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胜
公元1982年8月27日,从军五年的我,首度获批探亲。接到通知的那一刻,欣喜的难以言表,那是铁骨铮铮的军营生活中,最柔软的一抹亮色。如今,四十四年风雨兼程,往事并未尘封。每当回首,那些关于离别与重逢的细节,依旧如刚出炉的铁水般滚烫,清晰地烙印在记忆的深处,曾未冷却。

自1978年底入伍至1982年8月首次探亲归乡,整整五个春秋,我与浙江义乌的老家隔着千山万水。这期间,家里经历了红白交错的重大变迁:姐姐和小姨娘完成了出嫁的人生大事,而外公和婶婶则走完了生命的旅程。
出于对我部队工作的支持,父母选择了沉默,将这些悲喜交集的消息牢牢锁在心底。这份“隐瞒”,是父母对游子最深沉的爱护,也是那个时代军人家庭默默奉献的真实写照。
当我终于收到父亲的来信,得知这些迟到的真相时,才深刻体会到那个年代军人家属特有的坚韧与牺牲——他们报喜不报忧,只为让我在军营中能心无旁骛地履行使命。

当兵五载,乡愁如酒,愈陈愈烈。并非无心归省,实则身不由己。其间数次以不同的方式,向组织提交探亲申请,皆因岗位任务不可或缺,被首长婉拒。每一次“不予准假”的背后,都是对军人职责的无声坚守。
入伍第三年的1980年底,我终于迎来了第一次探亲的机会。自新兵下连起,我便被选拔至团机关,担任首长的通信员。这份工作要求极高,既要有专业技能,又要细致周到。在业务上,我需承担话务值机、通信线路维护以及报刊收发任务;在服务上,则负责团首长的日常勤务,包括安排招待所住宿、打扫办公室及首长宿舍卫生,还要坚持早起打水、送开水等琐碎却重要的生活保障工作。
在我担任通信员的两年里,恰逢三位团首长的家属均未随军。由于首长们忙于公务,我便主动承担起了照顾他们生活起居的任务,成了首长宿舍里的“编外管家”,进进出出帮忙打理家务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回首往昔,能在团部担任首长通信员,是我军旅生涯中的一份殊荣与幸运。但这份幸运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与深奥的学问。要想当好这名“耳目”与“纽带”,既需天资悟性与勤勉态度,更得益于日复一日的躬身实践,以及首长们言传身教的悉心栽培。
那时,部队风气正,只要肯上进、虚心学、扎实干,无论是入党、提干,还是学技术,路都铺得很宽。记得时任团首长的赵政委,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同志,在首长身边工作,眼界要宽,底子要厚。你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把本职工作做到极致,牢记党的宗旨,争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军人”。这番话如明灯指路,让我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迅速成长,也为我后来的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1978年,我军正式实行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到了1979年下半年,干部选拔机制迎来了重大变革:取消了从优秀战士中直接提拔干部的传统做法,取而代之的是“先考学、后任职”的硬性门槛。
这一旨在提升军官素质的举措,在转型初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阵痛”。对于基层连队而言,这无异于一次剧烈的“换血”。军校学员的输送尚未完全跟上节奏,老骨干因政策限制无法晋升,新排长又迟迟未到岗,基层指挥链一度出现了令人焦虑的空窗期。许多曾经意气风发的班长站在十字路口,手中的钢枪依旧沉重,但通往军官之路却变得曲折而漫长。这段“青黄不接”的日子,成了那一代军人记忆中抹不去的特殊印记,但也正是这段过渡期,见证了我军向现代化、正规化迈进的坚定步伐。 命运的转折点悄然降临。恰逢部队改革之际,上级出台了从优秀士兵中直接选拔排职军官的新政,通过进入干部教导队进行短期强化培训,即可实现身份跨越。凭借在层层选拔中的优异表现和扎实功底,我顺利考入南京军区预提干部教导队。历经十个月高强度的封闭式集训与严格考核,我最终脱颖而出,被直接任命为排职干部,完成了从士兵到军官的关键蜕变。
入学通知书已至,距前往教导队参加预提干部培训尚有两周空窗期。此刻,归心似箭,亟欲请假返乡,探望阔别两年的双亲。这不仅是一次寻常的探亲,更想当面将这份被组织选拔、即将步入干部行列的喜讯,第一时间呈报给二老,以慰他们多年的牵挂与期盼。

录取通知书到手后的次日下午,政治处郭副主任的电话追了过来。得知他家的自行车出了故障,需要协助维修,我本能地挺直了腰板——在我心里,首长的吩咐就是命令。没有丝毫犹豫,我一路小跑奔向郭副主任家中,像对待军事任务一样,一丝不苟地排查故障、保养车辆。
参军前夕,我终日与大队的手扶拖拉机为伴。那台S195单缸发动机发出的“突突”声,是我青春最熟悉的背景音。我对它的脾气秉性知根知底,无论是拆卸复杂的曲轴连杆组,还是重装精密的配气机构,都能做到严丝合缝、一次成功。那时的我,凭着一双手和一把扳手,就能让这台“老伙计”随时保持最佳状态。
在填写入伍登记表“技能特长”一栏时,我郑重地写下了“手扶拖拉机驾驶员”。彼时,我心中藏着一个朴素的算盘:既然能驾驭这突突作响的铁牛,部队领导定会看重这份机械底子,或许就能安排我去学习驾驶汽车。那是我一心向往的岗位,也是我参军入伍时最炽热的梦想。
新兵下连后,我被分到了团机关通信班,给首长当通信员。由于我的档案就存放在管理股,曾经担任过机关协理员的郭副主任,对我的底细一清二楚——知道我在老家开过手扶拖拉机,懂机械、会修理。因此,当他叫我去保养修理自行车时,我心里明白,这不仅是任务,更是因为我这点“手艺”真的被领导看中了,一切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凭着我当年在大队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手艺,连结构复杂的手扶拖拉机都能拆解重组,修理这辆26吋旧自行车自然是“三下五除二”,不在话下。看着郭副主任满意的神情,我心头忽地一动:此刻气氛融洽,正是开口的好时机。何不趁热打铁,向领导请几天假,在去教导队报到前,回老家探望一下日夜思念的双亲?
入伍刚满两年,按照当时的规定,陆军义务兵服役期为三年,服役期内无特殊情况是不能请假的,只有服役期满超期服役的战士,从第四年起才有探亲假。
我心里清楚,这时候提出请假或许难获批准,因此也留了后手。向郭副主任请示后,他沉思片刻,语重心长地说:“按理说,马上要去干部教导队上学,回家看看父母,向家人报个喜,确实是件好事。但是,我个人意见还是不回去为好。一是为了避免闲言碎语;二是去预提干部教导队学习,里面变数很大。毕竟要通过近一年的学习和考试,各方面都必须达到优秀,经得起各种考验后,才能最终提拔为排职干部”。
郭副主任耐心地劝慰道:“不妨沉住气,待提干命令正式下达,再风风光光地回家探亲。届时双喜临门,父母高堂与亲朋好友定会更感欣慰与荣耀”。这番推心置腹的话语,如醍醐灌顶般令我豁然开朗。我深感其言之有理,心中的焦躁随之平息,遂愉快地服从了安排,安心留在部队等待喜讯。

第二次探亲的机会,定在了1982年的春节。
在此之前的1981年1月1日,我进入军区教导队,参加为期十个月的预提干部培训班学习,10月15日学成结业后归建。记得10月26日是个星期六,那时的军营没有“双休日”概念。按照部队惯例,上午雷打不动的武器保养时间,擦拭枪膛、校准准星;下午则开展党团员组织生活,进行政治学习与思想汇报,一切工作紧张而有序。然而,在这看似平常的节奏背后,我清晰地感知到,自己的提干之路已在脚下延伸,那份即将改变身份的喜悦,正悄悄叩开心门。
中午时分,阳光有些刺眼,政治处分管干部工作的王干事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神色平常,只简短地通知下午去小礼堂开会,却对会议的具体内容和缘由守口如瓶。这种反常的沉默,让原本平静的我,平添了几分难以捉摸的凝重。
下午一点,我准时步入会议室。抬眼望去,满座皆是机关与基层的干部,气氛庄重。我心中生疑,脚步未停便退了出来。恰在此时,赵政委叫住了我,同时唤来傅鸿刚、丁丰献两位同窗。我们三人随政委来到紧靠小礼堂的宿舍旁,进行了一场特殊的集体谈话。
政委神情严肃而亲切,开门见山地说道:“今天的会议,正式任命你们三位为排职干部”。他目光炯炯,用一口标准的青岛话叮嘱我们:“提干只是起点,今后更要尽职尽责,为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因时间紧迫,政委表示暂不进行单独谈话,日后会再逐个交谈。
这突如其来的任前谈话,如暖流般涌上心头。我们既惊且喜,激动之情难以言表,那份被组织信任的温暖,久久激荡在胸间。
那天,任职命令正式下达:我和丁丰献被任命为副排职化验员,傅鸿刚则因服役期满三年,被任命为正排职化验员。尽管职务有别,但我们三人的行政级别均定为23级。
依照当时的干部提干政策,义务兵服役不满三年者,提干后只能授予副排职;服役满三年以上者,方可授予正排职。这一规定在我们的任职中得到了严格体现。半年后,岗位再次调整,我转任组织计划股正排职助理员,丁丰献则调任勤务连司务长。

提干命令下达后,我正式调入司令部组织计划股。在这个核心机关部门,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具体负责军用物资的调拨运输、收发管理及统计报销等繁杂而严谨的工作。
时光流转至1982年春节前夕,军营里年味渐浓,思乡之情也愈发强烈。经过慎重考虑,我向组织递交了请假申请,渴望在这个团圆的节日,回到浙江义乌老家,探望阔别已久的双亲。
年底将至,加之翌年初工作任务繁重,而我接手的新岗位尚处于磨合期,组织计划股的首长最终没有批准我的探亲申请。
梁股长特意找我促膝谈心。他坦言:“股里过年的探亲名额仅有两名。经我和施副股长反复斟酌,决定由你留守值班”。
看着我有些失落的神情,他耐心解释道:“这不仅是工作需要,更是出于对你的培养。你想,股里其他几位老同志,常年夫妻分居两地,家中老小全靠爱人一人支撑,让他们回家团圆是组织的关怀,也是人之常情。而你刚走上干部岗位,正是打基础、熟业务的关键期。留在部队,既能保障股里工作运转,也能让你静下心来把业务吃透,这是股领导经过全面衡量后,对你最负责任的决定”。
股长用心良苦的一番话,既讲原则又通情理。在那个大义凛然的年代,面对组织的信任与栽培,个人的委屈便显得微不足道了。我点点头,心中虽有遗憾,但更多的是被理解后的释然。

那时的组织计划股,满编不过六人——正副股长、两名助理员,加上一名参谋和一位在编职工。人手虽紧,担子却重如千钧。身处司令部中枢,我们既要运筹帷幄,制定年度业务与训练蓝图,又要深入一线,严抓计划落实与施训质量。从兵员的精准调配到军容风纪的细致检查,每一项工作都关乎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不容丝毫懈怠。
从1978年冬到1982年腊,五个春秋的春节,我都在军营中度过。岁月不仅增长了军龄,更拓宽了心胸。在不断学习与历练中,我慢慢懂得:团圆不仅是小家的相聚,更是大家的安宁。于是,节假日留守战位、礼让战友归家探亲,便从最初的无奈之举,沉淀为我军旅生涯中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

岁月流转,许多往事已随风而去,但1979年在部队过的第一个春节,却如陈年老酒,愈品愈香。那时,我们新兵在勤务二连搭伙就餐,第一次体验了军营特有的“团圆”。没有家人的守候,却有老兵们如兄长般的关怀;没有家乡的爆竹,却有营区里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那是一年中最特别的除夕,也是军旅情怀萌芽的开始。
新兵连的队列里,汇聚了来自天南地北的青年。其中有河南周口商水的汉子,也有浙江金华义乌和浦江的后生。初入军营,彼此尚显生疏,语言的壁垒便成了第一道关卡。河南战友那浓郁的中原官话,让我们这些南方兵听得云里雾里,六成内容难以索解;而当我们开口时,义乌话与浦江话那生硬又复杂的越语腔调,也让北方的战友如听天书,完全摸不着头脑。更有趣的是,即便同为义乌籍的五名战友,因来自不同乡镇,受“义乌十八腔,隔溪不一样”的影响,口音语调也各有差异,初次见面竟也需几分磨合才能顺畅交流。那段因方言而生的误解与趣事,如今想来,却是军旅生涯中一段独特的记忆。
部队里过年,最让人记挂的就是大年三十这顿会餐。离除夕还有几天,整个营区就已经为这顿年夜饭忙活开了:新兵连每班都派了战士去伙房帮厨,不少老兵也主动过去搭把手;杀猪宰羊、杀鸡宰鸭的声响混着笑声,飘得满营区都是。机关鱼塘里的鱼也赶在年前捞了上来,几百斤鲜鱼挨个分到各个连队,给年夜饭又添了一道硬菜。
大年三十当晚,食堂里的八仙桌拼得整整齐齐,满满一桌子菜堆得冒尖,每桌角上都摆着四瓶啤酒。我端着碗坐下的时候忽然想起,从前家里条件有限,过年的餐桌上也没多少像样的大鱼大肉,哪比得上今天这顿会餐,菜色丰盛、分量扎实,全连官兵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年味裹着战友情,一口热菜下肚,整颗心都暖透了。

初入军营,正值新春,思乡之情愈发浓烈。白日的欢腾热闹散去后,班排里恢复了宁静,战友们纷纷铺开信纸,将满腹心事化作笔尖的家书。夜幕降临,熄灯号响,黑暗中被窝成了唯一的庇护所。月光透过窗棂,映照着一张张年轻却略显稚嫩的脸庞,泪水无声地滑落,浸湿了枕巾,也打湿了被角,一种难以言喻的孤寂感油然而生。
除夕之夜,新兵连注定无眠。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刻,许多战友和我一样,辗转反侧,思绪早已飞越千山万水,回到了故乡,回到了亲人身边。那份对家的眷恋,在静谧的夜色中显得格外深沉而滚烫。
新兵连驻扎在简陋的二号大仓库里,寒冬腊月,全连战士以班为单位,在枕木围着的地铺上垫上稻草,各班排成一列而眠。
大年三十的夜晚,熄灯号早已吹响,营区归于寂静。忽然,黑暗中传来两声压抑的抽泣,那是两名新战友因思乡情切,忍不住红了眼眶。
值班班长查铺时发现了异样。为了不惊扰其他战友休息,他轻手轻脚地走到铺位旁,俯下身子,将声音压得极低:“想家是人之常情,刚来部队都这样,不丢人”。班长回忆起自己初入军营时的相似经历,温言宽慰道:“熬过这段时间,心就定下来了”。在那轻声细语的疏导下,两名新战士的情绪渐渐平复,仓库内重新恢复了均匀的呼吸声。

对于身穿戎装的我们而言,探亲假不仅是短暂的归途,更是梦寐以求的团圆时刻。记得早年实行三年义务兵役制时,纪律严明,义务兵在服役期内几乎没有常规探亲机会,唯有家中遭遇重大变故,经严格审批后方能匆匆归家,那份对家乡的思念只能深埋心底。
如今,随着兵役政策的优化与人文关怀的提升,制度更加合理。义务兵在两年服役期末尾,通常能获得一次约20天的探亲机会,以慰相思之苦。若选择留队转为军士,假期则更为宽裕:未婚的下士任期内有两次各20天的探家假,而资深军士和军官们,依据婚否及驻地情况,每年可享受30天至40天不等的探亲或休假时光。这些假期虽不含路途奔波之日,却足以让征尘仆仆的游子,与家人共享一段温馨静谧的时光。
回首往事,第一次探亲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时我已从军五载,提干亦近一周年。或许是身份的转变和工作上带来了些许不同,这次请假出奇地顺利——向股长汇报后,他爽快应允,随即上报政治处审批。毕竟在部队,战士与志愿兵的假期归组织计划股管,而干部的探亲假则须由政治处核准。当批准手续办妥,喜悦之情油然而生。
我迫不及待地请假外出,直奔湖州百货商店,为高堂手足、为膝下稚童细细甄选礼物;又特地寻至老字号“震远同”,装满了一袋袋糖果糕点。那沉甸甸的行囊里,装的不只是特产,更是游子归心似箭的深情。

五更天未亮,思乡的心跳已唤醒了沉睡的军营。六点三十分,那辆熟悉的公交班车划破晨雾,从营区出发,驶向湖州。三十七公里的路途,九角钱的车票,承载着一个军人对家的渴望。
在湖州车站匆匆换乘,那张通往杭州武林门的2.15元车票,是我通向团圆的凭证。九十公里的104国道,在八十年代的地图上显得漫长而曲折。所谓的“直达”,往往要在坑洼与拥堵中辗转三个多小时。当班车终于在上午十一点停靠在武林门,窗外的喧嚣瞬间变得亲切。
如今回想,那缓慢的车速、低廉的票价、偶尔的堵车,不再是困扰,而是岁月赋予这段军旅探亲路独特的质感。那是慢时光里的急切,是绿军装下最柔软的牵挂。
那时,武林门汽车站开往义乌的长途班车寥寥无几,每日仅上午和中午各发一班。其中中午十二点半的那趟车票更是稀缺资源,若是失之交臂,便只得去城站另谋火车之途。
一百四十公里的路程,在当时看来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车至萧山戴村,狭桥与急弯构成了天然的关卡,白昼的拥堵几乎是必然的宿命。顺利时,五小时的颠簸尚可忍受;若遇阻滞,便是漫长的煎熬。曾有一次归乡,被困于戴村的车流长龙之中,从杭州到义乌,整整十四个小时的枯坐,让回家的路变得格外沉重而漫长。
以前,交通极为不便。不仅跨地区的长途客车屈指可数,就连县境内的公交线路也甚是稀疏。我家栖居于原合作乡驻地的山脚下村,虽距义乌县城不过三十余里,然而那时义乌发往佛堂的末班公交车,竟在下午三点半便匆匆收场。

昔日车马慢,归途亦漫漫。公共汽车是那个年代唯一的依靠,却也是最大的变数。错过了去佛堂的末班车,我便意味着要在异乡的夜里独自煎熬。
晨光熹微中,六点半的首班车承载着归心似箭的我。然而,下车并非终点,六里机耕路才是对我意志的磨砺。负重前行,步步维艰,歇脚时的每一次抬头,都是对家的渴望。
幸而,第一次归途并未让我负重走完;半路之上,弟弟骑自行车的身影闯入视线,他是专程来接我的。那是青春特有的活力,也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接我的自行车车轮滚滚,载走了疲惫,也载回了久违的团圆。
离家数载,岁月在弟弟身上刻下了惊人的变化。记得我入伍时,他尚是十四岁的少年,如今再见,竟已长成身高逾一米八的挺拔青年。若非他在路上主动唤我,即便擦肩而过,我也断不敢相认。
弟弟熟练地将我的行囊绑上自行车后架,车轮转动间,兄弟俩边走边聊,乡音未改,情谊更浓。行至家门口,父母早已伫立等候,目光中满是期盼。
十日前的家书抵家,二老得知我要探亲,眉梢眼角便藏不住笑意。这几日,他们忙前忙后,杀鸡宰鱼,精心备齐了我儿时垂涎却难得一见的佳肴。此刻,哥嫂与姐姐一家也已到齐,阖家围坐,笑语喧阗。屋内热气氤氲,那份团聚的温馨与热闹,竟比除夕过年还要浓烈几分。
归途近在咫尺,老远便瞥见父母在门口翘首以盼。可当我真正走近,看清他们面容的瞬间,千言万语却化作了一阵剧烈的心酸。还未及开口,眼眶已先红了,滚烫的泪水顺着脸颊无声滑落。我努力平复着翻涌的情绪,用颤抖而哽咽的声音唤了一声“爸妈”,那一声呼唤里,藏着太多的思念与愧疚,差点让我当场哭出声来。

那年父亲五十五岁,母亲五十一岁。长期的辛勤劳作让父亲头发花白,皮肤晒得漆黑,脸上布满了皱纹;母亲则因劳累过度,背部严重驼起,原本一米五的瘦小身躯显得更加萎缩。看到我难过的神情,父母也忍不住流下眼泪。父亲见状,连忙安慰道:“好了,好了,已经到家了。今天全家人都到齐了,大家应该高兴才对。”
记得我参军入伍之时,父亲仍是佛堂公社的党委书记。1979年,一项关于“自愿提前退职、子女顶替就业”的新政悄然落地。为了家人的未来,父亲毅然选择了离开坚守多年的岗位,弟弟因此得以顶职,进入了佛堂供销社的肥料仓库。也就在那一刻,父亲手中的城镇户口注销,重新扎回了那片熟悉的农村老家。
三十载宦海沉浮,1979年的冬天,父亲做出了一个令旁人惊讶的决定:提前退职,解甲归田。他脱下了穿多年的干部服,换上了粗布衣裳,在老家的土地上,重新做回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就在那一年,家里忙着为弟弟办理顶替父亲岗位的手续。父亲在信中淡淡提及此事,却把最重的分量压在了给我的叮嘱上。他说:“孩子,你的路在自己脚下,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稳走好”。
没有特权可依,没有捷径可走,他只在信的末尾写下那句沉甸甸的话:“在部队要努力工作,积极要求上进,争当一名优秀的人民子弟兵。” 这封信,成了我军旅生涯中最珍贵的座右铭。
父亲来信提及弟弟顶替接班之事,我虽意料之中,却未料想信笺背后隐藏的真相。记忆定格在四年前离家的那一刻,父母的面容尚且清朗,身姿亦算挺拔。然而,短短四载光阴,仿佛被时光按下了加速键。当再次透过文字触碰家乡的温度,我才猛然惊醒:那个留在我脑海中的年轻形象早已斑驳脱落。父母亲真的老了,老得让我措手不及,老得让这四年的军旅岁月,瞬间充满了愧疚与酸楚。

第一次探亲,正逢家乡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家中喜分责任田。归家翌日,晚稻开镰,我未作休整,立即投入抢收战斗。在父母的带领下,挥汗如雨,将部队里练就的韧劲用在农活上。父亲见我劳作娴熟,不禁赞许道:“好样的,没忘本!”
为期二十天的探亲假,我有半个月时间是在农田里度过的。这次探亲,不仅是情感的回归,更是行动的支援。我用半个月的辛勤劳作,切实减轻了父母的负担,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军人的本色与孝道。
这次探亲,还偶遇了一桩趣事。村口那方“门口塘”,虽是一口无人看管的野塘,面积也不大,却成了村里最热闹的所在。盛夏时节,孩童们如鱼儿般在水中嬉戏打闹,溅起阵阵欢笑;妇女们则聚在塘边,棒槌声此起彼伏,浣洗衣被,闲话家常。这塘里虽未投放鲢、草、鲤等家鱼,也无专人饲养,但得益于自然生态,野生鱼虾繁衍旺盛。每逢闲暇,大人小孩便纷纷下水摸鱼捉虾,那份收获的喜悦,远比鱼塘里的养殖货来得真切有趣。

回家探亲的第三日上午,五岁的小侄女像只欢快的小鹿般跑来,拽着我的衣角喊道:“叔叔,快去看!门口塘里好多人在抓鱼呢!”我循声望去,只见村口的野塘边早已围满了人,大人小孩齐上阵,手中的小网兜在水中起起落落,欢笑声与水花声交织成一片热闹的图景。
看着这熟悉的场景,我不禁莞尔。抓鱼可是我的“看家本领”。回想当年,家中清贫,荤腥难得一见。每逢放学,我便扛起锄头,提着脸盆和网兜,穿梭在田畈的水沟间。那些在泥水中翻找小鱼泥鳅的日子,不仅填饱了辘辘饥肠,更成了我童年记忆里最鲜活的滋味。
今日偶遇良机,我让侄女看护好脸盆,自己手持网兜,不顾形象地跃入塘中。这一刻,清凉的池水唤醒了沉睡的童年记忆,成为我此次回乡探亲中最鲜活的一笔。尽管收获皆为微末的小鱼小虾,但经过母亲精心烹制,却成了家人交口称赞的美味。看着长辈安康、晚辈嬉闹,大家围坐在一起分享这份简单的快乐,便是世间最珍贵的团圆时
光。

说到探亲,有两件事让父母特别高兴。头一回是1987年春节。前一年12月20日,我和爱人刚领了结婚证。我俩商量好,除夕和初一在岳父母家过,初二就一起回义乌老家看爸妈,顺便给亲戚朋友拜个年,让大家知道我们成家了。春节前我就写信告诉了父母这个打算。那是爱人第一次去义乌见公婆,老人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岳父是抗美援朝老兵,后转任人民警察;爱人亦继承父业,成为一名警察;岳母则是省直下属机关的退休职工。家中有两个弟弟,一在安吉开车,一在干部子弟学校念书,家境殷实且有着浓厚的红色底蕴。
然而,当爱人首次前往义乌见我父母时,岳母的叮嘱却毫无架子。她反复告诫女儿:“女婿家在农村,兄妹众多,条件有限;要平易近人,不要讲究吃穿;要眼勤手快,主动帮公婆分担家务,让老人们多休息”。这种跨越城乡差异的体贴与谦逊,成了我们婚姻起步时最温暖的底色。

这次回老家探亲,爱人早已将心意细细打包。从公婆长辈到兄弟姐妹,再到膝下的孩童,每一份礼物都斟酌得恰到好处,未曾遗漏一人。尤为难得的是,她特意挑选了布料送予我的父母,只为让他们裁制一身合体的新衣。念及老家冬夜寒凉、屋舍简陋,她又贴心地备下一床双人电热毯,让二老在凛冽寒冬中,初次体味到被窝里的融融暖意。
春节期间,灶台间的烟火气主要由爱人操持。她掌勺烹煎,母亲则在一旁添柴烧火,婆媳二人配合默契,其乐融融。母亲逢人便夸:“今年过年多亏了二儿媳,拜年客人的饭菜全是她一手张罗。活了大半辈子,就数今年这个年过得最轻松、最舒心”。
我爱人第一次来义乌时,虽然听不懂当地的方言,但靠着揣摩和语境,大概意思还是能领会的。那个春节过得虽然有些劳累,但心里却是乐滋滋的。
也是在那次,爱人真正体验了义乌农村过年的风俗:来拜年的客人,无论是在饭前还是饭后到达,主人首先要请他们吃上大馒头和大块肉,再端上几个下酒菜,喝上几杯小酒,这才算完成了拜年的礼仪。
馒头寓意“发”。义乌话里“发面”的“发”和发财、发达、发丁是同一个字,吃馒头就盼着来年日子兴旺、发家致富。馒头蒸得又大又圆,也寓意生活蒸蒸日上。
大块肉则象征富足。以前物资匮乏,宴席上能端出大块肉,说明这家人日子过得殷实、待客大方。肉块切得大,在义乌老辈人眼里才不算“小气”。用这种方式招待客人,既体面和富足,也表达了主人对客人的盛情和尊重。
爱人告诉我,正月初四是家里最热闹也最累的一天。那天一共接待了九批拜年客,烧饭炒菜忙得不可开交,最后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四十年过去了,每当回想起我们第一次一起回义乌老家探亲的情景,爱人心中依然感慨万千。

结婚之后第二次回老家探亲是1991年春节,这也是1990年5月4日女儿出生八个月之后,携家小第一次回老家探望父母亲。
那年的冬天格外凛冽,春节期间的农村气温骤降至零下八度,寒风刺骨。得知我要携妻女回家探亲,二老喜出望外。父亲忙前忙后,张罗着置办年货;母亲虽身体欠安,却强打精神,将屋内屋外打扫得一尘不染。最令我动容的是,考虑到年幼的女儿不耐严寒,母亲特意翻出了珍藏多年、早已闲置的烤火圆木桶。她细细擦拭干净,安置在温暖的房间里,只为给小孙女营造一个抵御寒冬的温馨角落。
高约米余的圆木桶,桶身由严丝合缝的木板箍成。在距底三分之一处,横架着一块镂空的踏板,既透气又坚实,足以承托双脚的重量。桶底深处安放着一只铁质火盆,盆内盛着烧红的木炭,表面厚厚地覆盖着一层压实的草木灰,便将暖意锁住,热气透过灰层与踏板缓缓升腾,足以抵御半日的寒凉。
过去冬日严寒的日子,农村尚无空调暖气。为护稚子免受冻馁之苦,家家户户皆备有一具烤火木桶。我家兄弟姐妹众多,童年最温暖的记忆,便是蜷缩在这圆木桶中,借着炭火的余温,度过一个个漫长的寒冬。
冬日取暖,圆木桶内隔层上置一小凳,孩子既可站立亦可安坐。我家闺女对这烤火桶情有独钟,一旦坐进去便赖着不肯出来,连大人抱都不让。只是这木桶虽暖,却有一处美中不足——烟火气太重。孩子在桶里待上半小时,浑身便沾满了浓郁的烟熏味。
炭火在盆中隐去了锋芒,只因为覆上一层厚厚的草木灰,暖气便持续了大半天;若是天公不作美,雨水淅沥,那口古朴的圆木桶便化身温柔的烘箱,湿漉漉的衣物与鞋履在其中舒展,吸纳着干燥与温暖,这是农家特有的从容与安全。
家里这件兼具实用与巧思的老物件,至今还安放在老家的屋檐下,默默守望着岁月的流转。

女儿初降世间,便以八斤之重宣告了她的健壮;待到八月龄时,已是三十斤有余的壮实模样。她天性纯良,见人便笑,毫无惧色。归乡探亲之日,双亲见孙女如此憨态可掬,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孙女痴缠,定要祖母怀抱。然母亲身材娇小,体质孱弱,勉强抱持片刻,便已显疲态。我匆匆接手,母亲轻叹:“孩子乖巧,执意要我抱,只是太重了些。”未曾想,这竟是祖孙俩此生唯一的肢体亲近。两年后,母亲驾鹤西去,那短暂的一抱,竟成绝响,留给后人无尽的追思与怅惘。
长年累月的操劳与贫瘠岁月的营养匮乏,最终拖垮了母亲的身体,让她患上了不治之症。然而,母亲骨子里透着惊人的坚毅,即便病痛如噬骨般折磨全身,她始终咬紧牙关,默默承受,不愿向命运低头。
弥留之际,母亲强忍剧痛,面容却依旧慈祥安宁。她将我们姐弟唤至榻前,轻声叮嘱不必挂怀,唯愿大家安好。1993年9月30日,正值中秋团圆之夜,暮色四合时分,慈母安详阖目,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六十三岁。那晚的月光,成了她留给世间最后的温柔。
母亲离世那年,女儿尚幼,仅三岁半。奶奶的骤然辞世,更在这颗稚嫩的心灵上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2019年9月23日,她在朋友圈写下《奶奶的葬礼》一文,开篇便写道:“我人生中参加的第一个葬礼,就是我奶奶的。之所以强调‘就是’,是因为那是记忆长河中我能追溯到的最早的一场离别……”文中,她细腻地记录了葬礼的全过程,字里行间流淌着对奶奶过早离去的无尽悲痛,也寄托了晚辈对那位慈祥老人最深切的怀念。

戎马倥偬十八载,归乡探亲的次数早已模糊在记忆的尘埃中,唯有携妻带子首次返乡的那一幕,如刻刀般深印心底,历久弥新。
半个月时光,短暂却温暖。临行之际,得知我们要归队,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纷纷登门。他们手中提着的,不是昂贵的礼品,而是自家攒下的鸡蛋、刚收获的花生和义乌红糖。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土特产,装满了行囊,也填满了心房。
父母望着满满当当的包裹,眼中满是欣慰与离别的不舍,轻声叮嘱道:“这些都是乡亲们的一片真心,全带上吧。回去后,既能让远方的亲人尝尝家乡的味道,也能分给战友们共享这份来自故土的暖意”。那一刻,我深知,带走的不仅是特产,更是故乡沉甸甸的牵挂与支持。
探亲假期结束,返程的日子终究还是来了。送别地点选在义乌老火车站,弟弟和表弟早早便来相送。我们买的是上午九点的票,搭乘那趟从贵阳始发、终到上海的过路列车。
那时的车厢,是外出务工潮的缩影,人潮汹涌,摩肩接踵。列车停靠义乌站时,我和爱人拼尽全力挤上车厢,而年幼的女儿和沉重的行李,则是依靠弟弟和表弟在车窗外接力递入的。
车厢内虽拥挤不堪,却流淌着暖意。几位素不相识的务工兄弟,见我们大包小包,又瞥见我身上的军装,瞬间明白了这是一位探亲归队的军人。尽管他们自己也很疲惫,但看到怀中抱着孩子的我爱人,竟纷纷主动起身让座。那一刻,军装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成了一把打开人心善意之门的钥匙。

对于军人而言,“探亲”二字,早已超越了简单的行程概念。当兵的人,谁不懂探亲的滋味?探亲之路,是一条连接军营与故乡的情感纽带。在这条路上,我们体会过归家的狂喜,承受过旅途的劳顿,也挥霍过仅有的津贴只为换取片刻的团聚。这些经历,早已融入血脉,成为军人生命中无法剥离的一部分。
撰写此文,旨在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重新定义探亲的价值——它不仅是身体的回归,更是心灵的充电与精神的洗礼。愿每一位曾身穿军装的战友,都能在心中保留这份对家的深情与对国的忠诚。让“探亲”不再只是一个名词,而是一座永恒的丰碑,矗立在你我心间。
2026年10月10日写于浙江义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