系列文字的写作，源于宋濂“知先生之深者，无踰于濂也”的深沉认知。
2.2 戴良与朱丹溪：亲缘纽带与学脉传承
戴良（1317—1383）与朱丹溪之间并无直接的师徒关系，真正的连接点是戴良的侄子——戴思恭（字原礼）。戴思恭是朱丹溪最杰出的弟子，宋濂在《送戴原礼还浦阳序》中称其“用心也笃，故造理为特精”。
戴良正是通过这层亲缘关系，得以近距离观察丹溪学派的源流。他在《丹溪翁传》开篇即明确了两篇文献的分工：“翁讲学行事之大方，已具吾友宋太史濂所为翁墓志，兹故不录，而窃录其医之可传者为翁传”。这一分工使宋、戴两文形成了“一儒一医”的互补格局——前者重“讲学行事之大方”（儒家修身齐家经国济民之学），后者重“医之可传者”（医学思想与临床实践）。
2.3 三重渊源的文化意义
宋濂、戴良与朱丹溪的渊源关系包含三重文化意义：
其一，文献的“内幕性”。宋濂以“忘年交”身份自称“知先生之深者”，戴良以亲缘关系“窃录其医之可传者”，两篇文献皆非泛泛的应酬之作，而是基于深入了解的“内幕书写”。
其二，视角的“互补性”。宋濂着眼“儒”，戴良着眼“医”——两人从不同维度共同完成了“仁义丹溪”的立体塑造。
其三，传承的“自觉性”。宋、戴两篇文献的创作本身即是一种文化自觉——他们不仅要记录一位名医的事迹，更要将“儒医”精神纳入中华文化的主流叙事。
三、文献互读：两篇传记的叙事策略与精神建构
3.1 宋濂《石表辞》：道统叙事中的儒医肖像
《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由宋濂应朱丹溪亲属请托撰写，创作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后，附载于《丹溪心法》书末流传于世。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叙丹溪学术源流最详”。
《石表辞》的叙事策略可概括为“道统叙事”。铭文开篇：
“濂洛有作，性学复明。考亭承之，集厥大成。化覃荆扬，以及闽粤。时雨方行，区萌毕达。世胤之正，实归金华。绵延四叶，益烨其葩。”
“濂”指周敦颐（濂溪），“洛”指二程（程颢、程颐），“考亭”即朱熹。宋濂以十六个字凝练了从北宋到南宋的理学传承，最终落于“金华”四传（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点明朱丹溪36岁拜入许谦门下所承接的道统渊源。
这一叙事策略的深层意图在于：将朱丹溪的医学成就定位为“旁溢于医，亦绍绝躅”——医学不是独立的技艺，而是“仁义”之学在医道的延伸。铭文以“精神上征，定为长庚”作结，将朱丹溪的精神升华为长庚星，赋予其不朽的文化意义。
《石表辞》详述了朱丹溪的三次关键转折：少年“尚侠气，不肯出人下”；三十六岁从许谦学儒，“自悔昔之沉冥颠跻，汗下如雨”；四十岁因师命而学医，慨然回应：“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宋濂在铭文中以“敛其豪英，变为毅弘”八字，精准概括了朱丹溪从少年侠气到中年沉稳的精神蜕变。
3.2 戴良《丹溪翁传》：医道实录中的思想体系
戴良在《丹溪翁传》中详尽记录了朱丹溪的核心医学思想——相火论与阳有余阴不足论。其治学方法可概括为“以三家之论，去其短而用其长，又复参之以太极之理，《易》《礼记》《通书》《正蒙》诸书之义，贯穿《内经》之言，以寻其指归”，即综合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三家学说，以理学框架重新阐释《内经》。
《丹溪翁传》还记载了13则临床医案，以实证方式呈现朱丹溪理论的临床运用。文末“医者，仁术也。苟可以活人，虽千金不易也”一句，将朱丹溪的医学实践与“仁义”精神直接贯通。
3.3 两篇文献的互文建构与学理熔铸
宋、戴两文共同完成了“仁义丹溪”的立体塑造。宋濂以“理欲之关，诚伪之限”写其修身之严，戴良以“窭人求药无不与，不责其偿”写其医德之厚。铭文“开阐玄微，功利尤博”与医案“不三日而愈”形成互文——前者凝练其思想高度，后者呈现其临床实绩。
戴良在文中引用《石表辞》达23处，两篇文献形成了紧密的文本互涉。现代研究发现，宋濂通过“清修苦节”“恻隐济世”等评语，成功塑造了朱丹溪的儒医双重形象。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宋濂《石表辞》更多记录了朱丹溪“讲学行事之大方”，戴良《丹溪翁传》则“窃录其医之可传者”，两者合观方得朱丹溪之全貌。在元明之际的江南地域文化生态中，丹溪学派通过师承关系和隐性知识构建了江南儒医体系，使前代医者的模糊网络在丹溪学派中完成了知识文本的重构。
四、四重境界：“仁义丹溪”的精神结构
综合两篇文献，朱丹溪的精神特质可凝练为“仁心—仁义—仁术—仁脉”四重递进结构。
4.1 悬壶济世（仁心）：将“仁”化为行动的生命姿态
宋濂记朱丹溪行医：“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窭人求药无不与，不求其偿。其困阨无告者，不待其招，注药往起之，虽百里之远弗惮也。”仆夫抱怨路途遥远，朱丹溪说：“疾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戴良以“医者，仁术也”一语概括，揭示“仁”是悬壶济世的根基所在。
4.2 医者仁心（仁义）：儒者担当在医道的延伸
朱丹溪“仁义”的实质，是将儒家道义融入医道。宋濂铭文“仁义之言，绳绳勿休”点明“仁义”贯穿其一生的言行。他代民陈词、抗包银苛政——“守为官头，固当惜，民不爱也”；倡修水利、筑蜀墅塘“民食其利”；仗义执言、不媚鬼神——“岳神无知则已，其有知，当此俭岁，民食糠核不饱，能振吾民者，然后降之福”。这些“仁义”的公共实践与行医济世形成互文，本质都是“推及物之仁”的不同表达。
4.3 大医精诚（仁术）：“精诚合一”的行医境界
朱丹溪质疑《和剂局方》“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的批判精神正是其“诚”的外显。戴良记载其治学方法：“以三家之论，去其短而用其长”，正是“精”的体现。宋濂铭文“开阐玄微，功利尤博”八个字，前者写“精”，后者写“诚”。
4.4 誉满杏林（仁脉）：学术传承与精神延续
“仁脉”指朱丹溪精神与学术命脉的绵延不绝。其学术体系通过弟子戴思恭、赵良仁等形成“丹溪学派”，直接影响了新安医学、吴门医派等流派的形成。丹溪学说传入日本后发展出“后世派”，朱丹溪被尊为“医圣”。在义乌，朱丹溪中医药文化已入选国家级非遗，“丹溪”命名遍布全城。
5.1 丹溪医学的国际传播现状
丹溪学派的理论、临床经验和方剂已被编入国家教材和《古代经典名方目录》，成为中医药从业者的基本规范。丹溪学说对日本汉医和朝鲜传统医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义乌正以“仁心济世，致知创新”为核心，聚焦朱丹溪中医药文化传承、能力提升、产业推动和文化出海四大路径，力求实现从“历史名人”到“文化品牌”、从“地方遗产”到“国际语言”的跨越，让朱丹溪不仅属于义乌，更属于世界。
5.2 “一带一路”中的丹溪文化出海
2025年，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第九届国际文化节上，“朱丹溪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基地”正式揭牌，来自66个国家400余名国际学生参与其中。义乌市中医医院被授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中医各家学说”临床研究基地。
2025年国际森博会朱丹溪中医药文化展示区设四大板块，吸引众多客商前来洽谈采购。义乌的目标是“打造‘世界中医药文化交流窗口’，助推丹溪精神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3 造福全人类健康的“义乌方案”
朱丹溪“滋阴学说”和“气血痰郁四伤学说”在现代临床中仍被广泛应用。义乌正推动“基于丹溪思想研发的养生产品、诊疗方案服务全球民众，真正实现‘让中医药智慧惠及人类健康’的愿景”。
六、结论：“仁义丹溪”的三重价值
宋濂《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与戴良《丹溪翁传》，一“儒”一“医”，共同完成了“仁义丹溪”精神丰碑的立体塑造。朱丹溪以“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的生命选择，将“仁义”从文本转化为实践。
对义乌而言，朱丹溪是“六义”文化中“仁义”一脉的精神标杆；对中国医学史而言，他是“儒医”传统的典范人物；对世界健康事业而言，丹溪医学正在从义乌走向全球。宋濂笔下的“精神上征，定为长庚”与戴良笔下的“医者，仁术也”，共同构成了“仁义丹溪”的精神双翼——一个向上飞扬，一个向下扎根。七百年前丹溪水边那个身影，至今仍在照亮后来者的道路。
附一宋濂《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原文
丹溪先生既卒，宗属失其所倚藉，井邑失其所依凭，嗜学之士失其所承事，莫不方皇遥慕，至于洒涕。濂闻之，中心尤摧咽不自胜。盖自加布于首，辄相亲于几杖间，订义质疑，而求古人精神心术之所寓。先生不以濂为不肖，以忘年交遇之，必极言而无所隐，故知先生之深者，无踰于濂也。方欲聚厥事行为书以传来世，而先生之子玉汝、从子嗣汜，忽蹐濂门，以先生从弟无忌所为状，请为表以勒诸墓上，濂何敢辞。
先生讳震亨，字彦修，姓朱氏。其先出于汉槐里令云之后，居平陵。至晋永兴中，临海太守泛，始迁今婺之义乌。子孙蝉联，多发闻于世。郡志家乘载之为详。当宋之季，有东堂府君者，讳良祐，懿然君子人也，盖以六经为教，以弘其宗。府君生某，某生迪功郎桂，迪功生乡贡进士环，先生之大父也。父讳元，母某氏。
先生受资爽朗，读书即了大义，为声律之赋，刻烛而成，长老咸器之。已而弃去。尚侠气，不肯出人下。乡之右族或陵之，必风怒电激，求直于有司，上下摇手相戒，莫或轻犯。
时乡先生文懿许公讲道东阳八华山中，公上承考亭朱子四传之学，授受分明，契证真切，担簦而从之者亡虑数百人。先生叹曰：“丈夫所学，不务闻道，而唯侠是尚，不亦惑乎？”乃抠衣往事焉。先生之年盖已三十六矣。公为开明天命人心之秘，内圣外王之微。先生闻之，自悔昔之沉冥颠跻，汗下如雨。由是日有所悟，心扃融廓，体肤如觉增长。每宵挟册，坐至四鼓，潜验默察，必欲见诸实践，抑其疏豪，归于粹夷。理欲之关，诚伪之限，严辨确守，不以一毫苟且自恕。如是者数年，而其学坚定矣。
岁当宾兴，先生应书秋闱，幸沾一命，以验其所施。再往再不利，复叹曰：“不仕固无义，然得失则有命焉。苟推一家之政，以达于乡党州闾，宁非仕乎？”
先是，府君置祭田三十余亩，合为一区，嗣人递司穑事，以陈时荐。然有恒祭而无恒所。先生乃即适意亭遗址，建祠堂若干楹，以奉先世神主，岁时行事。复考朱子家礼而损益其仪文，少长咸在，执事有恪，深衣大带，以序就列，宴私洽比，不愆于礼。适意亭者，府君所造，以延徐文清公之地。先生弗忍其废，改创祠堂之南，俾诸子姓肄习其中。
包银之令下，州县承之，急如星火。一里之间，不下数十姓，民莫敢与辨。先生所居里，仅上富氓二人，郡守召先生自临之，曰：“此非常法，君不爱头乎？”先生笑曰：“守为官头，固当惜，民不爱也。此害将毒子孙，必欲多及民，愿倍输吾产当之。”守虽怒，竟不能屈。
县有暴丞，好谄渎鬼神，欲修岱宗祠以徼福，惧先生莫己与，以言尝之，曰：“人之死生，岳神实司之。欲治其宫，孰敢干令？”先生曰：“吾受命于天，何庸媚土偶为生死计耶？且岳神无知则已，其有知，当此俭岁，民食糠核不饱，能振吾民者，然后降之福。”
先生所居，有蜀墅塘，溉田六千余亩。岁久堤坏，水无所蓄，屡以灾告。先生率众致力修筑，置坊庸，凿为三窦，时其浅深而舒泄之，民食其利。
岁大疫，先生合药以施，所活甚众。他邑之民，有疾疫者，亦不远数百里来迎。先生辄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窭人求药，无不与，不求其偿。其困阨无告者，不待其招，注药往起之，虽百里之远弗惮也。仆夫告痡，先生谕之曰：“疾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
先生之学，以躬行为本，以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目为礼乐之原，积养之久，内外一致。其于医也，推明《内经》之旨，而参以张从正、李杲、刘完素三家之说，然不泥其方，惟务本于道，时出心裁，往往出人意表。其用药也，如持衡，随物重轻而为前却，故一匕之施，无不立验。
先生所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外科精要》《本草衍义补遗》等，凡若干卷，皆行于世。
先生娶某氏，子男二人：长玉汝，次嗣汜。孙男若干人。先生生于至元辛巳十一月二十八日，卒于至正戊戌六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八。其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其乡之某山。
铭曰：
濂洛有作，性学复明。考亭承之，集厥大成。
化覃荆扬，以及闽粤。时雨方行，区萌毕达。
世胤之正，实归金华。绵延四叶，益烨其葩。
辟诸上尊，置彼逵路。随其志分，不爽其度。
有美君子，欲振其奇。血气方刚，畴能侮予。
七尺之躯，忍令颠越。壮龄已逾，亟更其辙。
更之伊何，我笈有书。负而东游，以祛所疑。
非刻非厉，曷图曷究。岂止惜阴，夜亦为昼。
昔离其疃，今廓其蒙。始知人心，与宇宙同。
出将用世，时有小利。孚惠家邦，庶享厥志。
勤我祠事，以帅其宗。况有诗书，以陶以砻。
以畅其施，期寿夫物。苟躬可捐，我岂遑恤。
仁义之言，绳绳勿休。昭朗道真，释除欲仇。
上帝有赫，日注吾目。天人之交，间不容粟。
听者耸然，如闻巨镛。有声铿锵，无耳不聪。
旁溢于医，亦绍绝躅。开阐玄微，功利尤博。
敛其豪英，变为毅弘。所以百为，度越于人。
呫呫世儒，出入口耳。竞藻斗华，析门殊轨。
以经为戏，此孰甚焉。不有躬行，其失曷镌。
世涂方冥，正资扬燎。梦梦者天，使埋其耀。
精神上征，定为长庚。与造化游，白光焞焞。
表德幽墟，遵古之义。佥曰允哉，是词无愧。
附二戴良《丹溪翁传》原文
丹溪翁者，婺之义乌人也，姓朱氏，讳震亨，字彦修，学者尊之曰丹溪翁。
翁自幼好学，日记千言。稍长，从乡先生治经，为举子业。后闻许文懿公得朱子四传之学，讲道八华山，复往拜焉。益闻道德性命之说，宏深粹密，遂为专门。一日，文懿谓曰：“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翁以母病脾，于医亦粗习，及闻文懿之言，即慨然曰：“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乃悉焚弃向所习举子业，一于医致力焉。
时方盛行陈师文、裴宗元所定大观二百九十七方，翁穷昼夜是习。既而悟曰：“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苟将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也《素》《难》诸经乎？”然吾乡诸医鲜克知之者。遂治装出游，求他师而叩之，乃渡浙河，走吴中，出宛陵，抵南徐，达建业，皆无所遇。及还武林，忽有以其郡罗氏告者。罗名知悌，字子敬，世称太无先生，宋理宗朝寺人。学精于医，得金刘完素之再传，而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之说。然性褊甚，恃能厌事，难得意。翁往谒焉，凡数往返，不与接。已而求见愈笃，罗乃进之曰：“子非朱彦修乎？”时翁已有医名，罗故知之。翁既得见，遂北面再拜以谒，受其所教。罗遇翁亦甚欢，即授以刘、张、李诸书，为之敷扬三家之旨，而一断于经，且曰：“尽去而旧学，非是也。”翁闻其言，涣焉无少凝滞于胸臆。居无何，尽得其学以归。
乡之诸医泥陈、裴之学者，闻翁言，即大惊而笑且排。独文懿喜曰：“吾疾其遂瘳矣乎！”文懿得末疾，医不能疗者余十年，翁以其法治之良验，于是诸医之笑且排者，始皆心服口誉，数年之间，声闻顿著。
翁不自满足，益以三家之说推广之。谓刘、张之学，其论脏腑气化有六，而于湿、热、相火三气致病为最多，遂以推陈致新、泻火之法疗之，此固高出前代矣。然有阴虚火动，或阴阳两虚，湿热自盛者，又当消息而用之。谓李之论饮食劳倦，内伤脾胃，则胃脘之阳不能以升举，并及心肺之气陷入中焦，而用补中益气之剂治之，此亦前人之所无也。然天不足于西北，地不满于东南，天阳也，地阴也。西北之人，阳气易于降，东南之人，阴火易于升。苟不知此，而徒守其法，则气之降者固可愈，而于其升者亦从而用之，吾恐反增其病矣。乃以三家之论，去其短而用其长，又复参之以太极之理，《易》《礼记》《通书》《正蒙》诸书之义，贯穿《内经》之言，以寻其指归。而谓《内经》之言火，盖与太极动而生阳、五性感动之说有合。其言阴道虚，则又与《礼记》之养阴意同。因作《相火》及《阳有余阴不足》二论以发挥之。
其论相火，有曰：阳动而变，阴静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然火有二焉，曰君火，曰相火。君火者，人火也；相火者，天火也。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动皆属火。以名而言，形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以位而言，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见于天者，出于龙雷，则木之气；出于海，则水之气也。具于人者，寄于肝肾二部，肝属木而肾属水也。胆者，肝之腑；膀胱者，肾之腑；心包络者，肾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肾之分，皆阴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天之火虽出于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龙非蛰，海非附于地，则不能鸣，不能飞，不能波也。鸣也，飞也，波也，动而为火者也。肝肾之阴，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或曰：相火，天人之所同，何东垣以为元气之贼？岐伯历举病机十九条，而属火者五，此非相火之病耶？曰：东垣之言，为内伤不足之证设也。岐伯之言，为外感有余之证设也。若之何而混言之哉？
其论阳有余阴不足，有曰：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何以言之？天，大也，为阳，而运于地之外；地，居天之中，为阴，而天之阳气实焉。天包地外，地居天中，所以阳常盈而阴常亏也。人之所以为阳者，用也；为阴者，体也。体常静而用常动，故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人自有生以来，男子十六而精通，女子十四而经行，可见阴气之难成，而成之后，又易以亏。故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此其大较也。
翁之论，皆本于《内经》，而参以理学之旨，故其说精且详如此。
翁之为医，遇病辄能决人之死生，其治效多类此。其为医，不泥于古方，而惟以活人为务。其治病也，如持权衡，低昂轻重，不差累黍。其用药也，如将之将兵，奇正相生，变化不测。故其所治，无不立效。
翁性简朴，不事华饰，而刚毅清介，人莫敢干以私。其事亲孝，其待弟友，其教子有法。至于济人利物，尤所尽心。遇有疾者，虽风雨寒暑，不避也。窭人求药，无不与，不责其偿。其困阨无告者，不待其招，注药往起之。尝曰：“医者，仁术也。苟可以活人，虽千金不易也。”其仁心如此。
翁所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本草衍义补遗》《外科精要》等书，皆行于世。
翁卒于至正十八年，年七十有八。葬于义乌之某山。门人戴良等，相与议其行，私谥曰“丹溪先生”。
论曰：昔者孔子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医之为道，其亦难矣。非有得于圣贤之学者，不足以语此。翁以儒生而精于医，其学有本原，其术有根据，岂非所谓“道艺”者耶？然世之医者，往往泥于古方，而不能通变，其视翁之深造自得，为何如哉？呜呼！翁之没已久矣，而其书具在，读者能因其言而求其心，则于医也其庶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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