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东南，群山环抱。龙溪从紫微山顶的石缝间渗出来，汇成细流，穿过峡谷，淌过田畴，在雅治街前拐了一个弯，由西南折向西北，将这座千年古村拥入怀中。
雅治街古称“野墅”，意即“田野筑室而居”。一个“野”字，道尽了它最初的面貌——散落在田畴间的几户人家，守着几亩薄田，靠着一条溪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那是一幅农耕时代的剪影：泥土夯墙，茅草覆顶，炊烟从低矮的屋顶上升起来，又被山风吹散。
那时的龙溪，只是一条无名的山涧。那时的村子，只是义乌南乡一处不起眼的聚落。但村庄的面貌，却在这条溪水的日夜流淌中，一点一点地改变着。从田野到街市，从野墅到雅治，从古道驿站到政法名村——这是一条长达八百年的焕新蝶变之路。
一
古人选址，讲究风水。雅治街“绕水而建，靠山而居”，坐落在凤凰山脚，村前龙溪清泉环村而行，两岸绿树成荫；村后群山上满目青翠，山野绮丽，素有“义乌后花园”之誉。清嘉庆《义乌县志》载：“龙溪：县南四十里，源出吴宁紫微山顶，环抱野墅，至双溪口合流。”寥寥数语，“源出”“环抱”“合流”三个动词连缀，勾勒出一条溪与一座村之间绵延了数百年的依存关系。
龙溪的水是活的。它从高处的石缝间渗出来，一点一点地汇聚，一点一点地前行。它不急于奔向远方，却从未停止过流动。它见过春天的桃花随波逐流，也见过秋天的落叶在水面打转；它听过夏日的蝉鸣在两岸回荡，也听过冬夜的风声从山谷穿过。它什么都见过，却什么都不说。水是有方向的——它从高处来，往低处去，不执着于某一块石头、某一处河湾，该转弯时转弯，该奔涌时奔涌，该沉默时沉默，却始终知道自己的方向。
雅治街人世代守着这条溪。他们在溪边浣衣、灌溉、行走，也在溪边学会了一种朴素的生活智慧：水能流到大海，不是因为力量大，而是因为它知道从脚下出发，一步一步地走。后来雅治街走出了那么多法律人，他们奉行的“法理”二字，说到底也是一种“有方向的水”——不因人而异，不因势而曲，始终朝着同一个方向流淌。
溪水无言，而文脉已在其中孕育。
二
横跨龙溪的古月桥，几乎是雅治街人的精神图腾。
它是一座宋代单孔石拱桥，旧名大桥、野墅桥，位于雅治街村西侧百余米的龙溪转弯处。桥建于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全长31.2米，净跨15米，桥面宽4.5米，矢高4.15米。桥身分三层叠砌，底层用条石块直砌，共五折，呈五边形；每节用六块长2.8米的石条直砌，搭接处用横锁石承接。全桥共用三十根条石、四根横锁石。这种结构与《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极为相似，是“我国迄今可考最早、最完整的肋骨折边石拱桥”。
八百多年过去了。桥身青石斑驳，苔痕爬上石缝又退去，退去又爬上——周而复始，比任何王朝都持久。桥侧面中部横石匾上阴刻着十二个字：“皇宋嘉定癸酉季秋闰月建造”。每道刻痕都像时间的指纹，清晰，深刻，不可伪造。
时间从古月桥身上流过。元末的兵燹从桥面踩过，明代的商队从桥上走过，清朝的驿卒从桥头跑过，民国的挑夫在桥下歇过脚。桥身记住了每一种脚步的轻重缓急，却不发一言。一座真正的古桥，从来不说自己老，只说自己在。它站在那里，像一位沉默的守夜人，立在村口，等着每一个离开的人回来，也送着每一个留下的人远去。
关于桥名的来历，雅治街流传着一个温暖的故事。相传南宋名臣徐侨（号“毅斋”）回乡为母守孝，途经龙溪时遗落官印，野墅村一位叫“古月”的放牛娃拾得后奉还。徐侨感念其淳朴，出资建造了这座桥，以放牛娃的名字命名。
这个故事，或许只是传说。但它被一代代雅治街人传颂至今，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这个村落愿意用一个放牛娃的名字来命名自己最重要的地标——这在以功名论英雄的传统社会里，是一种价值观的表达。淳朴、忠厚、不欺心，比任何功名都更值得被记住。美德，才是这座桥真正的墩基。
2001年6月25日，古月桥被国务院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
“野墅”这个朴拙的名字，透露出雅治街最初的起点是一个普通的农业聚落。
但它恰好坐落在一条古道上。这条道是义乌通往东阳、永康的必经之路，自宋元明清直至民国，都是东阳通往金华境内的官道，更是义乌南乡的交通命脉与商贸脊梁。雅治街、南青口、光明、塘下洋、芦塘下、倍磊街——六个依古道而生的村落，曾以“市”“街”为名，在岁月长河里撑起了一方烟火繁华。
有了路，就有了人；有了人，就有了交易。野墅逐渐从单纯的“田野聚落”演变为“古道驿站”，进而形成了集市。明万历《义乌县志》记载，全县共有16个集市，野墅市名列其中。到了清嘉庆年间，全县发展到29个集市，野墅市继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全县有16条“街”，野墅街也赫然在列。一个村落以“街”命名，说明它已经从“赶集的地方”升格为“长年有店铺的商贸街区”。
村志记载，街道两侧曾有酒肆、茶馆、饭店、客栈、豆腐坊、当铺、杂货铺、中药铺等店铺林立。可以想见当年车马喧阗、商贾云集的景象：清晨，古道上的驼铃声由远而近；正午，茶馆里南腔北调的讨价声此起彼伏；入夜，客栈门口的灯笼一盏盏亮起来，照着最后一拨赶路的旅人。
从“野墅”到“野墅市”，再到“野墅街”，名称的每一次更迭，都是村庄的一次焕新，一次蝶变。从散落的农舍到热闹的街市，从自给自足的农耕到商品交换的贸易——村庄的面貌在变，村民的身份在变，但那颗“不安于现状、敢于求变”的心，却从未变过。
民国时期，野墅市被废除，但“野墅街”的名称一直沿用到民国后期，后因义乌方言谐音和文化人士的推介，逐渐雅化为“雅治街”。一个从“田野”到“街市”再到“雅治”的命名演变史，就是一部村庄从“农耕”到“商贸”再到“文教”的文明演进史。
四
村北的山坳里，藏着一片水杉林。
水杉生长在朝阳水库边。上世纪六十年代，周边村民一担一担挑土筑坝，用了几年时间才把这片水留下来。起初它就是一个蓄水灌溉的水库，普通得和义乌乡间任何一座水库没什么两样。后来有人在库尾种了水杉——那是冰川时期遗留下来的稀有树种，有着“植物界活化石”的美誉。
几十年后，水杉长成了高达三四十米的林带，树干笔直挺拔，枝条层层舒展如塔形。每年秋冬，细密的水杉叶从翠绿渐变成金黄，再染成一片醉人的橘红；阳光从笔直的树冠间漏下来，在水面上投下斑斓的倒影，“一半山景一半湖色”，如梦似幻。人们把这里叫做“江南小九寨（九寨湾）”。
水杉是“活化石”。它经历过冰川期，熬过了地球的剧变，依然活了下来。雅治街的文脉传承也是这样——从野墅到雅治街，从古道街市到“政法第一村”，中间经历了多少变迁，但那条文脉始终没有断。就像水杉，不管季节如何更替，到了秋天总会变红，到了春天总会返青。
2022年以来，朝阳水库引入露营基地，雅治街村集体以土地入股，每年可为村里增收超10万元。一片“活化石”般的山水，以一种“活”的方式回馈着守护它的人。山水之美没有被“圈养”起来，而是通过农文旅融合的方式，长成了有生命力的产业。这种“与山水共呼吸”的方式，不正是雅治街千年文脉在当代的延续吗？
五
在老街深巷处，一座坐西朝东、面阔四间的清代宅院静静伫立在时光里，门前一泉池塘，映出整栋建筑的倒影。这就是朱献文的故居——翰林第。
朱献文（1872—1949），原名昌煌，字郁堂。他出身农家，家境贫穷，生活艰辛。其父朱增秀“栉风沐雨苦苦操持着几亩薄田，一家人节衣缩食供朱献文上学”。朱献文的启蒙老师是壁斋公，治学严谨，名闻乡里。在严父良师教诲之下，他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都很用功，自幼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年稍长后，研读经义、史学、八股文都很刻苦，“表现出过人的才气和毅力”。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朱献文中丁酉科拔贡，夺得魁首，名噪全县。随后自求是书院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参加留学竞考，以优异成绩被清政府录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东渡日本，入京都帝国大学攻读法政，毕业时获法学士学位。归国后即被选拔到法律编修馆，参加修订《大清律例》，成为《民法·亲属》篇的起草员。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中法政科进士；次年，授翰林院检讨加四级，被封为通议大夫——“翰林第”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民国建立后，朱献文历任国务院法制局参事、大理院推事、江西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对推行法制颇多建树。1922年调任江苏高等审判厅厅长，“因军阀混战，阻碍法治，于1927年挂冠归里”。抗日战争前奉命视察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诸省司法工作；抗日战争前期，应国民政府聘视察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司法事务，“所提建议均被次第采纳施行”。1942年日军侵占义乌，他避居缙云棠慈；1945年浙江省临时参议会成立，当选议长。
朱献文一生“布衣蔬食，不事奢华”。他每次回乡都穿草鞋、不坐轿，遇到同乡便摘下草帽主动招呼。女儿出嫁时仅设一二便席，繁文缛节尽免。弥留时，嘱“薄殓简殡，毋以金银及完整衣物入棺，祭祀须用素餐，禁备酒肉”。1949年4月8日，朱献文在金华病逝，归葬于赤岸挂网山。
朱献文存世诗作极少，但一首《得家书》足见其对家乡的眷恋：
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
归心随雁到，乡泪落江多。
故里三秋别，羁身万里过。
开缄频拭目，犹恐是蹉跎。
首联写岁末春初——“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也是诗人内心的写照：风霜已尽，和气初生，暗含对家国时局转好的期盼。颔联“归心随雁到，乡泪落江多”，大雁南飞勾起归思，乡泪落入江水，江有多长，泪便有多长。颈联“故里三秋别，羁身万里过”是这首诗的关键句：离家已三年，漂泊已万里。尾联“开缄频拭目，犹恐是蹉跎”——家书到了，一遍一遍擦亮眼睛看，唯恐是空欢喜一场。一句“犹恐是蹉跎”，将游子对家书既渴望又害怕的复杂心绪写得纤毫毕现。
诗中不见官场气、衙门腔，而是一派素朴的游子心声。求真、务实、不欺心——正是朱献文诗文与为人的统一底色。诗中的“犹恐是蹉跎”，与他一生“时时以国利法纲为重，处处以慎心、清风、勤奋自勉”的姿态互为表里：他怕的是“蹉跎”——怕虚度光阴，怕辜负所学，怕对不住脚下这片土地。
1936年，朱氏宗祠因风雨侵蚀破败不堪，族人打算重建。朱献文一人捐助500块银元，购得7米长的石柱60根。他向各地的学者和书家征集了76副对联，镌刻在石柱上，整个祠堂仿佛成了一座书法对联陈列馆。祠堂正立面有罗马柱门墙、石膏雕塑、拱形大门和窗户，是义乌唯一一座中西合璧的洋房式宗祠。朱献文的两副楹联留存至今：
理学绍先徽，水源木本；
宗功光后烈，春露秋霜。
上联写朱氏家族世代传承的理学传统——以先祖为水源，以宗功为木本；下联“春露秋霜”四字取自《礼记》，四时更替，祭祀不绝，先人的精神便永远活着。
鹤算添筹天保九如永固；
凤毛济美尚书七叶重光。
此联侧重祝愿与显扬，“鹤算添筹”指长寿，“尚书七叶”追忆先祖功业，祈愿家族昌盛不衰、代有才人。
朱献文一身兼“旧式翰林”与“新式法政”两种身份，为宗祠征集对联的举动，本身就有着“以文化凝聚宗族、以风教维系人心”的深意。宗祠内供奉着当地朱氏祖先、东晋名将朱礼夫妇的雕像，上方悬挂“金威将军”牌匾。祠堂呈品字形布局，有主屋25间，一个大天井和两个小天井。宗祠内还收藏了800多件古物展品，从清代印花麻布长裙到民国纸币，从小小烟盒、香炉到农耕工具，皆由村民自发捐赠。一座宗祠，同时是一座博物馆、一座陈列馆、一座“以物传家”的精神殿堂。
光绪末年，朝廷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朱献文大力支持其老师壁斋先生筹集经费，创办了义乌最早的小学之一“龙溪小学”。这所学校“孕育滋养了一方乡贤人杰”——从雅治街走出的众多法政人才、革命志士、学术名家，很多人的启蒙教育就始于龙溪小学的课堂上。
六
朱献文之后，雅治街的文脉并未中断，而是沿着“法理”与“革命”两条线索继续延伸。
朱成学（1920—1982），1943年考入中央大学法律系。1946年1月参加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中央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同年4月任中大新青社公开工作系统负责人；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央大学公开工作系统党支部书记。
1947年5月，曾被毛泽东誉称为“第二条战线”的南京“五二○”爱国学生运动中，朱成学担任宁、沪、苏、杭16所专科以上学校联合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是南京“五二○”运动第一线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面对反动当局的威胁利诱，他毫不动摇；在敌人布置五道封锁线的险恶情势下，果断决策，采用群众斗争与政治谈判相结合的策略，不顾生命危险挺身而出与6位代表找国民党要员谈判，几经周折，终于迫使当局撤防。“五二○”运动以后，他发起组织了南京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
1948年7月，朱成学与华彬清、李飞遵照党组织安排撤退至解放区途中，因交通员叛变被国民党逮捕。在监狱里、法庭上，他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地和敌人作斗争。被以“非法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才由党组织营救出狱。解放后，朱成学担任南京市学生联合会第一届主席、南京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后任青年团南京市委部长、秘书长等职。1956年调任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讲师团副团长，后任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长。十年浩劫期间，被诬陷迫害，但“意志坚强，经得起各种环境的考验，受挫折而无怨言，处逆境斗志益坚”。1978年平反后调任《南京日报》副总编，次年调回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并当选为江苏省律师协会副会长。1982年2月16日凌晨，突发心肌梗塞溘然长逝，终年62岁。
朱成学从雅治街的龙溪畔走进中央大学的法科课堂，从法科课堂走上“五二○”运动的街头，从街头走进国民党的监狱——他走的路，比朱献文更曲折、更凶险。如果说朱献文是“用法理来安邦”，朱成学就是“用革命来救国”。法理与革命，看似两条路，但在雅治街的文脉里，它们指向同一个方向：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活得更有尊严。
朱成通（又名朱通），曾参加1980—1982年十二大党章修改工作小组，离职后聘任为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撰研究工作。他在制度的顶层设计层面延续着雅治街的文脉。
朱顺佐（1936年生），1959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研究生班。历任绍兴师专教务处主任、绍兴市委党校副校长、研究员、教授，1991年调任绍兴市社联副主席、社科院副院长。从事教学工作30余年，出版《邵力子传》《胡愈之传》等史传多种，著作约450万字。
此外，雅治街村还有一条红色传承线：1942年义乌沦陷后，村中自卫队队员朱顺椿参加杀汉奸、擒日寇、攻据点等武装斗争，1950年4月牺牲，被追授烈士称号。抗美援朝中，朱成鹏、朱顺能等8人赴朝参战，朱子成、朱顺银在战斗中牺牲。
七
从朱献文到朱成学，从朱成通到朱顺佐，雅治街村的文脉传承呈现出一种清晰的逻辑——它不是单纯的“书香传家”，而是一条从旧式法政到新式革命再到学术研究的完整精神续脉。
这四个人，分属不同时代、从事不同领域，却有共同的精神底色：
朱献文——清末民初法政先驱，不畏权贵、刚正不阿，一生布衣蔬食、以法安民。朱成学——民国革命志士，敢于斗争、勇于牺牲，在“五二○”运动中挺身而出，身陷囹圄不改其志。朱成通——当代制度建设者，参与国是、服务大局，以制度之笔参与书写国家未来。朱顺佐——当代学术研究者，埋头著述、学术报国，四百五十万字的著作，是一个人对学问的全部忠诚。
雅治街村“义乌政法第一村”的美誉，并非仅因朱献文一人而成立。据记载，民国以来全村从事法官、检察官、警官等司法行业的村民多达127人。这个数字不是偶然，而是雅治街朱氏“畏法明礼、勤耕好学”家风的集体释放。
八
雅治街的自然山水与人文积淀之间，有一种深层的同构关系。
龙溪的水、古月桥的石、古驿道的路，不是静止的背景，而是动态的“教具”——它们让每一代雅治街人在行走、耕种、往来之间，潜移默化地习得了“畏法明礼”的秩序感。水有方向，所以知道往哪里流；桥有结构，所以知道如何承重；路有起点，所以知道从何处出发。这些东西，不需要专门去教，走着走着就懂了。
而朱献文们以法政报国、以文脉传家的选择，又反过来为这片山水注入了更深层的人文意义——使“山水”从此有了精神史的分量。“以古月桥为记忆源头，朱氏宗祠为文化内核，以龙溪和驿道为空间载体，串联起雅治街的历史脉络，”这是一条因驿而起、因商而兴的见证之路，是一条拱桥精湛技艺的展示之路，也是一条朱氏宗族沿袭发展的传承之路。
如今，雅治街村已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村中保存的历史遗迹共43处，其中国家级文保单位1处（古月桥），市级文保单位8处。龙溪改造、古建筑修缮、老街改造先后投入数千万元。一个村庄用近千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完整的“山水-人文”共生史——这不仅是义乌的一处文化样本，更是中国乡土文明“何以绵延千年而不断”的一个具体而微的回答。
如果你来雅治街，建议把古月桥、翰林第、朱氏宗祠和朝阳水库放在同一天走。先去古月桥上站一会儿，看看八百年前的人在石头上留下的錾痕——那是他们想对后人说的话。再去翰林第门前的那方池塘边坐一坐，看看水面倒映的天光云影——那是一个法政先驱安顿身心的归处。然后走进朱氏宗祠，看看那60根石柱上镌刻的76副楹联——那是一个人对宗族、对乡土、对文化的全部深情。最后，去村北的水杉林边站一站，看水面上那些晃动的红影——那是今天的人正在书写的句子。
你会发现，它们之间隔着的不是时间，而是一种默契——古月桥用石头守护着记忆，翰林第用池塘安放着乡愁，朱氏宗祠用楹联凝聚着宗族，水杉林用倒影装点着当下。它们各自安静，却共同勾勒出同一片诗意栖居的轮廓。
那种默契，就叫做文脉。不张扬，不喧哗，只是静静地，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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