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炉与艾火 ——葛洪、鲍姑“双修济世”的义乌叙事与千年诗境

印庸

一

中国道教史上，有一种修行叫“双修”。

但“双修”二字，在葛洪与鲍姑这里，不是房中术的秘戏，不是阴阳采补的方技，而是一种更为朴素、更为深沉的东西。它是一对夫妻在义乌相隔一道山坡的距离里，各自做着各自的事——一个在山上炼丹，一个在山下施灸；一个向内求索，一个向外济世。他们不并肩，不并行，却时时对望；不争执，不依附，却互为体用。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写道：“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他把“善”写进了成仙的门槛。而鲍姑在配峰庵里将一根根艾条点燃，悬于病患的赘瘤之上，一灼即消。她不是在“炼丹”，她是在“炼心”；她不是在“修仙”，她是在“修善”。

一个炼丹，一个施灸。丹炉的火是封闭的，艾条的火是开放的。丹炉的火指向自身的转化，艾条的火指向他人的治愈。葛洪的丹炉需要千年不熄的专注，鲍姑的艾条需要日日不辍的慈悲。它们是同一修行的两面——一面是“自度”，一面是“度人”；一面是“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宣言，一面是“病者得愈，苦者得乐”的祈愿。

葛洪的字，叫稚川。稚，是年幼的、初生的。川，是河流。合在一起，是一条年轻的河流。这个名字，不知是他父亲取的，还是他后来自己改的，总之，他叫了一辈子“稚川”。鲍姑的名字，叫潜光。潜，是隐藏、沉潜的。光，是光芒。合在一起，是一道隐藏的光芒。

一条年轻的河流，一道隐藏的光芒。

葛洪与鲍姑，是“稚川”与“潜光”的相遇。一个在山上炼丹，一个在山下施灸。一个用丹炉把金石炼成金丹，一个用艾条把病痛灼成安康。一个在丹炉前守着一炉火，一守就是几十年；一个在艾条前守着一缕烟，一守也是一辈子。

他们的名字，本身就是一首诗。

二

葛洪是什么人？

他生于西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丹阳句容人，字稚川，自号抱朴子。祖父葛系是三国东吴的大官，父亲葛悌做过邵陵太守。他十三岁丧父，家道中落，穷到“伐薪卖之，以给纸笔”——砍柴卖了，买纸买笔，抄书学习。他的从祖父葛玄，是三国时期著名的道士，被尊为“葛仙公”，道教灵宝派的祖师。葛洪的炼丹术，正是通过葛玄的弟子郑隐，间接传承下来的。

他一生做过几件大事。他写了《抱朴子》，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他写了《神仙传》，为八十四位神仙立传。他写了《肘后备急方》，一本急救手册，里面有一个方子，一千七百年后，被一个叫屠呦呦的人看到了，提取出了青蒿素，得了诺贝尔奖。

他是道士，是医者，是炼丹家，是理论家，是中国科学史上不该被遗忘的星座。

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些。我要说的是，葛洪这个人，与义乌的关系。约在东晋咸和年间，葛洪来到义乌，在佛堂镇八宝山北麓的葛仙山结庵修炼。万历《义乌县志》记载：“葛仙山，在县南五十里，高一百五十丈，有炼丹岩。”葛洪在此“朝吮清露，暮伴松风”，潜心丹鼎之术，同时上山采药，为四邻乡民施诊赠药。

他还做过另一件事。在山下的村子里“饮羊”——放牧羊群，在溪边给羊饮水。万历《义乌县志》记载：“羊足迹石，在来山之侧，旧传葛仙翁饮羊于此。”这些羊蹄踏石的痕迹，“如印泥中，深半寸许”，村子因此得名“羊印村”。葛洪在丹溪的土地上，听到了一个牧羊少年的故事。他收集了这个故事，写入了《神仙传》。故事是这样的：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而家使牧羊，有道士见其良谨，使将至金华山石室中，四十余年，忽然不复念家。其兄初起，入山索初平，历年不能得见。后在市中，有道士善卜，乃问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今四十余年，不知死生所在，愿道君为占之。’道士曰：‘金华山中有一牧羊儿，姓皇名初平，是卿弟非耶？’初起闻之，惊喜，即随道士去寻求，果得相见，兄弟悲喜。因问弟曰：‘羊皆何在？’初平曰：‘羊近在山东。’初起往视，了不见羊，但见白石无数，还谓初平曰：‘山东无羊也。’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见之。’初平便乃俱往看之。乃叱曰：‘羊起！’于是白石皆变为羊，数万头。”

三百余字，奠定了一千七百年黄大仙叙事的全部基础。葛洪写下“丹溪人也”的时候，他只是如实记录了一个他亲身踏足的地方。但他不知道，这四个字会在千年之后，成为一场文明正统之争的起点。

三

而鲍姑呢？

鲍姑名潜光，上党人，南海太守鲍靓之女。父亲“见洪深重之，以女为妻”，鲍姑遂与葛洪结为夫妻。她从小在丹炉与药臼之间长大，对道教、炼丹、医学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二十六岁的男人，一个“性寡欲，不好荣利”的道士。

鲍姑的医术，以艾灸著称。她“擅长灸法，尤以治赘瘤和赘疣最为著名”。《南海县志》记载她“以灸人身赘瘤，一灼即消除无有”。她使用越秀山脚下盛产的红脚艾制成艾绒条，这种艾草因此被后人称为“鲍姑艾”。她的灸法不仅治病，还有美容效果，古籍称“不独愈病，兼获美艳”。

但鲍姑的“艾灸”不仅仅是一种医术，更是一种修行方式。艾灸的本质是“以火化浊”。火是阳，艾是阴；火性炎上，艾性温通。点燃艾条，熏于患处，是以阳和之气化解阴凝之滞。这与葛洪的“炼丹”形成了深刻的呼应。葛洪的丹炉中，也是“以火炼金”——火是阳，金是阴；火性烈，金性沉。炼丹的过程，同样是以阳火化阴质，使“粗重”变为“精微”。

葛洪在丹炉中“炼”的，是自己的身体；鲍姑在病人身上“灸”的，是他人的身体。葛洪的修炼是“自度”，鲍姑的修炼是“度人”。葛洪的丹炉是封闭的，鲍姑的艾条是开放的。葛洪面对的是“金石”，鲍姑面对的是“众生”。

四

葛洪与鲍姑在义乌的岁月，是“双修济世”最生动的呈现。

葛洪在葛仙山上造炉炼丹。他炼的是“变化之术”。他在《抱朴子·内篇·黄白》中写道：“夫变化之术，何所不为……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为嫌金银之不可以异物作乎？”他举出的例证——铅变丹、丹变铅、水火从天上取下来、云雨霜雪可以用药制造、蛇变成龙——全部来自当时的常识认知。既然这些都是“自然”的，那么“变化”本身就是“自然”的。既然“变化”是自然的，那么“白石变羊”就不是违背自然的奇迹，而是顺应自然的极致。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遐览》中还记载了“变化之术”的权威经典：“其变化之术，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记》……其法用药用符，乃能令人飞行上下，隐沦无方。含笑即为妇人，蹙面即为老翁，踞地即为小儿，执杖即成林木，种物即生瓜果可食，画地为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兴云起火，无所不作也。”

“撮壤成山”——把一把土撮起来变成山——与黄初平“叱石成羊”在逻辑上完全一致。它们都属于《墨子五行记》所记载的“变化之术”。葛洪在《对俗》中进一步论证：“若道术不可学得，则变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兴云起雾……幻化之事，九百有余，按而行之，无不皆效，何为独不肯信仙之可得乎！”黄初平的“叱石成羊”，正是这“九百有余”的“幻化之事”中的一项。它证明了：道术可以学得，神仙可以修成。

而鲍姑在葛仙山下结庵施灸。她用的是越秀山的红脚艾。她将艾草制成艾绒条，点燃，悬于患处，一灼即消。她为一个又一个义乌的乡民，治疗赘瘤与赘疣。她在一灼之间，消除他们身体上的累赘；她在一灼之间，让他们“兼获美艳”。

她在施诊，她在行善，她在用最朴素的方式，实践葛洪在《抱朴子》中写下的那句话：“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她不是“修仙”，她是“修善”；她不是“炼丹”，她是“炼心”。她用艾条点燃的，不仅是病人的患处，更是道教“济世利人”的千年香火。葛洪在丹房里获得的对“变化之术”的领悟，最终要转化为鲍姑手中的艾条——理论必须回到实践，修行必须回到人间。

五

越秀山的红脚艾，在义乌有了新名字——“鲍姑艾”。一个女人的名字，从此被刻在了一种草上。草年年重生，名字便年年复活。

广州三元宫内有鲍姑井，历代题咏中偶有提及。这口井，是鲍姑施诊济世的物证。清代樊封《南海百咏续编》中有一首诗这样写到：“鲍姑井畔草青青，一勺清泉照眼明。闻道当年施艾处，至今犹自起疲癃。”鲍姑井畔，青草茂盛。这口井，是鲍姑的“丹炉”——葛洪在丹炉中炼金丹，鲍姑在井边炼艾绒。金丹是“内丹”，艾绒是“外丹”。一个向内，一个向外。一个求长生，一个求治愈。

 六

历代诗歌中，葛洪与鲍姑的“合咏”虽不多见，但每一首都弥足珍贵。

南宋道士白玉蟾在《罗浮山》中写道：

罗浮山下玉千株，闻说仙人此结庐。

葛令丹炉今已冷，鲍姑艾火不曾虚。

云封石洞龙归后，月满松梢鹤唳初。

我欲乘风寻旧迹，恐惊风雨湿衣裾。

“葛令丹炉今已冷，鲍姑艾火不曾虚”——这一联是全诗的核心。“葛令”即葛洪，“丹炉今已冷”——葛洪的炼丹炉早已冷却；“鲍姑艾火不曾虚”——鲍姑的艾火却从未熄灭。“冷”与“不虚”的对举，形成强烈的意象张力：炼丹求的是个人的长生，丹炉会冷；艾灸济的是众生的疾苦，艾火不灭。白玉蟾是金丹派南宗祖师，他对葛洪的“丹炉”自然推崇备至，但他没有停留在“丹炉”上。他将“鲍姑艾火”与“葛令丹炉”并置，并以“不曾虚”三字赋予艾火更高的评价。这说明：在南宋道教内部，鲍姑的“灸法济世”已被视为与葛洪的“炼丹修仙”同等重要的修行路径。

南宋诗人刘克庄写有《鲍姑祠》一诗：

越王台下草萋萋，鲍姑祠前日又西。

艾火不传仙去后，空留丹井与人齐。

“艾火不传仙去后”——鲍姑仙去之后，她的艾火灸法无人传承。“空留丹井与人齐”——只留下一口丹井，与人的身高齐平。“艾火不传”四字，是一个南宋诗人对鲍姑医术失传的深深遗憾。它从反面证明了：鲍姑的“艾火”在她身后曾经一度中断，直到后世才被重新“发现”和“传承”。

元代道士赵道一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引诗：

鲍姑本是葛洪妻，同入罗浮炼紫泥。

一自丹成仙去后，越王台下艾萋萋。

“同入罗浮炼紫泥”——“紫泥”即丹砂，鲍姑与葛洪同入罗浮山炼丹。“越王台下艾萋萋”——越王台下，艾草茂盛。“艾萋萋”三字是全诗的“眼”——它不写鲍姑的“仙去”，而写鲍姑身后“艾”的茂盛。人走了，但艾还在长；仙去了，但“艾”在人间代代相传。

而元代多才多艺的文学道士张雨写过一首《鲍姑井》：

鲍姑井上水泠泠，曾照仙人旧日形。

一勺清泉能愈疾，人间莫道艾无情。

“莫道艾无情”五字，是为“艾”辩护的宣言：艾草不会说话，但它一直在治愈人间。鲍姑虽然“仙去”了，但“艾”还在，“艾”的每一次点燃，都是鲍姑的“在场”。

七

明末清初，岭南诗人屈大均也写过《鲍姑井》：

鲍姑井上水长流，曾照葛洪共鲍姑。

今日丹炉与艾火，一为尘土一为珠。

“今日丹炉与艾火，一为尘土一为珠”——葛洪的丹炉化为尘土，鲍姑的艾火化作明珠。这是对葛洪鲍姑“双修”遗产最深刻的评价：葛洪的“炼丹”已成往事，鲍姑的“艾灸”仍在人间。“艾火”战胜了“丹炉”——因为“艾火”指向的是活人的治愈，“丹炉”指向的是死后的飞升。

与屈大均同时代的邝露则这样描述《鲍姑井》：

鲍姑井上水清冽，鲍姑艾火长不灭。

我欲饮此一勺水，洗去人间万古热。

“洗去人间万古热”七字，是全诗的核心。“万古热”是什么？是众生的疾苦，是人间的病痛，是世世代代的“热恼”。“一勺水”能洗去“万古热”——这是何等壮阔的想象！鲍姑的“井”与“艾”，在邝露笔下，成为对抗“人间万古热”的永恒力量。

清代诗人王士禛在《鲍姑祠》中写道：

鲍姑祠下水如烟，鲍姑祠前花可怜。

不知鲍姑何处去，空留艾火照人间。

“空留艾火照人间”一句，将鲍姑的“不在场”与“艾火”的“在场”完美统一。鲍姑本人去了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艾火”还在，“艾火”就是她的“在场”。

清代诗人查慎行在《鲍姑井》中写道：

鲍姑井上水如镜，照见当年施艾人。

一自仙姑归去后，人间无复识其真。

“人间无复识其真”五字，不是在说“没有人认识鲍姑”，而是在说“没有人认识鲍姑的‘真’”——她的“真”不在于“仙去”，而在于“施艾”。井水如镜，照见的不是“仙姑”的形象，而是“施艾人”的身份。

清代樊封在《鲍姑祠》中写道：

仙侣同修不计年，丹炉艾火两相怜。
人间亦有葛仙岭，争似鲍姑井水边。

“争似”即“怎似”，意为“哪里比得上”。在樊封看来，葛洪的“葛仙岭”虽然神圣，但比不上鲍姑的“鲍姑井”——因为“葛仙岭”是“独修”的场所，“鲍姑井”是“济世”的场所。这是对葛洪鲍姑“双修济世”意象最明确的诗化表达。

近现代以来，鲍姑的诗歌吟唱仍在延续。

冼玉清（1895—1965），广东南海人，著名文献学家、诗人，被誉为“岭南才女”。她一生致力于岭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她也写过一首《鲍姑祠》：

鲍姑遗迹越王台，艾火千年冷复灰。

今日我来重拜谒，一株红艾手亲栽。

“一株红艾手亲栽”——她亲手种下一株艾草，就是将鲍姑的“艾火”重新点燃。这是一种以“种植”代替“祭祀”的纪念方式，也是鲍姑精神在近现代最动人的回响。

八

葛洪与鲍姑的爱情，是一种“不言之爱”。

他们不写情诗，不诉衷肠，不留下一封情书。他们的爱情，写在丹炉的火光里，写在艾条的烟雾里，写在义乌一座山与一座庵遥遥相望的那一段山路里。他们不交谈，却时时对话；不并肩，却时时同行。丹炉的火与艾条的火，照亮了同一条山路；炼丹的烟与施灸的烟，升上了同一片天空。这是中国式的爱情——不张扬，不喧哗，不表白，却深沉得像丹溪的水，绵长得像一千七百年的光阴。

清代樊封的诗，是对这种爱情最精准的概括：“仙侣同修不计年，丹炉艾火两相怜。”“两相怜”三字，道尽了葛洪与鲍姑的爱情本质——不是“相爱”，而是“相怜”。怜，是怜惜，是疼惜，是彼此看见对方的苦，彼此成全对方的道。葛洪怜鲍姑施灸之苦，鲍姑怜葛洪炼丹之孤。他们不争谁高谁低，不争谁主谁次。他们只是各自做着各自的事，却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为什么做。这就是“双修”——不是两个人做同一件事，而是两个人各自做自己的事，却知道彼此在做的事，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葛洪与鲍姑的故事，归根结底，是一句朴素的话：

丹炉的火会冷，但艾火不会灭。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黄白》中写下“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他的妻子鲍姑，正在用艾条点燃另一种“变化”——不是铅变丹、石变羊的“外变化”，而是病变愈、苦变乐的“内变化”。他的“变化之术”指向物质，她的“艾灸之术”指向生命。他的炼丹炉追求“不朽”，她的艾条追求“治愈”。他的“不朽”在后世的诗歌中被吟唱，她的“治愈”在民间的记忆中被珍藏。

稚川与潜光。一条年轻的河流，一道隐藏的光芒。河流不争，它只是流着，流着，把一个人的生命轨迹，流成了一条宗教的长河。光芒不耀，它只是照着，照着，把一个人的慈悲，照成了一段文明的史诗。

丹炉与艾火，在义乌隔着一道山坡，对望了一千七百年。丹炉说：“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艾火说：“人间莫道艾无情。”它们各说各的，却说的是同一件事——修行不在离尘绝世，不在蒲团经卷，而在一个男人炼丹的火光里，在一个女人施灸的艾烟里。丹炉会冷，艾火不灭。山与庵，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