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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从南山走出的年轻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浙南深处有一片山。
山不高,却一层叠着一层,像永远翻不完的书页。村里人常说,站在山顶能看见云,却看不见路。路都在山外,在县城,在省城,在更远的地方。
沈青山就出生在这样的山里。
他家住在半山腰,屋后是竹林,屋前是梯田。春天插秧,秋天割稻,冬天砍柴,夏天晒谷。沈家的日子不算最穷,可也不宽裕。父亲沈永福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只会种地、砍柴、修屋。母亲林素琴手脚勤快,白天下地,晚上纺线,逢年过节才能给孩子们添一件新衣。
沈青山是家里第三个孩子。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大姐十五岁就嫁到邻村,二姐去温州打工,家里只剩他和弟弟。弟弟不爱读书,十三岁就跟着同乡去福建鞋厂做工。沈青山却不同,他从小安静,喜欢看书,喜欢坐在门槛上听雨,也喜欢望着山外发呆。
村里人说,这孩子心不在山里。
沈青山读书很苦。学校离村子十里山路,下雨天泥巴裹住脚,走一步滑一步。冬天早晨天没亮,他就提着煤油灯出门,鞋底常常被露水打湿。可他从不缺课。老师说他有股劲,像山里的杉树,看着不声不响,根却扎得深。
一九九二年,他考上了省城一所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
那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消息传开那天,父亲蹲在门口抽了半包烟,最后只说了一句:“去读吧,家里再难,也供你。”
母亲把攒了多年的鸡蛋卖了,又把一只老母鸡宰了,给他做了一顿丰盛的送行饭。临走时,她把一包煮鸡蛋塞进他的行李袋,说:“到了外面,别饿着。”
沈青山背着行李走出村口时,回头看见父母站在老槐树下。风吹着母亲的白发,父亲的手搭在锄头上,像一尊沉默的山石。
他那时还不知道,这一走,自己会走得很远。
大学四年,沈青山过得很清苦。
他白天上课,晚上去工地做兼职,搬砖、放线、测标高,什么活都干。暑假不回家,留在学校附近的建筑工地打工。别的同学去旅游、谈恋爱,他在工地上晒得脱皮,手掌磨出一层又一层老茧。
但他从不抱怨。
因为他知道,自己身后没有退路。山里的父母还在种地,弟弟还在鞋厂加班,两个姐姐早已嫁人,各自为生。他是沈家第一个走到省城的人,他不能倒回去。
一九九六年夏天,沈青山大学毕业。
那年房地产刚起步,城市像被谁按下了加速键。到处都在修路,到处都在盖楼,塔吊一架起来,天空就被切成一块一块。
沈青山进了一家很大的房地产公司,做技术员。
公司总部在杭州,办公楼很高,玻璃幕墙亮得刺眼。第一天上班,他穿着借来的西装,站在电梯里,听见旁边几个同事谈论楼盘、地价、容积率,心里既兴奋又慌张。
他知道自己来得晚。
城里孩子从小见惯高楼,他却第一次真正站在城市中心。可他更知道,自己不能怕。
他从最基础的工地做起,每天戴着安全帽在尘土里跑。夏天混凝土蒸得人喘不过气,冬天风从脚手架缝里钻进来,吹得脸发疼。老员工嫌他土,说他说话带山音,做事太认真。沈青山不辩解,只是把图纸看了一遍又一遍,把每个数据核对到最后一位。
有一次,工地发现一根桩位偏差两厘米。项目经理说:“两厘米而已,后面能调。”沈青山不肯,坚持返工。项目经理骂他死脑筋,他却说:“楼是要住人的,差一寸都不行。”
这话后来传到了公司老板耳朵里。
老板姓周,杭州人,眼光很准,做事也狠。他把沈青山叫到办公室,问:“你哪里人?”
“浙南。”
“山里?”
“嗯。”
周老板看了他一会儿,说:“山里人能吃苦,也能守规矩。你留下吧。”
从那天起,沈青山的命运开始转弯。
几年后,公司业务迅速扩张,拿地、开盘、融资、上市,一步步走向资本市场。
沈青山也从技术员变成项目工程师,再变成项目总,最后成为公司核心管理层。
他做事稳,不贪快,也不轻易冒险。别人追高拿地,他会反复算账;别人压缩成本,他坚持保留安全余量;别人只想着把楼盖起来卖出去,他总提醒团队:“买房的人,可能一辈子就买这一套房。”
公司上市后,他被推上第一把手的位置。
消息传回浙南老家,村里轰动了。
有人来借路修房,有人来问能不能安排工作,有人托他给孩子介绍对象,也有人远远站在村口,不敢进门。沈青山每次回去,都带一些钱给父母,给村里修了一段路,又资助了几个读书的孩子。
但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从哪里出来的。
他开始把山里的年轻人一个个带出来。
第一个是陈树生,隔壁村人,高中没读完,跟着沈青山从工地做起。起初只会搬材料,后来学看图纸,再后来成了项目经理。
第二个是叶小梅,沈青山二姐的女儿。她初中毕业就去温州打工,被沈青山接到杭州,从销售助理做起。她肯学,三年后成了区域销售负责人。
第三个是林国平,沈青山的小学同学。他原本在福建鞋厂打工,听说沈青山在杭州做房地产,背着蛇皮袋就来投奔。沈青山没有直接给他高位,只让他在工程部从基层干起。林国平吃了两年苦,终于站稳脚跟。
后来,又有更多人跟着走出南山。
他们有的做工程,有的做设计,有的做物业,有的做招商,有的做财务。十几年后,这些人大多成了公司高管,年收入几十万,在杭州买了房,成了家,生了孩子。
陈树生买了滨江的房子,每天开车过江上班。叶小梅在城西安家,周末带女儿去西湖边散步。林国平把父母从山里接出来,住进了有电梯的小区。他母亲第一次坐上电梯时,紧张得不敢睁眼,出来以后却说:“这日子,像做梦。”
沈青山站在公司落地窗前,看着杭州的灯火,常常想起南山。
他带出了很多人,也改变了很多人。可他知道,山里还有更多孩子没有走出来。有人因为家里穷辍学,有人因为没见识错过了机会,有人一辈子困在几亩薄田里,连县城都没去过。
财富像潮水,涨起来的时候,有人被托起,有人被卷走。
沈青山站在潮头,心里却并不轻松。
他时常问自己:一个人走出大山,算不算真正的成功?如果只让自己富了,那山呢?那些还留在山里的人呢?
这一年清明,他回南山祭祖。
老屋还在,只是墙皮剥落,屋顶长出了青苔。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母亲头发全白,坐在门槛上晒太阳。她看见沈青山回来,慢慢站起来,说:“青山,你回来了。”
沈青山点点头。
母亲望着远处的山,忽然说:“你带出去那么多人,都过上好日子了。可山里的人,还是穷。”
沈青山沉默了很久。
风吹过山谷,竹林沙沙作响。他看见山路上有几个孩子背着书包往学校走,鞋子上沾着泥,脸上却带着笑。
那一刻,他心里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
他知道,自己的故事还没有写完。
南山的故事,也远远没有写完。
第6章:陈树生的第一根梁
陈树生第一次看见杭州,是坐着一辆破旧的中巴车进城的。
那天凌晨四点,天还没亮,他背着蛇皮袋站在村口等车。袋子里装着两件旧衣服、一双母亲纳的布鞋,还有半袋炒米。他兜里揣着三百块钱,是家里卖了半头猪凑出来的。
中巴车在盘山路上晃了六个多小时,陈树生吐了两次。到杭州西站时,他脸色发白,腿软得站不稳。沈青山已经在车站门口等他,穿着笔挺的衬衫,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
"来了?"
"来了。"
沈青山接过他的蛇皮袋,没多说什么,只带他去工地宿舍安顿下来。
那是陈树生第一次住进集体宿舍。八个人一间,上下铺,空气里全是汗味和水泥味。同屋的工友问他哪里人,他说浙南。工友笑:"山里来的?能扛得住吗?"
陈树生没回答。他把自己的布鞋摆在床底下,把炒米放进柜子里,然后躺下来,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看了一整夜。
沈青山没有因为他是同乡就照顾他。
第一天上班,陈树生被分到材料组,负责搬运钢筋、水泥和模板。工地上太阳毒,钢筋晒得烫手,他光着膀子干,肩膀很快磨破了皮,血渗出来,和汗水混在一起,钻心地疼。
中午吃饭,他蹲在工地角落啃馒头,看见沈青山从办公楼走出来,和几个工程师一起讨论图纸。沈青山穿着白衬衫,戴着安全帽,手里拿着卷尺,说话时眼神很稳。
陈树生低下头,继续啃馒头。
他知道自己和沈青山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沈青山是大学生,是管理者,是站在楼上的人。而他,是搬材料的,是站在楼下的人。
但他不服气。
晚上回到宿舍,别人打牌、喝酒、吹牛,陈树生借来一本旧图纸,趴在床上看。他不识字太多,很多符号看不懂,就一个一个问工友。有人嫌他烦,说:"看那玩意儿干啥?咱们干苦力的,会搬东西就行了。"
陈树生不吭声,第二天继续问。
三个月后,他认识了工地上所有的材料,能分清螺纹钢和圆钢的型号,能看懂简单的平面图。材料组长注意到他,把他调到仓库做管理员,不用天天搬重物了。
这是陈树生第一次"升官"。
他给家里寄了第一笔钱,一百五十块。母亲打电话来,声音哽咽:"树生,你在外面别太苦。"
他说:"不苦,妈,我挺好的。"
挂了电话,他蹲在工地围墙边,哭了很久。
转折发生在一个雨夜。
那天夜里下暴雨,工地上一批刚到的水泥堆在露天场地,如果被雨淋透就全废了。值班的老工人睡过头了,没人发现。陈树生起夜时看见外面电闪雷鸣,心里一紧,披上雨衣就冲了出去。
他一个人把几十袋水泥往棚里搬,一趟又一趟。雨水顺着安全帽往下灌,鞋子早就湿透了,泥巴裹住脚,每走一步都很吃力。搬到最后一批时,他脚下一滑,摔进泥坑里,膝盖磕在钢筋上,鲜血直流。
他咬着牙爬起来,继续搬。
天亮时,雨停了。水泥全部抢回来了,一袋没湿。
沈青山赶到工地时,看见陈树生坐在棚子里,裤腿卷着,膝盖上缠着一条脏兮兮的布条,正在啃冷馒头。
"你干的?"
陈树生点点头。
沈青山看了他很久,说:"去医院。"
"不用,小伤。"
"去医院。"沈青山的语气不容拒绝,"下午别干活了,休息。"
那天下午,陈树生躺在宿舍床上,听见门外有人说话。是沈青山和项目经理在争论什么。项目经理说:"一个搬材料的,出什么头?万一出了事谁负责?"沈青山说:"他守住了公司的财产,也守住了自己的本分。这样的人,该给机会。"
陈树生把脸埋进枕头里,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沈青山真的给了他机会。
半年后,陈树生被调到工程部,跟着一个老工程师学看图纸、放线、测标高。他文化底子薄,很多专业术语听不懂,就随身带一个小本子,把不懂的词记下来,晚上查字典、问人。
老工程师起初看不上他,觉得一个山里来的苦力,能学会什么。可陈树生不怕问,也不怕骂。老工程师骂他笨,他就第二天再来问一遍。骂三遍,他就问四遍。
半年后,老工程师对沈青山说:"这小子,有点意思。"
一年后,陈树生能独立放线了。
两年后,他成了施工员。
第三年,他考下了二级建造师证。拿到证书那天,他给沈青山打了个电话,声音发抖:"沈总,我考过了。"
沈青山在电话那头笑了:"好。继续考。"
2005年,公司接了一个大型住宅项目,陈树生被任命为项目副经理。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带团队"。手下管着几十号工人,十几个施工员,每天要协调进度、质量、安全,还要应付监理和甲方。压力大到整夜睡不着觉,头发一把一把地掉。
有一次,工地上一名工人高空作业没系安全带,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断了三根肋骨。陈树生赶到医院时,工人家属围着他骂,说他黑心老板,说他草菅人命。陈树生没辩解,当场垫付了全部医药费,又自罚三个月奖金。
事后沈青山找他谈话:"怕吗?"
"怕。"
"怕就对了。"沈青山说,"管工程,手里是人命。你越怕,越不会出事。"
陈树生记住了这句话。
从那以后,他工地上安全规范抓得最严。谁不戴安全帽,他当场罚款;谁高空作业不系安全带,他直接停工。工人背后骂他"陈阎王",可他的工地,事故率是全公司最低的。
2008年,陈树生买了房。
滨江区的一个小区,八十九平米,首付三十万,贷款二十年。签合同那天,他握着笔的手一直在抖。售楼小姐问他:"陈先生,确认一下姓名?"
他一笔一画写下"陈树生"三个字,忽然鼻子一酸。
他想起了村口那辆破旧的中巴车,想起了肩膀上磨破的皮,想起了雨夜里摔进泥坑的那个晚上,想起了母亲在电话里说"别太苦"。
他走出售楼处,站在路边,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妈,我在杭州买房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好,好……你爸要是还在,该多高兴。"
陈树生挂了电话,蹲在路边,像个孩子一样哭了出来。
如今,陈树生已经是公司的高级项目经理,年收入几十万,开着二十多万的车,女儿在杭州读小学,周末带她去西湖边喂鸽子。
他偶尔会回南山。
老屋翻新了,母亲住在有卫生间的新房里,再也不用摸黑去茅厕。村里修了水泥路,小轿车能直接开到门口。他给村里捐了一笔钱,建了一个图书室,里面摆满了书。
有一次,他站在图书室里,看着几个孩子趴在桌上看书,忽然想起二十年前那个蹲在工地角落啃馒头的自己。
他走出图书室,看见远处的山。
山还是那座山,层层叠叠,沉默不语。
可他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山里的孩子,正在一页一页地翻过这座山。
而他,是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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